作家迟子建的长篇小说《白雪乌鸦》，写的是距今110年前的1910年秋天，在冰城哈尔滨傅家甸地区发生的一场旷世劫难——鼠疫大流行。两个在西伯利亚地区捕猎旱獭（土拨鼠）的华工，首先感染。两人居住的一间简陋的旅馆里，病毒借助两具虚弱的病体疯狂滋生；接连不断的人传人，最终导致鼠疫横行，夺走六万余人生命。仅傅家甸地区，整个鼠疫流行期间就有5600余人毙命，占当地总人口三分之一。
这是一串惊心动魄的数字。冰冷的数字被有心的作家用强悍的文学想象激活，笔端流泻出一派活灵活现的晚清东北风俗。客居哈尔滨多年的迟子建，以史家的忠实与诚恳，上穷碧落下黄泉，坐足冷板凳，在查阅大量历史文献和旧新闻报纸的基础上，提笔构建了一个血肉丰满的“纸上傅家甸。”小说初版于2010年，像是鼠疫的百年之祭；十年后时至近日，小说再版，遭遇肆虐全国乃至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好一个时间的百转千回。作家多年前的秉笔实录与恰当虚构，那些清晰准确的文字，那些可触可摸可嗅的画面，与此番疫情下的众生相，何其相似乃尔；书本里的人物和情节，与滚动播报的朋友圈、及时更新的新闻报道，整体如出一撤。
当然，不加修饰和过滤，直接爬梳历史、摹写现实，富有创造力的小说家是不愿为之的。只有经过虚构和想象的蒸馏，历史的资料、现实的素材才能进行化合反应，释放出质变的能量，从而臻于艺术的醇美之境。做到这个程度，考验的是作家的文本结构能力。《白雪乌鸦》里，迟子建有意无意塑造了三组对立关系，看似左右矛盾，各占事物两极；实则你我融通，就像圆的接榫，浑然完整无间隙。
第一组对立是贫富。毫无疑问，社会分化与阶层差距任何时代都会被集体讨论。《白雪乌鸦》里，迟子建用笔分隔出两个贫富对立的世界。时光回到1910年的哈尔滨。中东铁路刚刚兴起，这条铁路的建设不仅仅是为了勾连交通，而是隐藏了俄国人经略远东的国际战略野心。铁路与松花江的交汇处即是哈尔滨，要冲地位赋予了哈尔滨得天独厚的政治和经济地位。
有资料记载，1902年进入中国的外国资本，有27.4%投向哈尔滨，东方巴黎上海仅占到14%。到1903年，一座近现代商业城市雏形已在哈尔滨形成。哈尔滨成为国际性商埠后，先后有33个国家的16万余侨民汇集，16个国家在此设领事馆。宽敞的中央大街和城市广场，庞大的铁路管理综合楼，配套的医院、学校和住宅，还有中央供热和排水管道，哈尔滨的基础设施建设可谓引领彼时欧洲文明之先。随之建起的西式建筑也蔚为大观。铺排在街道边的教堂和剧院，上演着虔诚的祷告和精致的西洋戏；鳞次栉比的商铺客店，售卖着来自俄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时髦尖货。一切物质与精神，珠光宝气和高端体验，哈尔滨像是个吞吐万物的巨兽，都能在它肚子里觅得。小说男主人公王春申暗恋的俄罗斯女演员谢尼科娃，当时全家居住在哈尔滨埠头区（今道里区），享受着这番华贵的生活。
转眼去看傅家甸呢？这里充满了世俗与平民的气息，是《白雪乌鸦》主要故事发生地和人物主要活动地。1910年的傅家甸，居住着两万多居民，主要是贫穷劳工。他们大多是来自山东、直隶闯关东的农民。办客栈货摊、开烧锅（酿酒作坊）食肆、行医卖药、给牲口挂掌……操持着五行八作于此汲汲营营，穷山恶水里艰难讨生存。迟子建把伧俗的贩夫走卒们，请到舞台中央聚光灯下，以灰暗的小人物为钉卯，撑起一张牢固不破的城市底层人物关系网，绘出一幅纤毫毕现的傅家甸民情风俗画。男主人公王春申驾着从道台府衙里出青的马，拉车从傅家甸出发，接送谢尼科娃，车行一路，即是一次明亮与黯淡的鲜明对照。王春申家经营的小旅馆，也是疫情的策源地。疫情由傅家甸点燃，蔓延至整个哈尔滨，后沿铁路由北向南传播，遍及东北，传至关外直隶、山东、天津、湖北等省份，成为威胁整个近代中国的大疫情。
事实上，平民的生活褶皱里，掩藏着大量具体可感的历史细节。一斤猪肉价格多少，一家人裁衣费几匹布料，一趟车马路途几里，酿一缸酒耗费几斤粮食……信息虽然琐屑，庙堂里的史官或许不会正眼瞧，但在沸腾的民间江湖，它们携带着凡人的体温和情感，某种程度上成为历史洪流的绝佳注脚和细微见证。迟子建像个考据家，在泛黄的故纸堆里搜肠刮肚，巨细靡遗，再活化到小说叙述，为文本建构了深厚的物质生活基础，和坚实的阅读质地。
《白雪乌鸦》里，有一个作家着墨不多、但令人印象深刻的配角人物——粮店老板纪永和。此人猥琐吝啬，囤积居奇，故意守粮仓压粮食不卖，干等疫情规模扩大好坐地起价。结果机关算尽，没等发财，自己却感染误了卿卿性命，死前手里还紧攥着几颗不愿卖的红豆粒。镜头闪回百十年后，口罩成了硬通货。医院红灯告急，各地全网全店脱销，工厂加班加点马力全开，市民彻夜排队。危急之中却还有狗苟蝇营之辈，故意抬价，用口罩作牟利的砝码。硝烟漫至学术圈，两派经济学者站出论辩，有的高喊“发国难财”有理，价格是市场的唯一信号和准绳；有的恪守底线，赚钱也要分时分地，讲伦理保底线。“纪永和”跳出书本回魂到当代，模样一点没变。
第二组对立是新旧。人类冲突究根结底分两类：利益冲突和观念冲突，又以观念冲突最明显。观念指导行为，泾渭分明的新旧观念分别影响人做出千变万化的行为，背后实则是传统意识与现代意识的对立。
《白雪乌鸦》里一个特别精彩章节叫“过阴”，单独从书中拎出，描写也十分敦实和生动。鼠疫袭来，猫有猫道狗有狗道：有的放血，有的针灸，有的刮痧，有的不食五谷静心打坐。奇幻的是，傅家甸地区有一个狐仙附身的神婆周于氏，在她灵魂出窍之际，跪下听她念叨自己前世今生的过失，只要心诚悔过，就能免于鼠疫侵袭。疫情期间，有如神助的周于氏把半个傅家甸的香火都聚拢过来。如果说百十年前的国人还痴迷于利用奇技淫巧来克服病痛，加之风行东北大地千百年的萨满信仰，从来迷信预言解梦、遨游太虚，傅家甸人的行为还情有可原。百十年后各种反科学、反现代、反常识的谣言依旧漫天飞舞，三人成虎，那么值得反思的是时至今日，弘扬科学理性的现代文明观念离我们到底还有多远。
多喝单枞茶、多吃草莓、燃放烟花、蜂针疗法、红糖和姜葱蒜熬水、老母猪下崽后突然开口说话称天亮前吃鸡蛋防肺炎……疫情期间的谣言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争奇斗艳，有的简直令人出离愤怒。更有甚者，因为一条新闻，双黄连口服液全网瞬间秒空，众人不顾隔离要求实体药店门口彻夜排起买药长队。对照百十年前的傅家甸，沐浴着工业化和高科技光辉的现代人，从底层逻辑反观，又进步了多少？事实上，病毒与谣言同卵双生，互为彼此提供给养，提供传播渠道。不靠谱的养生谣言、食补观念早就大举侵占朋友圈、微信群。已有研究表明，此次疫情传播度的中间宿主是穿山甲，与导致“非典”的果子狸同病相怜。疫情在特殊时期充当了高光的放大器，把各类怪诞行径、前现代观念照得更亮。
生养迟子建的大兴安岭北极村，山高地远，树木参天，一下雪便晶莹剔透如童话世界。特殊成长环境对作家心灵的哺育，令迟子建的文学禀赋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天生带有“万物有灵”的泛神论色彩。人对天地生灵崇拜和敬畏久了，自然会为事情的因果关系蒙上超验的解释。迟子建在创作之余，也一直倾心收集东北民间的神话传说、乡野秘史、民俗故事。这股神秘的力量灌注在作品里，会发酵成作家独一无二的辨识度，文学的个性和生命力也由此建立和彰显。但文学毕竟是情感表达，面对疫病和生死，所有人还是需要相信权威专家理性的判断，科学的防治策略。
《白雪乌鸦》里，鼠疫最终并没被周于氏的“过阴”消灭。清廷当请来留英归国的热带病学专家伍连德博士，担任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他当机立断，封锁傅家甸，切断铁路线，设置隔离区，全民戴口罩，全城消毒杀菌。最后一把熊熊烈火，焚尽郊外胡乱埋葬的病人尸体。这些冷血无情的铁面举措，极大挑战了当时国民的生死观、医疗观、生活观，也极大震撼了晚晴朝堂。但胜利终究还是要靠科学来抵达，伍连德最终刹住了鼠疫蔓延的脚步。由此成为中国现代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缔造者。迟子建对待生命也是仁爱的，她下笔描写伍连德，笔锋刚柔并济，态度果断决绝。她读懂了伍连德的抉择与抛弃，识得伍连德的功勋对彼时的哈尔滨人是多么生死攸关——托付医者仁心，捍卫国士尊严。
第三组对立是生死。生死是永恒大哉问。对于习染儒家文化的汉民族而言，孔夫子回答学生子路的一句“未知生，焉知死”，直接将认知死亡踢出了人生课堂。迟子建对死亡的处理颇具匠心。《白雪乌鸦》里，女主人公于晴秀可爱的儿子喜岁在鼠疫中丧生，但迟子建为她安排怀二胎，取名还是喜岁。疫情结束，店铺重新开张，人们摘下口罩，继续喝酒、吃肉、劳动，傅家甸重归往日生机。小喜岁慢慢成长，他对劫难没有记忆，他活在新世界的阳光里。面对死亡，迟子建提供的带着无限希望的回答，消解了生死对立，赋予死亡新生的意义。
此次疫情，我们看到太多悲痛欲绝的场面，它们被亲历者的自述文字、手机里的短视频记录。湖北电影制片厂常凯导演一家四口病逝，治疗一线的护士长蔡利萍穿着防护服痛哭追赶丈夫的殡葬车，爷爷死于家中七岁孙子为其盖被守护……这些真实的痛切、悲悯和无助，相信任何作家的虚构之笔都很书写万一。但也有这样的画面：据媒体报道，从1月23日武汉关闭离汉通道到3月11日，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安全迎来3200多个小生命，占疫情期间武汉市新生儿总数的30%。他们不但实现了胎儿存活率百分之百，还实现了新生儿零感染。他们和小喜岁一样，也将对劫难没有记忆，活在新世界的春光里。
巴尔扎克说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迟子建的作品大多干净、轻盈、通透，灵气十足，《白雪乌鸦》算是比较沉重的一部。作家带着为生民立命的决心，贴着历史一点点勾描，一笔笔铺陈，记录下城市如何直面灾难而新生，终成一部历史大书。人类与病毒搏斗的过程，也是人类进化与迭代的过程。这个过程里有着丰富的矿藏，等待作家去发掘和勘探。面对历史，尤其是灾难，作家何为？迟子建的书写或许提供了一种参照。置于今日疫情下考量，虽不是黄钟大吕，振聋发聩，但灾难里文学这声轻柔的呢喃，依然具有预示和警醒的意义。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