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恒文  

    谈论黄侃其人其学的文章并不少，印象最深的还是章太炎的那篇《黄季刚墓志铭》，风格正在魏晋之间，十分精彩，可以说是尽传其人。一是气节之刚正:“民国四年秋，仪征刘师培以筹安会招学者称说帝制，季刚邪与师培善，阳应之，语及半，即目真目曰:‘如是，请刘先生一身任之！’遽引退，诸学士皆随之退。”世人盛传黄侃拜刘师培为师一事，其实这两件事当合而观之，方见其人之全体。二是学术之谨严:“始从余问，后自为家法，然不肯轻著书。余数趣之，曰:‘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各不仁。’答曰:‘年五十当著纸书矣。’”然而，令章太炎痛心不已的是，黄侃恰恰年五十而逝，因而有“岂天不欲存其学耶！”之叹。其实，章太炎何尝不知道著述当谨严，若顾炎武所谓“著书必前之所未尝有，后之所不可无”是也，又若颜之推所谓“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是也，但章太炎之所以这样苦心劝说，以致黄侃五十岁时还寄联为寿云“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原因正如章太炎所说:“世道衰微，有志者当以积厚流广振起末俗，岂可独善而已。”黄侃当然也知道这种用世之大义，然而他对学风之衰微，更慊慊于怀。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回忆说:“谈及北京的诸位学者，不时有辛辣的批评——‘现在的学者是凌虐古人，欺骗今人’。”这里的“北京的诸位学者”，正是当时章太炎、黄侃均大不以为然的“整理国故”、“疑右派”学者胡适、顾颉刚诸人。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黄侃才律己甚严吧。

    黄侃婉拒章太炎的那句话，也是有来历的。原来黄侃称道清代学者江永时说:“年五十后岁为一书，大可效法。”大可玩味的是，于此正可见黄侃对乾嘉学术精神的有意识的继承，而这岂不是现代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细节么？不当以“名人轶事”而视之。

    章太炎的文章中还说:“有余财，必以购书，或仓猝不能具书簏，即举置革笥中，或委积几席皆满。”《黄侃诗文钞》中有一首诗，正好印证了章太炎先生的这段文字:“稚圭应记为佣日，昭裔难忘发愤时。十载才收三万卷，何年方免借书痴。”“十载才收三万卷”——这种学者的豪气，其实并不多见，正可见黄侃的独特性情。

  （实习编辑：马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