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李乃清（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被访者：苏珊娜·富尔特斯（战地摄影师）
关于西班牙内战的照片，大部分是初次面世，已经失落了七十多年。它们由3位举世闻名的摄影师拍摄：罗伯特·卡帕、大卫·“奇姆”·塞伊摩尔与姬达·塔罗。
塔罗于1937年7月死于西班牙、卡帕于1954年在印度支那误踩地雷身亡、“奇姆”于1956年在苏伊士被谋杀，3人皆死于战地摄影工作。
“他们以为自己年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却突然有一天被命运抛弃。塔罗已经活过了最艰苦的一场战役，第二天就要回巴黎，结果被一辆坦克压倒；卡帕是在最后时刻才接受《生活》杂志邀请去印度拍照的；‘奇姆’死于苏伊士运河危机，他死时停战协议都已经签订了。”接受本刊专访时，西班牙女作家苏珊娜·富尔特斯动情地说。“墨西哥手提箱”面世后第二年，她以塔罗的故事为蓝本，写下传记小说《等待卡帕》，“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向所有牺牲的战地记者致敬，他们有男有女，每天都有可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失去生命，他们让活着的人在安静地享用每顿早餐时，知道世界如何开始新的一天。”
卡帕的“未婚妻”
1938年，卡帕随荷兰纪录片导演伊文斯来中国，担任其电影《四万万人民》的剧照摄影师，在其随身携带的钱包里放着塔罗的照片。在中国，卡帕不时拿出这张照片示人，告诉人家，这是他的未婚妻——只是没说她已经去世。
“我在《纽约时报》关于‘墨西哥手提箱’的报道中看到塔罗的一张照片。短头发，像个小孩一样，她睡在旅馆的窄床上，穿着卡帕的睡衣。我当时就好奇，这女人是谁？因为我们都知道卡帕，但没人知道她是谁。这是张很随意很家常的照片，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他就会去拍一张他喜欢的女人睡着的样子，里面一种很亲密的感觉触动了我。”这是苏珊娜的写作源头，“塔罗是卡帕一生的挚爱，她身亡后，卡帕把自己闷在屋子里15天，完全变了个人。不久后他来到中国拍摄战争，因为当初他与塔罗说好要一起到中国的，他当时可能是抱有一种自毁倾向，希望在战场上有颗子弹结束他的生命，也结束他的痛苦，但他在工作中恢复了新闻摄影师的本性。可以说，中国拯救了卡帕。”
《等待卡帕》讲述了战地摄影史上一段浪漫的传奇。1935年，塔罗和卡帕这两个流亡中的年轻人在巴黎相遇相知，女的从事图片推销，男的专管影像生产。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卡帕因拍摄《士兵之死》而一举成名，此时，他的恋人、通晓五国语言、受教育程度比他高得多的塔罗也有种紧迫感要证明自己，她拿起相机勇敢地走向战场……
1937年7月25日，她在前线战场受伤，送医院后当天夜里不治身亡。国际联盟林肯纵队一名护士回忆：“当我遇见她时，她浑身上下都是绷带，意识也不清醒，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他们管好我的相机了吗?’她担心自己丢失了相机。”但作为一个在新闻摄影史上受到忽视的记者，塔罗的工作直到“墨西哥手提箱”的出现才受到正视。
当时和她同在战场的记者泰德·阿兰报道称，“此前塔罗拒绝离开……她终于被说动同意离开这里回巴黎，跳上一辆车的踏板，一辆共和军坦克驶来，车子一个急转弯，她和相机从车上被抛了出去。”
1937年8月1日，在巴黎举行的葬礼上，毕加索、马尔罗、雷诺阿等人都来到现场表达哀悼之意。这一天也是塔罗27岁生日。虽然她不是法国共产党员，但法共出资为她在拉雪兹公墓购买了为期100年的墓地使用权。
如今，塔罗被认为是第一个死于战地的女记者。她不仅是文字记者，也是摄影记者，只是比她年少3岁的情侣卡帕的光芒太过耀眼，在她死后80年，才有机会以自己的职业形象获得后人足够的关注。
战地记者，表面强悍内心脆弱
李乃清：《等待卡帕》开篇几段摘引很有力量，说说你的选择与用意？
苏珊娜：4段话都是关于摄影或战争。“如果需要信仰，或许我会屈服于某种宗教。可我是记者，而上帝只为那些写社论的人存在”，格雷厄姆·格林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文静的美国人》里这句话讲到了记者职业的本性，讲到记者和编辑、写作的人和提意见的人的区别。第二段主题是战争，“一部货真价实的战争史不可能合乎道义……要是一部历史貌似仁义道德，千万别信以为真”，美国作家蒂姆·奥布莱恩的《士兵的重负》讲述越南战争，他对战争的定义是，所有战争都是恶的、残酷的，老百姓始终是失败者，我觉得这讲到了战争的本质。第三段引自《科曼切的土地》，“阳光明媚的一天，一支香烟，一场战争……”作者是西班牙国民作家佩雷斯·雷维特，他的人生阅历丰富，曾是记者，去过战地，这句话是战地记者心情的一种体现。最后一段不用说，必须放上，这是卡帕对塔罗的致辞，《走向死亡》里他写道，“她在西班牙前线度过了一年并在那个国度献身。”
李乃清：搜集素材过程中，你对塔罗和卡帕这两个人物有何更深的认识？
苏珊娜：我对塔罗有种特别的认同感，我觉得她具有典型性，是我们近代史上特别勇敢、有趣、有个性的一个人物，她也是先锋性的，不管是摄影还是在对爱情的态度上，她不依赖男人，要捍卫自己的领土。整理塔罗书信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她对自己犹太人身份的矛盾心理，她希望成为强悍的女人，从来不哭，不希望自己有弱点，但作为犹太人在那个时代是受到歧视的弱势群体，她内心很矛盾。卡帕对此倒不介意，他觉得做哪国人民都无所谓。
卡帕还是符合我的想象和期待的。人在各个阶段是不同的，我写的是卡帕这个传说刚开始创立之时，那时他才21岁，和最后死在越南战争的卡帕已是不同的两个人了。小说里的卡帕，就像所有21岁的年轻人一样，野心勃勃、自我感觉良好，因为他帅，所以他挺轻浮的。塔罗的死使他成长，是他人生遇到的第一大挫折。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好多天不出来，朋友们都很担心，他的人生态度也转变了，比如开始酗酒，有点颓废，甚至玩世不恭。很多人说，卡帕一生都没从塔罗之死中恢复过来，但这并不妨碍他和其他女人交往，其中包括英格丽·褒曼，但卡帕在之后与女人的交往中，不再提起“承诺”这个词。
李乃清：“要是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你对卡帕这句名言怎么理解？
苏珊娜：这在整个新闻业都是标志性的一句话，反映了卡帕个人的选择和评判标准，也反映了他的人生态度和对待摄影的态度。认识卡帕的一些人后来回忆，卡帕拍照像是赌博，他首先是个赌徒，然后顺便是个摄影师。战地摄影记者像在下注的赌徒，选择下这个注或那个注，也可以选择不下注，而卡帕是有赌徒心态的，他永远选择冲在最前线，也因为这个原因他拍到了诺曼底登录的第一手照片。我的朋友认为，卡帕不是思考型的，他是个行动派，他好像看到一幅画面就知道这是他要拍的照片，有种本能的感觉。
李乃清：你有不少战地记者朋友，想请你介绍下他们日常生活的状态、在战场之外的另一面？
苏珊娜：这个问题让我有点为难，因为我的感情史和战地记者有很深的纠葛。此外我也有不少战地记者朋友，他们日常生活分为两部分，不去战场时，他们过着和所有国际新闻记者差不多的写稿生活。一旦开战，例如前阵利比亚或叙利亚战争，他们就会去前线。因为他们一直处于高强度快节奏的工作状态，战场环境又很危险，等回到家，沙发上一坐，开了电视，他们发现自己无法适应这种日常生活，心理上难免会受到伤害，所以他们很难像一般人那样成家立业，过上普通人的生活。战地记者表面上都是全副武装、无坚不摧的强悍硬汉，为了面对这么残酷的工作，他们跟所有战争保持职业性的距离感，但他们内心有很脆弱的地方，会在你最没想到的时候表现出来。例如，有的人看到炸弹爆炸或机枪扫射他都能忍受，但过阵子看到一只瘸腿的小狗，他就突然很受触动，表现得非常脆弱。
（编辑：李锦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