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家赵元任记录过一段轶事，他去耶鲁大学拜访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萨丕尔问了几个关于他的家乡话常州话的问题，大约一个钟头之后，萨丕尔把常州话的音位系统搞清楚了，接下来几乎要跟赵元任讲常州话了。这仿佛就是个语言天才的故事，但我至今依然记得赵元任在文章里写下这个故事时的腔调，不尽是趣闻，不全是仰慕——这个本事赵元任自己也有，而是一种对于共同研究的学问的尊崇和会意。

　　我记得当年曾经跟隔壁宿舍同专业的李倩不止一次地讨论过这个故事，自然，我们说起这些伟大的语言学家们，有着饱满的仰慕，还包括我们对于语言学这门学问强大力量的叹服。那时候我的好朋友、作家周晓枫也正在北大做访问学者，她翻了翻我正挠破头写的论文，问我：“你成天念念有词的，到底在研究什么？” 我翻着白眼，努力用一个作家能理解的话告诉她：“我在研究‘蓝棉布门帘’和‘棉布蓝门帘’的区别。”晓枫翻了一个更大的白眼：“这有什么好研究的？‘蓝棉布门帘’比‘棉布蓝门帘’蓝，‘棉布蓝门帘’比‘蓝棉布门帘’棉嘛……”其实，这说得也对，两种语序都能接受，但是强调的重点不一样，不过可接受的多种语序，并不仅语感的粗浅区别这么简单。

　　“然而这有什么用？”这基本上是李倩和我这种学语言学的人，在跟人勉强解释清楚研究什么之后遇到的第二个问题。语言学有什么用？能换什么？能拉动GDP不？

　　坐地铁的人每天都会听到：“下一站：北京站”、“北京站就要到了，下车的旅客请准备。”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车厢广播不会把第二句放在第一句讲，它们的顺序从来不变？

　　为什么说“看一看”“等一等”，不能说“高一高”“大一大”？你如果觉得“看”和“等”是动词，“高”和“大”是形容词，那么“死一死”就没怎么听说？“孩子大一大就好了”也是一个中国人完全能接受的句子吧。再深想一下，我们普通人判断什么是动词，不是先想一下，这是不是表示动作的词，而印欧语系中，比如英语中的动词，是根据它在句中的位置分类的，那么中文的动词和英文的动词是一个东西吗？

　　明星现在都自己做自己的狗仔，不仅要自曝吃喝拉撒，也有社交平台去回应别人对他们生活的猜想。分手信、道歉信满天飞，如果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它们，你不仅能看到道歉的诚意，也能看到明星预设的歪理，以及推过于人的滑头。从旁助拳的明星亲戚们的微博上，你还能看出完全不符合他们的方言背景、用语习惯的公关痕迹，甚至能推测出代笔者的大致年纪……

　　李倩的《回锅肉和香菇菜心的语言等级》轻描淡写的，恰恰就是这些脱口而出的话语背后的语言学解释，而它的基础，是七年严格的语言学训练，以及无需为论文和职称操心的放松心态。前一点决定了它的准确，后一点决定了它的好看。

　　人类发明了这么多学问，它的出发点，大约是满足人的好奇心。“有什么用”这种思路，在人们还没那么从容，相对比较紧张的生活状态中才会出现。美好的东西没什么用，但我们随口问出的一切，都有来自某一种学问的精妙解答。在吃喝不成大问题的人群中，“有趣”比“有用”高级得多，而且“有趣”的东西，在大多数情况下，能解决比“有用”更为复杂的问题。

　　（编辑：葛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