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万文娴
——读栾梅健先生的《余秋雨评传》
屈指算来，余秋雨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发行至今已有十六个年头，之后他又陆续出版了《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散文集。初时，伴随着《文化苦旅》这种新式散文而来的是一片热情洋溢的叫好声，然而好景不长，就在余秋雨如日中天之际，学界对他的评价却陡然跌入低谷。先是针对余文中的学术“硬伤”及写作范式的批评，继而又掀起了对余秋雨在文革中表现的揭露和清算。若干年过去了，当初的批评热潮已经逐渐冷却，当事人也都回到了应有的理性状态。栾梅健先生的这本《余秋雨评传》就试图在硝烟散尽的今天，摒弃当初非理性的意气之争，客观冷静地回顾一下这段众说纷纭的学界论争。
《文化苦旅》作为余秋雨的成名作，影响甚大，无论批评界对此书作何评价，我们都不能无视它在当时所掀起的轰动性效应。正如栾梅健先生在书中所说“《文化苦旅》中既没有不堪入目的色情描写，也没有耸人听闻的黑幕报道，一部仅仅只是有关文化方面的书籍，何以会有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响呢”？的确，这是一个我们不得不正视的问题。他对此提出了自己独创性的见解，认为《文化苦旅》的成功主要归结于以下三方面的出色手法:低徊与感伤的历史氛围，散文创作中的戏剧性表现，以及雍容、典雅而抒情的文字描写。
正如余秋雨自己所言，对历史的多情总会加重人生的负载，由历史沧桑感引发出人生沧桑感，因而，他在山水历史间跋涉的时候便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生体验与回忆，并将这种体验与回忆渗入到了他的作品之中。在他的山水文化中，始终笼罩着一层淡淡的感伤气氛，这种悲情，源于对中华文明几千年来所走过道路的探寻与感悟，当这种萦萦缠绕的感伤不断升腾时，读者从中就会体味到极大的阅读美感。余秋雨的“悲”来自于两个方面——当他为风雨中飘摇的天一阁痛彻心扉的时候，当他在岳麓书院这座千年庭院中眼见“官场寒暄、市井嘈杂、小人哄闹”的时候，当他只能默默凝视王道士的背影而无能为力的时候，他看到了中华的古老文明所难以挣脱的历史宿命；当他看着苏东坡“从监狱里走来……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他的浑身脏水走来”、“满心侥幸又满心绝望地走来”时，他感受到了古代中国文人在恶劣环境下的生存悲剧。强烈的历史沧桑感和悲情的人文关怀，构成了余秋雨散文低徊伤感的主要因素。
对余秋雨散文中剧场意识的分析是这本书的独创之处。栾梅健先生指出，余秋雨在创作散文时，不自觉地把积累多年的戏剧创作手法融入其中，从而使得《文化苦旅》一书呈现出了明显的戏剧性表现。和一般的文化史学家相比，由于在戏剧方面有着长期积累和熏陶，余秋雨的思维当中很自然地比他们多出了一个舞台和剧场。在这个舞台上，余秋雨形象地展现出了许多遥远的人物和抽象的景观，文化和历史在他那里也就成了一幕幕真实而具体的生命场景。套用杨朔“把散文当诗写”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余秋雨是在“把散文当剧本写”。《道士塔》就向我们鲜明地展示了他“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的戏剧才能。史学界有关王道士的资料是非常粗疏的，可就是在这些简陋框架的基础上，余秋雨凭借着他在戏剧方面的深厚功力，给读者展现了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个体，一段令人扼腕的真实历史。在余秋雨的笔下，原本形象单调的王圆箓鲜活地出现在了读者面前:目光呆滞、一副畏畏缩缩的神态，一脸憨厚的笑，土布棉衣，一支旱烟管。当他为洋买主送行时，画面在这里定格了:他深深地鞠着躬，口中还念叨着恭敬而可笑的称呼，目送着装满国宝的车辆渐行渐远，“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大幕落下之际，斯坦因“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此时读者的心情也由愤怒、震撼转向了深层的反思。余秋雨就是这样将他身上所蕴藏的戏剧天赋融入了散文创作之中，使读者得以身临其境，在他精心构置的“剧场”中感受他的散文。
余秋雨的散文是大气的，大气的散文不仅仅体现在思想的纵横开阔上，而且也体现在语言的兼容并蓄、灵动典雅上。他的语言，有时简约明快，通晓明畅，朴素自然得毫无雕琢之感。《牌坊》的开头就写道:“童年的时候，家乡还有许多牌坊。青山绿水，长路一条，走不了多远就有一座。高高的，全由青石条砌成，石匠们手艺高超，雕凿得十分细洁。顶上有浮饰图纹，不施彩粉，通体干净。鸟是不在那里筑窝的，飞累了，在那里停一停，看看远处的茂树，就飞走了。”这里17个分句，用的都是跳跃感极强的短句，给人一种轻松自如的活泼感，看似随意的语句，读起来却有极富韵味，很是让人惊叹。但有时候他的语言又是典雅华丽、浓墨重彩的，文字被他装扮得流光溢彩。他描写沙山，“光与影以最畅直的线条流泻着分割，金黄和黛赭都纯净得毫无斑驳，像用一面巨大的筛子筛过了。”余秋雨就是具备如此强的文字驾驭能力，能将两种风格的文字融合在自己的散文中，而且绝没有碰撞冲突的不协调感。
经过了多年的风波之后，对于余秋雨的学识、为人的争论也暂时告一段落了。虽然当初批判他的文章中不乏哗众取宠者，但余秋雨的散文也不是毫无纰漏、无懈可击的，只要不是将这些问题简单化和妖魔化，喜欢或是不喜欢他的读者期待他作出反省都是合理的。但作为一种文化散文的尝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新的探索，余秋雨毕竟是成功地开创了一个先河。仅从这点而言，我们也不能一棒子打到底，将他所有的成就都抹杀掉。至于众人指摘的“文革”问题，事隔多年，也许已经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许我们可以期待，期待余秋雨发自内心的真诚告白。
(实习编辑：马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