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亚明 

    《小姨多鹤》  严歌苓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严歌苓的小说虽偶有西洋背景，但触目皆东方趣味。所谓东方趣味，即女性失却自我的温顺、隐忍和牺牲。这是负载悲剧性命运的原点，亦是浑然不分的仁爱和包容一切的宽厚的母体。但是常常，“浑然不分”表现为爱心超越了人世间一切利害之争，称得上真正的“仁爱”；“包容一切”隐喻了一种自我完善的力量，使生命立于不死的状态。

    《小姨多鹤》恰是勾连了上述特色的新作。多鹤，十六岁的日本少女，在日本战败，村民集体“殉国”之际，她依靠机智和对生的本能渴望逃过一劫，却被土匪装进麻袋，论斤卖给了东北某小火车站站长的二儿子张俭，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命运从此改变。改变的还有张俭全家。多鹤为张家生育了一女二男，但张俭的哥哥据传因为抗日而被日本人杀害，张俭的老婆朱小环因日本鬼子的惊吓导致流产，从此丧失生育能力。另一方面，张俭对多鹤是欲拒还休、欲罢不能，朱小环必然面临潜伏的情敌“影子”的挑战。更糟糕的是，当新中国成立，多鹤成了巨大的政治问题，张俭只好让多鹤成为朱小环装哑巴的“妹妹”，孩子们的“小姨”，然后通过不断的搬迁来遮掩多鹤的日本身份以及怪异的家庭关系。

    这是故事带来的冲击，一开始它就呈现出梦魇般的焦灼纠葛状态，畸形的同一屋檐下，动荡的政治，困窘的生活，张俭的冷，多鹤的木，小环的尴尬……这还不算完，两个女人，在日子的深处各自悄无声息地流淌着，衬起钢厂工人张俭高耸炫目的光点和光线。多鹤处于暗底之中，被光亮造成的巨大暗影所藏匿。她不是因为不存在或卑小而被忽略不计，而是民族的敌意。严歌苓的笔触唱出了起伏的复调，它与钢厂宿舍里又细碎又简陋的厨房一起，嘈嘈切切，忙忙乎乎，貌似无所事事，却无所不在，坚实绵密地填充了似水流年的巨大虚空的日子。如果她们凑合活着——这样，那样，似乎一直虚空下去，等到老死，所有的麻烦便消磨殆尽。

    故事的转折点在多鹤最后一次流产住院，小环倾听了多鹤的血泪逃亡史——一个异族受害者，侵略战争结出的悲剧之花。善良的小环流泪转述给张俭，一遍遍，挑动了张俭心底那根人性的弦。事实上，粗砺掩盖下的张俭早在动摇和怀疑自己，现在他找到了接纳多鹤的有力支持点。多鹤出院回家，张俭要加倍偿还。我们注意到他和多鹤对视的镜头，仿佛不认识，仿佛有足够的陌生，陌生的熟悉，一对重新来过的男女，眼波中绽出迷茫而欢乐的烟波。作者不遗余力地精描细画，那是觉悟、觉醒，是掺了痛楚的甜蜜。于是，背着小环，他们屡屡“私奔”，偷偷在小学校、破电影院的黑暗角落，在山坡，野花开得比碗口还大，他要她，她要他，火烧火燎的，几张报纸承载了美妙的融合。小环其实是知道的。说小环愿意是矫情，但她愿意一个苦命人的合理幸福，而这只能牺牲自己。事情陡转直下，丈夫和多鹤出事了——在电影院被“捉奸”，多鹤逃逸，丈夫被拘，小环去了，用她一贯的野性，抽烟，嗑瓜子，乐呵呵，大笑，泼妇式的吵，与保卫干事对掐，营救出丈夫的好名声。小环心里苦，她从丈夫眼睛里看到了他问自己的话:是变了吗？是吗？无人能回答，犹如张俭对多鹤，突然爆发又突然泯灭的爱。小环没工夫理会这些，和多鹤一起，要直面的还有太多:“文革”动乱，张俭因操作机车砸死了“骚扰”多鹤、扬言告密的工友，不管无意或刻意，张俭进了监狱。两个女人，因命运相通产生了深刻的互怜互恋，这是一种流淌在血液中的生死相依。

    严歌苓就是这样，并不自觉地要去写城市或乡村破碎的点滴，她只想写活色生香的人，但因为女人与世界的瓜葛，她常常是在写女人的沧桑命运，却不小心就写出了一个世界的命运沧桑。被爱启发的多鹤，大气的小环，女性生命本体的形成和蔓延深刻触及了中国社会性别文化的传统与现实，扩展了作品的容量，显现了人性与生活的复杂和魅力。同时，严歌苓的创作里总有浪漫主义的美好情愫。相濡以沫，使这暧昧的三株植物变得雌雄同体，化敌为友、化险为夷、化干戈为玉帛，在荒芜之地收获了饱满多汁。

  （实习编辑：马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