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笑极其感染人，像个儿童，每次看到他的笑颜我都由衷地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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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我调到《上海文学》杂志社做编辑，终于和史铁生见面了。我的直感是:他的健康强壮超过了我所认识的所有的人。他自在而豁达，说自己的腿就像说别人一样，经常把我逗笑，因此我也不担心说腿的话题会刺激到他。
有一回我告诉史铁生，梦见他的腿没坏，走得挺好的。他笑着说:不少人梦见我站起来了，都是潜意识在起作用吧？我的梦是阶段性的，腿刚坏的那一阵，总梦见自己腿好好的，说明潜意识还是停留在过去，不肯承认这个现实；后来在梦中见到自己腿坏了，痛心疾首，说明要反抗这个现实；现在我彻底死心了，知道它是铁板一块，任谁也治不好了，于是梦也没有了。
1988年10月我去北京接史铁生到上海参加两年一度的获奖小说发布会，史铁生说想陪我去地坛散步，他问我是否愿意。我当然愿意，事先他对地坛的形容使人不可能作出别的选择。那次作陪的还有中国作协的陈国华。
史铁生住的那个房间不大，院子也不大，陈国华帮着推轮椅车。轮椅车推出去时还擦着了门。我一直不能忘记那个场景，史铁生的老父亲弯腰检查吊在车旁那个接尿的黄色塑料瓶，史铁生笑嘻嘻的开了句什么玩笑，场面很家常，很温暖。记得看着老父亲略显苍凉的脸容，我的心非常酸，想着他们家该进个女人了。
我们三人在夜色初起的傍晚漫游了地坛，他说与地坛很有缘分，家搬来搬去的总围绕着它。他说他经常来，除了那座祭坛上不去他都走过了。我和陈国华便坚持要把他抬上去，他涨红着脸不肯，说你们上去吧，我在这里看你们。那时我正热衷于站桩、打坐，话题自然牵涉到一些异常体会，我告诉他曾在静中看到美丽的花朵在空中旋转，他很有感触地说:是啊，我在地坛静坐时也看到过这样的花，很美丽，很空灵，是现实世界中没有的。记得陈国华还有些好奇，说打坐冥想不错啊，我也想试试。
那时候我没有想到两年后会有一篇与此地点有关的散文震动了中国文坛，更准确地说震动了读者们的心。
在上海开会的那几天，他的脸一直欢笑着，除了要说一句什么话而一时想不出时，他才会略为紧张而严肃地半低着头，大拇指、食指和中指紧拈着香烟来回搓，等他找到了自己满意的语句，才会从沉浸的状态中脱出，马上变得眉开眼笑浑身舒坦了。他的笑极其感染人，像个儿童，每次看到他的笑颜我都由衷地快乐。记得他对上海的赞叹，其中竟有对柳树的观察，他说:怎么南方的树都长得这么秀气？你看那柳枝一条条垂下来，真有感觉，不像北京的柳树直愣愣的朝着天，一览无余的豪气，一点也不女性，柳树应该是女性的。
在日后的《我与地坛》中我又一次看到了他的细致观察，或者说他对生命入微的感受。生命不仅仅是《我与地坛》中令人难忘的众多人物，还有那些小昆虫以及树木花草，“蜂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这些景象实质就是我们众生欲解脱的心相，更准确地说是史铁生的感同身受啊。
1990年12月，我去北京组稿，赶到史铁生家已是晚上十点半左右了，史铁生刚从地坛回来，他正在小院里倒轮椅车，随着动作，他的身上散发出苍松、柏杨的清凉气息，一个年轻女子撩着门帘背光而站，身上同样散发着好闻的地坛之味。她就是史铁生的新婚妻子陈希米。这位姓名带着音乐之声的太太很年轻，很美丽，很温柔，很明朗，她的腿虽有微疾，但动作之敏捷一点也不亚于健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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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为什么，那次我竟能闻到地坛的气味，我感受到一种强烈的信息。其实这时候他的《我与地坛》刚脱稿，也许是他还沉浸其中，才将那种信息散发出来？
那次我们仍是闲聊了一番，临走时，我本能地问了句，最近在搞什么啊？史铁生想说什么，迟疑了一下说:嗯，算了，以后再说。
史铁生与人相处极其随意，但在写作上却非常的认真、严肃，对编辑他不轻易承诺，甚至可以说，当你开口约稿时，他的态度接近于拒绝。我完全能够理解，按他的身体状况和对文字的负责态度，每年所写不多，谁又忍心逼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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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的是，我回上海不久，接到一封厚厚的书信，打开一看竟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15000字，这是一个被命运打倒最终又站立起来的人与一座古园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一个人与一群人的故事，其中最感人的是作者的母亲，那个独自吞食痛苦却努力扶持儿子的母亲。当时我们发的散文都不长，一般情况都是六七千字左右，因此他的信显得有些忐忑不安，问是不是太长了？问对不对《上海文学》的路子？我后来对他开玩笑，你自己造的宝自己不认识啊？记得当时读这篇散文时的心情，真是万分激动，我冲到副主编办公室，用近乎喊叫的声音对着周介人说:史铁生来稿了！写得实在太好了！
我的激动不仅仅是因为史铁生稿子给我的冲击力，还在于一种快乐和感动，他一定是慎重考虑后才给我们杂志的啊。《我与地坛》清晰地标出了史铁生的心路历程，终审看后也非常兴奋，说:发！马上发！明年第一期。为了排上1991年1月号，好像还抽下了一篇稿子。
一般情况下，杂志社对1月号都相当重视，它等于新年的一个亮相。因此终审又对我说:1月号的小说分量还嫌不够，缺重点稿，你对史铁生说一声，把这篇稿作为小说发了吧。它内涵很丰富，结构也不单一，作为小说发一样的。
我深知这篇稿是他用生命的苦难和坎坷作基石的，字字句句都是感悟，而非小说的虚构。所以迟疑着，不知道怎么对史铁生说。终审又说没关系啊，他出散文集子时照样可以收进去的，再说小说的地位比散文重，没有亏待他啊。我遵嘱和史铁生商量，完全在预料之中，他坚决地说:就是散文，不能作为小说发。如果《上海文学》有难处，不发也行。
编辑部商量对策，蔡翔很严肃地对我说:你好好和史铁生商量，就说帮《上海文学》忙，史铁生人蛮好的，也许他会改变主意。
结果第二年1月号，也就是1991年1月号《上海文学》发表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标题既非小说也非散文，甚至不是“名家近作”，而是以“史铁生近作”作为标题。我想终审如此做也是有他的全盘考虑的，史铁生也接受了这种机巧的做法。
《我与地坛》发表后引起了全国读者的注意。它的部分章节被入选到高中的语文课本之中，感染了更多的年轻学子。很有意思的是，《我与地坛》被多家选刊转载，他们将它归入散文范畴，但也有作为小说转载的。当时我非常开心，管它呢，只要能大大地传播，误会就误会吧，形式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史铁生的文字得以更多的渠道流通了。编辑部也收到不少读者来信，许多人说，史铁生的这篇文章深深地打动了他们的灵魂，一些受病痛折磨和烦恼困惑的人由此得到了慰藉。有一个读者说得更是极端，他说1991年整个中国文坛没有文章，只有《我与地坛》立着。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与地坛》的影响仍经久不息，直到现在仍有人说，到北京可以不去长城，不去十三陵，但一定要去看一看地坛。
我是《我与地坛》的第一个读者，这样说或许不太准确？陈希米应该是第一个吧？我也有自己的读后感:史铁生超越了自己的痛苦，升华了自己的生命，这个生命在最后不是走向世俗的轮回，而是走向了光明的无尽的解脱之境。
（实习编辑：马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