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涌豪 

    我所熟悉的学者中，周先生可称书痴。不但常趁公私便利，满世界搜书，有时还会为一本书不计烦难，专往访求。常自述心得：不讲究版本与品相，不计较全帙或残本，虽图书馆不收、藏书家不重、目录学不讲，片琼碎玑，均同拱璧。
   
    收录在《知者不言》中的四辑文字，由“说人”、“说事”而及“说书”、“说词”，许多就是依其秘藏生发的。至于重点，则围绕晚清以来，中外交流中种种为人遗忘、错过或根本未知的事情展开。其间，早期耶稣会士来华经历与生平著述，与夫近代文人学士的仓促回应和功利接受，交互错杂地散落在近代史研究的宏大叙事之外，赖他眼光独到的搜罗，终得洗发光彩，实在是一件嘉惠学林的善事。
   
    之所以说眼光独到，是基于他有一种特别的自觉意识，那就是历史研究不能仅关注“大人物”与“大事件”，而忽视“一般民众的思想行为与普通社会活动的进程”（97页）。落实到书中所论，就是治近代思想史不应仅限于康、梁、章、严，治近代来华天主教传教士不应仅限于耶稣会的罗、利、汤、南。这样的意思，书中再三强调。目的只一个，就是克服将历史人事孤立化的学界痼疾，因为这样的研究，在他看来，必然会遗落具体人事的社会、人文环境，有违“历史研究整体性的要求”（137页）。
   
    说起来，一种整合的历史观（Integrated historical view）本是治史之常识。不说西方有类似霍布斯鲍姆的“草根史学”（grassroots history），近代以来，梁启超、李大钊等人也早有呼吁。后者《史学要论》所谓“中国旧史，其中所载，大抵不外帝王爵贵的起居，一家一姓的谱系，而于社会文化方面，则屏之弗录”，就是要人眼光朝下。但因受本质论、规律论的长期训教，再加上“路径依赖”的偷惰，以后忙于各种“生计”，多方搜读史料的死功夫的荒疏，我们写出的东西，经常只有  “大前提”，而看不到“小结里”。
   
    作者不同，素来“对非一流的人物比较有兴趣”（243页），为其性少拘束，言谈自由中往往裸出更多的真相。所以，但凡人所不知不重的日记、笔记和传记资料，乃或良朋话旧，“当年意气论交人”的往来函札，都成为他着意收录的对象。平人见朝燕居，本不是一副面孔、一样笔墨；在他，一样地留心，并仔细辨析。这样日积月累，由卑及高、似迩实远的结论就出来了。
   
    《晚清营业书目前言》一文，记其搜集晚清书肆营业书目近20种，用以揭示其时西学流行的情况，特别是在广度上对一般民众思想行为的影响，在速度上对普通社会活动进程的覆盖，就是一例。盖此前人们多关注这种影响的深度，由于认定唯学、官两界对西学认知最深，所以眼睛自然只盯着上层；而所据有的一般性史籍与人人习见的资料，确实也不足以支撑其展开底层研究。现在，经由作者的搜讨发现，使人了解西学流行与影响的实态，并有以理解晚清社会对西学接受如何为实用目的左右的真相，其意义显然不仅在方法一途。有心的读者，若进而将此与《清末科考策问中所反映的士人意识》及《新学大丛书》等文合读，体会当更深切。
   
    其他如在意大利国家图书馆见到西洋所编《葡汉词汇集》等中外对照词典与词汇集，想到可由此切入，研究中西语言接触史；由西人所著《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想到为什么不能借以改变传统书史只重版本目录，而无书籍影响研究的缺失，等等，也均有胜义。王韬是近代史上集矢的人物，但作者《王韬晚年未完成的一件大事》一文仍有新事证发布，对其从不为人所知的《洋务辑要初编》一编予以特别表彰。只是撰文时尚不明其何以未获出版，直到一年多后，读钟天纬《刖足集》，方知为张之洞所阻，故另为一文，再申其意。读书之精细，用力之深久，真非一般拥书为乐者可比。
之所以能做到这样，自然关乎学术上的修为。看作者进一步谈哲学，退一步说文事，并论证与引证齐下，语言与语用兼擅，知识的积养诚非一日间成就。但这里还想说说性情上的事。
   
    可能有读者会因作者另有高深的著述，不敢腹诽本书援引肤末，所见之小。其实，在他自己，如前所说，是有意如此。这种有意，连同不喜欢大人物的趣味，既与他对学人身份的定位有关，所以力主以史料重建历史，对读书的狭隘粗疏和不能兼通，有不留情面的指斥；也与他坚执一己的性情有关，所以反对一味做大题目的躁进与功利，以为好做大声势，于纯学人纯学问无益。这也是书中再三提及的。如此，故纸堆中耙梳，词与物上寻索，他的笔下，真就复苏了许多鲜活的生命，并给枯燥的历史吹进了生气。
   
    天下事，从来如此：有些名词是新的，问题是旧的；有的相反，名词旧的，问题却是新的。新旧取去之间，可与上智证道，难与下智明言。落实到个人，端看其选择，更在其性情。古人讲勿读无益之书，勿作有益之文，是一种选择，为的是自尚清高，不因趋附名利而失了书香。但在作者，性情既正，哪里有读之无益之书，并自然交不到用之不当之人。所以，这些零札散牍，冷典僻书，别人看过，皆成流水，或以为残音余沫，诚可取厌；由他经眼，似桂林一枝，都是风景；又如昆山片玉，吸引他勤求不已。那种联床促膝的娓娓私语，可廓清胸中无数的积疑，更带连着流荡的往事，串联成历史生动的前景后迹。它供给人意想不到的机遇，也容纳了人无穷的想象。作者说过这样的意思，他说他的人生因此生动起来了。
   
    再回到本书。其中《张文虎日记的史料价值》一文，曾引陈寅恪“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认为张氏就是这样一个求真的人，做事本分而出色，“虽然做这些事也是为了生活”，“但到底还是将它当成生活本身”（246页）。依照个人的理解，若将其中做事一词换成学问，则未尝不可将之移赠作者本人。

  （编辑：马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