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常提“海派”，然而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如何理解？1999年版的《辞海》都没有专门解释。
“海派这个概念的出现，要上溯至20世纪30年代。”10月27日，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陈子善做客“行知读书会”，与读者分享他心中的海派与海派文学。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陈子善做客“行知读书会”，与读者分享他心中的海派与海派文学
鲁迅对“海派”有过什么评价？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鲁迅曾发表两篇标题几乎相同的文章，其一为1934年发表的《“京派”与“海派”》。
鲁迅说：“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 ‘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
当时鲁迅给“海派”下的定义为“海派是商的帮忙”，略带调侃意味。
一年后，鲁迅继又发表《“京派”和“海派”》一文，进一步分析说一年后京海开始合流，主要论据在于周作人为施蛰存所编《晚明二十家小品》题签。周作人被鲁迅冠之以“真正老京派”，施蛰存被鲁迅称之为“真正小海派”，而周施的合作即“京海合流”的体现。
“这两篇文章说明什么？说明鲁迅对‘海派’这个概念是不认同的，有批评的，与我们今天对海派的理解是不一样的。”陈子善说，但一笔写不出两个海派，他必须把这个背景讲清楚。
“当年鲁迅对海派及海派部分作家有批评。现在看鲁迅的批评也值得被大家讨论。这个事实必须提出来，我们不能回避。当年鲁迅对海派的理解就是海派是近商的，实际上就跟金钱走得很近，这是鲁迅的看法。”
哪些作品与作家可以归入“海派”范畴？
在陈子善看来，今人既没有必要完全拘泥于鲁迅的论述，亦不能将鲁迅批评过的“海派”丢入历史故纸堆。如何重新定义“海派”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以文学为例，到底哪些作品可以归入“海派”的范畴呢？
1989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之“海派小说”专辑，收入十个小说家及其代表作：包括黄震遐《大上海的毁灭》、李同愈《忘情草》、崔万秋《新路》、林微因《花厅夫人》、苏青《结婚十年正续》、施济美《凤仪园》、丁谛《前程》、予且《两间房》、潘柳黛《退职夫人自传》、东方蝃蝀《绅士淑女图》。丛书主编魏绍昌先生认为上述作家是海派小说家的代表，他们的作品是属于海派小说的一部分。
在这十本小说集的影印说明中，有很重要的一段话：“所谓海派，是指由于特殊的历史渊源和畸形的都市环境所形成的文学流派而言……他们都以上海人的眼光和心态写上海滩上的形形色色，作品语言渗透着洋场气息和浓郁的上海风味，以故事生动、内容通俗，适合多层次读者口味为特色。”
“就这么一段简明扼要的话，就有对海派文学的界定或者评价，当然这里面也有批评，譬如说‘畸形的都市环境’。”陈子善猜测这段话就是魏绍昌先生写的，“我基本上认同魏先生对海派文学的评价。”
到了1999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学者许道明的一本书，题目就叫做《海派文学论》。这是一本专门讨论海派文学的学术专著，从文学史的角度系统地讨论海派文学。
“许先生对海派文学有很系统的研究，在出版这本书之前他已经出版了另一套书，是他编的，叫做《海派小品集丛》，小品就是散文，是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的，分了好几辑。”陈子善说。
也就是在《海派小品集丛》中，海派文学家的名单更长了：施蛰存、徐訏、叶灵凤、章衣萍、张爱玲、丰子恺、钱歌川、章克标、无名氏等。
海派文学何以起步？
陈子善认为，晚清、清末或民国初年是海派文学的起步期。
“实际上海派文学之所以可以成为上海文学当中重要的一支，主因是清末上海开阜以后，印刷资本主义兴起后，上海市民阶层不仅有在上海赚钱的需要，也有文化消费的需要。他们需要阅读。除了古典名著之外，除了地方戏剧之外，除了已经开始引进的电影之外，他们需要更多的阅读。这时候文学创作欣欣向荣，诞生一大批作家、作品。”
其中有一部作品非常重要。陈子善说，那就是清末韩邦庆用苏白写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当时在上海做生意的很多是苏州人。这部长篇写的是乡下人进城。对上海的海派文学来讲，有一个永恒的主题就是写‘乡下人进城’，一直写到今天农民工、乡下人进城。当时都市文明、都市文化正在兴起，上海成为中国有代表性的新兴移民城市。”
”这部小说写得很生动，从当时社会的某种程度来讲，可以说是上海社会的百科全书。”陈子善还认为，海派文学的开山祖师就是《海上花列传》。
在韩邦庆之后，还有很多写上海的作家，陈子善认为他们的作品都可以归为海派文学，比如孙家振的《海上繁华梦》，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新上海》等。“这一系列的作品我们有很多分类，有的是黑幕小说，有的是情爱小说，但是我也可以把它们归入海派文学。我认为海派文学最初是这样起步的，写上海滩的形形色色。”
陈子善说，到了三十年代，新文学起来了，成为上海文学的主流，但是写上海的文学家仍然在写作，仍然拥有大量的读者。
“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面，有一些新文学作家注意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新文学一方面要向外国学习，一方面要向古代文学学习，向《红楼梦》、古典四大名著学习。那有没有可能也向近代以来写上海的作家学习，即向所谓的通俗文学作家学习呢？”
当时有一个作家，叫叶灵凤，他写了长篇小说《时代的姑娘》《未完成的忏悔录》，结果在上海的《时事新报》上连载，一举成功。
“这是海派文学在三十年代的收获。叶灵凤是新感觉派的一个作家，所以他把先锋现代小说的技法运用到通俗的大众的连载小说上面，符合当时上海市民的阅读兴趣。后来他又在小报上连载《永久的女性》，写一个模特的爱情生活，这故事都发生在上海这样的都市。”陈子善认为，这些三十年代中期的长篇连载小说是海派文学的收获，同时也是新文学向通俗文学学习借鉴的收获。
“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对海派文学原先的界定，我也可以说新感觉派其他的作家，譬如说穆时英写的一系列上海都市题材的作品，我也视之为海派文学的作品。”
在宝山“行知读书会”，陈子善还特别提及学美术出身的宝山人滕固。“他前期作品有唯美派的倾向。小说创作出过好几本，比如《迷宫》、《外遇》等。他的作品流露出当时在都市生活的一部分年轻人的颓废生活，他们的苦闷，他们的追求，这是滕固。
“我们宝山现在好像很少提到滕固这样的作家，但他在上海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地位不低的。而且他的这些作品，如果我们把尺度放宽的话，也应该是海派文学的组成部分。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我特别要提出滕固，是因为上海是移民城市，在文学上成就特别大的上海人不是很多。浦东有傅雷、松江有施蛰存，宝山有滕固、嘉定有秦瘦欧和唐大郎，他们都值得我们自豪的。”
海派文学贴近上海百姓，今后何去何从？
到了四十年代，上海又出现了一大批海派作家。陈子善举例，作家周天籁写了一个长篇《亭子间嫂嫂》，那是典型的海派小说，写上海底层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写了一个文人跟一个在亭子间里面的女子，这个女子为生活所迫接客，“是很感人的作品。”
而海派文学在海外产生影响，陈子善认为要以刘以鬯为代表。
“刘以鬯是上海出去的，他的文学道路在上海开始的。他的特点第一继承了上海、海派的文化传统；第二，他擅于向西方学习，他后来在香港出版了一个长篇小说《酒徒》就是意识流手法写的，他是我们20世纪中国文学中比较少见的有多种写作手法的作家。他还写通俗小说，一般纯文学看不起通俗的，认为纯文学才是文学的正宗，通俗的也不大愿意跟纯文学的来往。但刘以鬯先生不一样，他后来的长篇《对倒》被王家卫改编成电影《花样年华》。”
在陈子善看来，海派文学有一个特点——贴近上海老百姓的生活。“我刚才讲的那些作品绝大部分都是贴近生活，不居高临下，这是海派文学很大的特点。”
“我们今天讲的海派文学，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有几部作品绕不过去。比如《海上花列传》《亭子间嫂嫂》《传奇》《结婚十年》都可以视为1949年以前海派文学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当然可能还有更多。”
金宇澄的《繁花》在陈子善看来是当下海派小说非常成功的作品
改革开放以后还可以提到哪些海派文学作品呢？陈子善说，我们可以提到《长恨歌》，虽然王安忆一定不会说自己是海派作家，但是我们可以把她这部作品归入海派文学之列。而金宇澄的《繁花》在陈子善看来也是当下海派小说非常成功的作品。
“海派文学有几个基本的特点。一个它的开放性、多样性。因为是写上海，上海本身是开放多元的国际性大都市，这在海派小说中体现得很充分。二是某种程度上来讲也带有探索性，为什么呢？原来两条路，新旧文学互相敌对，海派文学却把两者融合在一起，这是一种探索。”
“所以我们今天要想海派文学往何处去，今后怎样进一步发展？这是要大家进一步思考和实践的。”陈子善说，上海是个丰富的城市，写弄堂的好作品不少，但如果只写弄堂，就显得单一了。
“上海的郊区如何写？城郊结合部如何写？工厂如何写？打工者、外来者如何写？海派文学的特点如何体现？这些都是我们在回顾海派文学时，对于海派文学产生的新的期待。”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