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晖  

     《废墟中的大学》  ［加拿大］比尔·雷丁斯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定价:38元

    “作为资本主义自我再生产主要事例的民族国家的崩溃，实际上取消了现代大学的社会使命。”在当下那些打着大学社会责任的旗号而四处忙着张罗和经营教育的人的耳中，加拿大学者比尔·雷丁斯在《废墟中的大学》一书中下的这个断言，必定十分刺耳，甚至是危言耸听。既然大学已经失去了承担社会责任这一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义务，那么高等教育经营的合法性自然也就岌岌可危了。这种说法当然会招致无数理直气壮的反驳: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的大学怎么可能会丧失社会使命？

    然而，我们更关心的则是雷丁斯的这个断言中的两个前提:首先，他所说的失去社会使命的大学是特指“现代”大学；其次，现代大学失去社会使命的条件是民族国家的崩溃。这其实也正是作者写作此书想要表达的主题，即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兴衰是与西方民族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此书最为精彩的章节就是对于这个主题的阐述。这一阐述是通过两条线索展开的，一条线索是西方现代大学本身的发展演变，包括大学的理想、大学教育的目标、大学的系科设置、大学的教学、大学的资金来源、大学的管理等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国家所具有的不同特点；另一条线索是具体体现了西方近代也即现代以来文明走向特征的民族国家的自我认定，以及这种自我认定在大学理想中的种种体现。在具体的论述中，这两条线索实际上又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举例来说，与前美国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提出的著名的现代大学演变三个阶段说——英国的纽曼模式、德国的洪堡模式和美国的克尔模式——不同，雷丁斯认为现代大学的发展分别体现了三种理念，即康德的理性概念、洪堡的文化概念，以及争创一流的技术－官僚体系观念。这里的理性概念指的是某种“调控性的理念”，即试图为知识、国家和权力提供最终的统一性基础的自治性的理性，实际上主要还是体现了启蒙抱负的理性。文化概念，主要是指某种能够对民族的自我认同起到统一和整合作用的民族文化。如果说理性强调的是某种“永恒的知识”，强调能够对具体经验提供某种先验基础，并能够在形式上保证经验的内在一致性的话，那么，文化的提法则强调某种更“自然的情感”，强调“人类并不是通过拒绝自然本性而取得道德状态，而是通过将自然本性重新阐释成一个历史过程”，从而把握有机而完整的具体的生命，这个有机生命和其发展的历史过程就具体落实为民族身份和民族文化。雷丁斯把这种充分体现民族文化理念的大学称作“文化大学”，而洪堡、费希特、谢林、席勒、施莱尔马赫等德国观念论者正是这种大学理念的奠基者。在雷丁斯看来，文化大学有着双重功能，即一方面培养和赋予民众以理性自治，另一方面又保存民族性传统，以加强民族的自我认识和内在统一。从而能够避免在极端情景中因抽象的观念之争而导致的灾难，比如法国大革命中发生的恐怖和流血。因此，他把文化大学在国家和社会层面所担任的角色，称作是“迄今为止所赋予大学的最有决定性的角色”。第三种大学理念，即争创一流的技术－官僚体系观念的发展，则主要与民族国家的衰落有关。雷丁斯认为，资本主义是现代民族国家诞生的根源之一，但也正是资本主义本身的不断扩张吞并了民族国家的理念。全球化市场的发展使得民族国家不再具有社会黏合剂的作用，跨国公司(TNCs)模式被不断复制并迅速扩张。公民主体被系于民族国家的情形正在发生改变，而大学也因此逐渐变得“不再是民族文化理念的生产者、保护者和传播者，因而无法将自己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系在一起”。不如说，当下的大学，尤其是美国的大学，正在演变成一个向着TNCs功能发展的跨国技术－官僚联合体。这个联合体的外部标志就是“争创一流”的空洞口号和会计学式的绩效指标。

    又比如，在论述具体体现了上述三种大学理念的核心系科时，雷丁斯认为，理性大学的核心系科是哲学，哲学被赋予提供基础性调控理念的角色。而在文化大学中，对大学起着特定的统一性作用的概念则由理性转变成文化，与之相应，核心系科也由哲学转变成文学，文学研究成为被民族国家赋予反思和统一文化身份任务的主要领域。英语国家中的大学尤其突出了这个“文学转向”，阿诺德、利维斯和新批评是这个转向的代表。最后，文化研究学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兴起和它们于九十年代在制度上的成功，则表明“文化”本身已不再有具体内容，已经被“解指涉化”。这与大学向技术－官僚化的“争创一流”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

    在雷丁斯看来，不论是民族国家还是现代大学，其实都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

    “在现代性的黄昏时代”，大学从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转变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官僚体系。雷丁斯把当代的这种大学看作一个废墟，因为构成现代大学之根基的国家与大学的内在联系正在被终止，从而培养公民主体也不再是大学的主要责任。当然，雷丁斯还是提出了以另一种方式来思考未来的大学，从而赋予废墟以新的意义。在他看来，民族国家的衰落是不可回避的历史事实，因此，任何捍卫和恢复大学的旧有社会使命或是创造新的文化身份以适应历史形式的努力都只是对于民族文化身份的恋旧癖，只有在“放弃大学使命与实现民族文化身份这一计划之间有着必然联系的观念”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将在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后历史的大学”建成一个“各抒己见的共同体”。

    尽管雷丁斯对于当下大学的种种弊端的诊断十分出色到位，但是他关于民族国家不可避免的衰落的理论前提以及放弃大学的社会使命的结论，却依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韦伯早在《民族国家和经济政策》一文中就已经指出，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竞争的另一种形式。顺便提一下，雷丁斯在1994年因飞机失事而罹难。而本世纪以来的种种变局也再一次证明了现实的变化并非遵循所谓不可避免的现代性发展的历史逻辑。
 
  （编辑：马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