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长云

阮义忠

　　采访者：徐长云

　　受访者：阮义忠

　　在阮义忠的黑白世界里，有一种永远的乡愁。即便时光远去，乡愁仍在。

　　阮义忠，木匠之子，着名摄影师，1950年生于台湾省宜兰县。曾跋山涉水，深入台湾乡土民间，“替未来的人们留下传统价值的见证”。

　　之于摄影艺术，他更是“一位世界摄影之于中国的启蒙者与传道者”。

　　就在1月，阮义忠随笔集《想见看见听见》出版，3月，出了摄影集《正方形的乡愁》，最负盛名的摄影作品集《人与土地》增补版则刚刚印出。

　　人。土地。黑白世界。生活的质感，往昔的温情，质朴，素净，那是工业时代来临、农业社会即将消逝的最后风景。在这些集子里，那些场景，表情，民俗，如今看来已然消逝的瞬间，被凝刻成永恒。

　　阮义忠的摄影作品，自然，真实，感觉不到镜头的存在，仿佛镜头、摄影师，是完全融入的。阮义忠到底什么风格？他没有将技术凌驾于摄影对象之上，也不强加观点，有一种体贴与懂得。纵然被指“少批判”，他说更想去“肯定”—那善，那该惜、敬的一切（他也不敢拍摄灾难，觉得“不忍”）。

　　拍摄“土地”，是他对于故乡的忏悔。阮义忠，生于土地，年少时只想叛逃“土地”。他写小说、画插画—不带人间味与泥土味，只为了离“土地”远一点（19岁为《幼狮文艺》画插画，以新锐画风“一夜成名”）。或许他能成为知名插画家或作家。23岁应聘《汉声》杂志。却成了摄影师—主编黄永松要下根本不会摄影的他，并鼓励他，从此他开始涉足摄影。拍什么？表达什么？台北街头的人令他茫然心虚。只有在拍摄故乡的土地，面对土地上友善纯朴的百姓时，他才发觉自己被信任，才逐渐寻找到自己—“摄影让我找到根，找到对于土地的认同感。”

　　阮义忠拍黑白，不拍彩色，仅仅源于这样的偶然：大约1982年，他携带放大机及150张彩色底片搭乘计程车，结果忘在了车上。损失如此巨大，他痛绝而怯于再拍彩色。其实近年他还是怕彩色的，用数码相机拍点生活图片发微博。他乐于与人分享生活及居所的风景。他的两个居所，都是自己做的设计，充分发挥摄影师特质，整面墙的玻璃，将大自然的风景引入其中，光影变化时明时暗，光与影的对话引人沉迷，拜访者称“到这里好像时间静止了”。他说：设计的关键是将不同物品的关系处理好。或许，他本也可以开室内设计公司的。

　　有时他在杭州、北京、成都、广州、潍坊、昆明、西安开摄影工作坊授课，如果呆在台湾，这位巨蟹座男子，是很乐于宅在家里的。收拾收拾屋子，煮阮家咖啡—“以Kona圆豆、肯尼亚AA、哥斯达黎加和黄金曼特宁四种豆子以1：1：1：2的配比，在烘焙完第一响、第二响刚爆，豆色深但不出油的瞬间紧急下豆冷却，这样烘出来的豆子，不酸不苦，只有香。”他还收藏了四十多台咖啡机，其中一台为西班牙手工打造的“Dream”。出远门，他会带上半磅阮家咖啡豆及Bodum手摇磨豆机及加压壶。喝着咖啡，听着黑胶唱片，是他这位“生活家”的享受，他收藏了1万多张黑胶唱片，他从前热衷莱昂纳德·科恩，如今喜欢海顿，“看似简单，却最耐听”。[NextPage]

《人与土地·归宿·旭海》 1986阮义忠照片中最出名的一张，陈丹青曾称赞它出自“上帝的手”，现被法国博物馆收藏。在阮义忠眼里，这张照片有着深刻寓意：人类在土地上重复着“生、老、病、死”的轮回，累积着“贪、嗔、痴、慢、疑”的业力，却一同注目着颠倒的人生，毫无所觉。“我攫住了一个永恒的刹那。”

　　对话

　　在快速消失前，替台湾农业社会留下深情一瞥

　　徐长云：1974-1986年拍摄人与土地，用脚踏踏实实走过那么多土地，土地，家，故乡，对如今的您意味着什么？

　　阮义忠：现在的我，对土地、对家、对故乡的定义已跟以前不同。拍摄《人与土地》时，我感觉可供耕作的是土地，三代同堂叫做家，世世代代安身之处才是故乡。但这种人与人、人与生存之间的关系仅存于农业社会，在当前时空不但愈来愈难找到，而且不切实际。

　　事实上，在我拍照时，台湾已在转变之中。相机朝左，是上千年来改变不大的农村景象，可朝右就处处是现代化的痕迹。对我来说，拍照是一种选择与价值判断，不能只追求单纯的美感。一位摄影人应该问自己：我到底想表现什么？我拍的东西跟自己、跟别人有什么关系？

　　我选择替台湾的农业社会留下深情的一瞥，因为我明白，一切都会快速地消失。我想替未来的人们留下传统价值的见证。简单说，那就是做人的本分、做事的态度，清楚人在天地之间该有的位置。道理人人明白，实践于日常生活却不容易。摄影人的任务是发现、理解、见证，并能为别人带来启发。我很高兴自己用相机留住了台湾的那个时代，也回去过曾经拍摄过的地方。景观、房舍外貌、生活方式都跟往昔不同，但传统伦理价值依然存在，处处仍有知足、善良的人。

　　徐长云：《人与土地》或是《正方形的乡愁》，都是“乡愁”。对于您，是否有一种永远的乡愁？

　　阮义忠：对我来说，乡愁意味着失去、缅怀、反省，让我对过去充满感恩，对未来怀抱信心。如果我能永远保有这种心境，那么，我所回忆的一切过往就都会是永远的乡愁。

　　徐长云：您近年在大陆走动很多，大陆高速发展后遗症也正显现，污染，传统工艺消逝……您如何看待这些？

　　阮义忠：我时常到大陆，但造访的时间、地域范围很有限，而且每次都是来去匆匆，虽然明白大陆经济突飞猛进、社会剧烈变化，但没有长时间的居住经验，不敢说有深刻感受。但大陆农村正在迅速消失，每个城市都布满高楼大厦，在地色彩薄弱，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这些年来，有时站在某个街头，我会突然忘记自己是在哪个省、哪个市，因为每个地方都差不多。一个地方失去特色，就像一个人失去他的特质，这是非常可怕的。

　　台北也曾空气不好、交通阻塞，让我一度对这个城市非常不满。可是，现在的台北让我感觉非常宜居。希望大陆在历经建设阵痛期后，也会有好的结果。

　　暗房工作有点仪式感，放大照片时有点像在洗礼

　　徐长云：您的摄影核心是“人”，如何理解这个“人”字？在人物纪实摄影里，如何处理“景”？

　　阮义忠：我理解的“人”跟大家没什么不一样，非要定义，那么就是介于“神”跟“兽”之间。把人性之善尽量发挥出来，就会接近神、圣；把人性之恶恣意发泄，就跟禽兽没什么两样了。我拍人时，期许自己不只拍出他们原来的好，还要拍出他们可能有的更好。在捕捉人物时，我会有所期待，当对象知足、勤奋、善良的本性浮现在容颜与肢体语言上时，我才会按下快门，而且会利用景来传达人在天地之间达到的和谐状态。

　　徐长云：摄影是瞬间艺术。柯特兹说：“最好的那瞬间，我总是错过”—您会要平和些么？

　　阮义忠：我想要捕捉的快门机会，多半都能如愿。万一错过，那也心平气和对待，不会失望。柯特兹说这句话是自谦，事实上，他捕捉的瞬间比谁都好。以艺术表现来讲，全球像我这样的摄影人太多了，但有善缘与福气的却很少。

　　我在拍摄之初便定焦于传统的伦理道德，如今对证明自己的艺术成就已不热衷，倒是非常希望把照片后的故事写出来，藉摄影传达我的生活态度、生命哲学。

　　徐长云：身处数码时代，您对于暗房是怎样一种感情？未来是否会是一个弃绝暗房手艺的时代？

　　阮义忠：我一切理念、技术的养成，都是在传统摄影的范畴内，要掌握任何技巧，都必须经过多次失败才能获得要领。计算机及数码相机普及后，技术门槛变得非常容易跨过，但大家也开始不珍惜、尊重一些东西了，摄影艺术里珍贵的人文精神开始稀薄。

　　底片只是乐谱，放大才是演奏。如何诠释摄影艺术的深度、彰显内涵，暗房作业是非常重要的。暗房经验是创作的反刍，放大照片会随着人生历练而有不同的调子，每次放大的结果都不同，没有一模一样的照片。拍照30多年来，我的每一张作品都是亲手放大的，它们就像我的儿子。在暗暗的红光下，一张张相纸从空无一物的白浮现出影像，经过这种过程，影像的生命才能真正诞生。

　　对我来说，暗房工作有点仪式感，甚至带点宗教情操。我觉得我在放大照片时有点像在洗礼，一次次地洗礼，一次次地回味拍摄现场所得到的感动。每次放大照片，我都会回到当初拍摄的场景。我会自我反省，有没有失掉初衷？有没有因为年纪大了，很多事情就妥协了？我把作品当镜子，照片虽然拍的是别人，可它也让我照见自己：我有没有变啊？我有没有坚持摄影里最重要的那些东西？[NextPage]

　　顺境来时要有无常观，逆境来时要有因缘观

　　徐长云：今天的您，如何看待死亡？

　　阮义忠：自从接触佛教后，我对很多事的看法都跟以前不一样；顺境来时要有无常观，逆境来时要有因缘观。生老病死、成住坏空都是自然法则，对死亡感到恐惧，只是因为不敢面对，但活得有价值、有尊严才是最重要。

　　我很清楚自己的视力、体力与脑力都在衰退之中，但比起年轻时，我心境平和，心智增长，更懂得珍惜身边人、事、物，这使我愈来愈快乐，愈来愈希望利用时间做些益于大众的事。我现在完全能够体会，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需要的少。

　　徐长云：1999年台湾“九二一”大地震之后不久，您成为佛教徒，也成为慈济义工，拍摄“恒持刹那：随证严法师行脚”和慈济志工，跟以往的拍摄经验有何不同？

　　阮义忠：我的皈依师父是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的创始人证严法师，这个团体并没有严格的修行仪式，而是鼓励大家走入社会付出，藉着从事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等工作来去除习气、调整行为、心性。我接触佛教后的改变是，比以前有感恩心、包容心，凡事不会只想到自己，只从自己的角度看事情。

　　拍摄“恒持刹那：随证严法师行脚”和慈济志工，画面重复性高，所有活动几乎是千篇一律，因此必须格外有耐性，但这不就是修行？

　　徐长云：您和太太（袁瑶瑶，台湾女作家袁琼琼之妹）的爱情好生叫人羡慕，初恋，长久的美满，知己，志同道合，您的婚姻观是？

　　阮义忠：我比较传统、古板，除了太太，不曾对其他人动心过。我喜欢做事，也一直把时间、经历都专注于工作，想把碰到的每一件事都尽力做到最好。还好我太太个性独立，不会埋怨我不够温柔体贴。我对她的爱不是用甜言蜜语来表达，而是用实际行动。除了烧饭之外，所有家事都由我一手包办，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扫地，把被她搞乱的东西一一归位。太太跟我谈恋爱时才十六七岁，我们等于是一起长大的，她善良单纯，是我所有事业的支持者、参与者，也是我写文章的好帮手（注：批评、帮忙输入电脑）。

　　我们夫妻的相处之道，正如我在文中所写：“人与人之间总是有不能沟通的盲点，只要能包容彼此的差异，接受对方的缺点，谁对谁错也就不重要了……两个有缺点的人，磨合得好，就会变成完美的结合，磨合得不好，无论谁是玉、谁是石，下场就是俱焚。能互称一声老伴，其实就是两个永不放弃的人，共同寻找着在每个阶段结合的方式。”我和袁瑶瑶正是如此。

　　（编辑：刘颖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