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迅 

     《千古大变局》  曾纪鑫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曾纪鑫是一个学者型作家，他的历史专业出身，使他文学创作的审美视野显得相当开阔。他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蕴藉着相当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最近出版的《千古大变局》就是一部别开生面、洞见迭出的历史文化散文集，作者凭藉新锐的史学观念和独特的审美经验试图重新走进并整合纷繁复杂的中国近代史，就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进行新的评说与阐释，在很大程度上激活了凝滞的历史河道，使沉淀、凝固、静止的历史转化成浮动、鲜活、流动的文本。

    每一部历史都是当代的人以当前的现实生活作为参照系，透过当代的文化视点烛照历史的结果。因此，这种经过当代意识和现实话语的置换而生成的历史，便不可避免地烙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文化经验。在《千古大变局》中，曾纪鑫正是以当前现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盘点近代史上的历史人物，追索历史文化生态的走向。

    在与历史展开对话的过程中，作者的叙述始终闪现出智慧的火花和史家的眼光，而这种火花和眼光投射到对历史人物的评述中，就转换成了作品中理性的光彩和思辨的力量。在很多篇章里，作者以极富逻辑的推断和激情洋溢的叙述，打破了以往“正史”所塑造的历史镜像，同时以富有个性化的角度和大胆而丰富的想象还原并重组历史现场。不仅如此，曾纪鑫还深谙新历史主义之要义，他的笔触更倾向于探入“正史”书写的薄弱环节，力图在复现那些鲜为人知或是争议较多的历史事件的同时，钩沉起令人为之眼前一亮的那些被“正史”边缘化或他者化的历史面影。一直遭人诟病甚至被骂为“洋奴”、“汉奸”、“卖国贼”的李鸿章，其形象在曾纪鑫的笔下被磨得焕然一新。作者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以直面历史的勇气最大限度地还原了人物的真实面貌。作者认为，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形容李鸿章，实在一点也不为过。这些被启蒙主义话语霸权所压抑所遮蔽的历史暗角，经曾纪鑫别有意味的阐释焕发出动人的光彩。

    《千古大变局》以重要历史人物为支点，甚至运用了大量的小说笔法，但它既不同于传记文学，也殊异于史学专著，而是一组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化散文，是经作者理性的逻辑演绎和感性的审美过滤之后的结晶。在对人物事件的叙述中，作者擅长运用比较的方法打量人物、分析问题，通过人物和事件的对比，显豁出其间的共同点和差异性。而这些差异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历史人物的人生态度和政治走向，并由此直接关涉到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曾国藩与《国破山河在》的主人公李鸿章更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两人的人生转折皆缘于太平天国运动，前者为人自负，怕吃苦，爱睡懒觉，为人处事落拓不羁，后者却循规蹈矩，一丝不苟，勤勉有加；前者怀有私心，对人对己念情循私，后者是理学家，以道义责任为重；前者“拼命作官”，贪恋仕途，后者主动请辞，几近自尽；前者务实，注重实际实惠，坦言“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后者务虚，侧重内在贯注，以道德文章为要……因此，尽管两人既是师生，又是朋友，情谊深厚，但相互之间的关系却相当微妙，若即若离。李鸿章的主要功绩在于推行洋务运动，兴办实业，打造新式军队，而曾国藩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不仅仅是为清廷打江山，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为道义而战，为使命献身”，说到底是为了恢复中华传统文化，即两千年来一以贯之的儒家主流思想。

    对历史文化散文来说，历史人物和事件仅是题材线索，只有把僵硬的史料置换成作家的审美感悟，见诸文学语言的叙述，才能激荡出审美的浪花。在《千古大变局》中，历史人物在一定的历史情境中活动，造就了不少激动人心的事件，但本书的任务不是事无巨细地记述人物一生的社会活动，而是走进人物的精神世界，在历史人物的生命支点上与之进行深层的对话。因此，这种对话是渗透了作家强烈的主体意识的审美解读。在语气上，注重“气韵”的流动，时而徐缓，时而激切，时而优雅，时而忧愤，使叙述在整体效果上显得抑扬起伏、错落有致；经常借助“如果”语式，引出具有开放性的多元思考，使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文笔洗练，表达酣畅，又激情洋溢，意味隽永。长句和短句自由穿插，细致的描写和袒直的议论羼杂在叙述的语流之中，并恰当地安插排比、对偶等句式，以增强语言的节奏和气势。往往寥寥数言，生动可感的历史人物形象便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

    《千古大变局》在对民族心理结构和文化人格的剖析和重构中，在对以往一厢情愿的“正史”的二次修正和厘定中，既能走进历史又能超乎其中，既能观照现实又能超越现实，使得这种对话与阐释获得了一种超迈的审美品格。

  （实习编辑：马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