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桂钿 

    读陈卫平先生主编《对话中西》丛书中的《中国伦理十二讲》，觉得有话可说，提出来，与同好者相议。

    中西文化的比较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了。当时由于刚开放，对外界所知甚少，来个比较，帮助读者了解外面的世界是有好处的。一些学者曾在外国生活较长时间，对西方文化了解比较深刻，对当时的中西比较很是反感，认为对中西都不太了解的人在那里胡乱比较，会误导读者。因此一听说有人要比较中西，他就要拔出剑来。现在，那些老人即使还活着，也到了耄耋之年，想说也没有精力了。另外，外面的世界也有了巨大变化，今非昔比。现在年轻人学好英语，到外面闯荡几年或十几二十年，看到了许多新事物，远非过去那个时代的状况。外国人对中国的情况也有类似的误区。解放前到过中国或在中国生活若干时日的外国人，印象中的中国仍然是落后的、封闭的、腐败的。加上冷战时期的宣传，中国又多了一点残酷、专制、愚昧的内容。这些老人与现代到过中国的新青年，对中国的认识，自然有天壤之别。现在，再来一次中西对话，就非常必要，而且与二十多年前的比较，有了更多新的内容，更多理性的态度，也就更有启发性。当然，这也没有到了下结论的时候，只能说表达了当代人的现在认识。

    《中国伦理十二讲》讲的是“中国伦理”。中国伦理，在古代儒家那里，就是“礼”。哲学的本原是“道”，道源于“天”。伦理的本原是“礼”，礼源于中国古代宗亲社会。宗亲社会的道德基础是孝，孝扩展为仁，义是孝仁的原则，心中有义，礼为外化形式。礼要适当，就是过犹不及，中庸为高。“礼之用，和为贵。”这样，礼就将孝、仁、义、中、和这些儒学核心观都联系起来。礼治与法治，在春秋时代是对立的，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为政篇》第一章讲“为政以德”，第三章的这一段话就是讲的古代这样两条政治路线。孔子虽然强调德政、礼治，强调礼的教化作用，却也不反对法治，他对法家人物(管仲、子产等)的肯定，表明了这种态度。圣人不能无法以治国。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徒善，就是只有伦理；徒法，就是只有法律。这两种都是不能单独治国的。只有相配合，才能治国。伦理就是协调社会关系达到和谐的重要规则。西方传统是宗教管道德，政府管法律。所以在政府只讲以法治国就行了。中国的传统是政教合一，政府既管法律，又管道德。管道德，就是礼的教育，又称“礼教”。过去批判封建礼教，就是批判封建统治者用封建伦理来教化人民。现在再来研究中国古代的伦理，发现剔除了封建因素以后，中国伦理中有一些内容还有普遍价值，现在仍然可以应用的，需要继承下来。这就是这一本《中国伦理十二讲》的主要价值。这个价值就是“礼”的光辉。

    《中国伦理十二讲》以现代理论综合研究中国古代的伦理思想，首先是比较全面。有先秦诸子百家的伦理思想，也有儒、释、道三教的伦理思想的比较与分析，还以西方伦理观念来分析中国古代这些伦理的利弊，作出详细评论。也注意到伦理的时代性，对于过去的伦理思想在历史上的作用做了客观分析，不采取简单否定。关于儒、释、道三教，都以不同方式向民众宣传善良，对于社会安定都是有好处的，因此得到封建统治者的容忍与支持。儒家强调诵读经典，由经师引导行善，特别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道教则突出以神道设教的形式驱使信众行善，佛教则用因果报应以及灵魂不灭等理论宣传行善，并在教徒即和尚中实行许多戒律，强迫行善。关于伦理，在历史上有过争议的问题，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其次是用对话的形式，比较通俗。例如讲道教与佛教的伦理时，讲他们与儒家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一般文科大学生比较容易看懂。第三，在理论方面，有了与前人不同的见解。例如讲到天的含义时，汉代讲了五种天:皇天、昊天、旻天、上天、苍天。冯友兰先生也讲了五种:物质之天、主宰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道德之天。本书认为概括为三种就行了，这就是自然的天、主宰的天与本原的天。实际上，本原的天不属于自然的天，就属于主宰的天，没有脱离自然与主宰之外的本原之天，因此，刘禹锡只讲两种天:自然之天与阴骘之天。另外，讲伦理，更需要讲的正是道德之天。第四，在通俗方面似乎还不够。主要原因还是学术语言为主，没有采用社会流行的普及语言。有些西方的概念没有解释，有的古文没注释，对于不是哲学专业的大学生，特别是理工科大学生，读起来难度会更大些。当然对此有兴趣的大学生，多下些功夫，真正读懂了，收益会很大的。

  （实习编辑：马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