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俊 沈祎

    采访人：马俊

    被访人：沙维尔·索尔

　　作为上海第十届国际摄影艺术展的评委，法国VU图片社的CEO沙维尔·索尔无从知晓他所面对的5000多幅作品的作者是谁，但他还是迅速判断出，这些作品大部分出自中国摄影师之手，“因为有太多的风景和肖像作品了”。而这是推崇用照片讲述故事、传达情感的沙维尔·索尔所不喜欢的。

　　但评奖就是这样，单个评委的喜好并不能决定最后的结局。纪实类中获得金奖的作品当然很优秀，却不是他喜欢的类型，而他最推崇的一幅作品，却没有获得任何奖项。

　　在评选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插曲。一件作品突破重围，从5000幅参赛作品中杀入了仅剩50幅作品的最后一轮。此刻评委们却发觉，这是一幅经过PS的照片。它差一点欺骗了所有人的眼睛。对于沙维尔·索尔来说，对照片进行PS处理是难以接受的。他的VU图片社对所有的签约摄影师都有明确要求，不许用PS伤害照片的真实。

　　VU图片社与玛格南图片社齐名，索尔参加过大理和连州摄影节，对中国摄影的状况算是相当了解了，但依然被中国摄影师庞大的数量所震撼。就像每一个领域的西方人都对今天中国的状况感到既困惑又着迷，沙维尔·索尔说，中国那么大，有那么多摄影师，随时都可能诞生一场摄影的革命。因为中国和法国一样，“我们都深谙两种艺术之道：美食和革命”。

    “雷同的风景太多了，全世界都一样”

　　马俊：中西方评委的审美差异主要表现在哪里？

　　索尔：差异确实很大。比如我更注重作品本身的题材是否新颖，而似乎中方的评委在审美上更传统些，他们更倾向于挑选一些“经典”的作品。对我来说，那些作品并不差，但并不稀奇，雷同的风景我看过太多了，全世界都一样。在此次参选的作品中，也并没有和政治、性相关的作品。

　　马俊：此次比赛的一个规定是，如果摄影师选送组照参加，一组作品的数量不能超过4幅。这会不会太少了？

　　索尔：没错，这也是我想对主办方提的最大意见。你知道，一般组照的限制数量都在10张左右，荷赛是12张。4张确实太少了，很难把一个故事讲完整，我们很可能会遗漏很多精彩的片断。不知道是不是数量限制的原因，我看到了非常多的肖像作品和无数的风景照，并没有看到有深度的长期的系列报道。（苦笑）

　　“画面的真实性是第一的”

　　马俊：今年荷赛有一组关于乌克兰基辅街头斗殴的三等奖作品因为后期处理的原因而最终被取消奖项，这在荷赛历史上是第一次。你对于比赛中规定的“不能经过电脑后期加工制作和改变其原有真实性”如何定义？

　　索尔：这个问题很重要。VU严格拒绝摄影师后期修改图片。尤其对于新闻摄影来说，摄影师应当力求通过镜头来还原和展示现实的真实性，照片是一种对于现实的拷问和佐证，是不允许随便篡改的。VU图片社的摄影师都会和我们签署相关的协议，以承诺保证照片的真实性。

　　从新闻摄影的角度，画面的真实性是第一的，画质则居其次。你知道么，印尼海啸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收到的那些珍贵的照片都来自当地的业余摄影师，有些甚至不是摄影师，只是当地群众或者游客，因为他们第一时间在现场，所以他们看到了最真实的一幕。还有美国士兵在伊拉克的虐囚事件，第一手的影像资料是用手机拍摄的。人们渴望从报纸媒体上得知事情的真相，希望看到真实的内核，而不是一个“美丽的外表”，所以为了“美观”甚至为了“谎言”而修改图片，是绝对不允许的。

　　马俊：难道你们的摄影师一点后期都不做么？比如剪裁、颜色调整之类。

　　索尔：适当的裁减是允许的。颜色上我们不允许做修饰，彩色转黑白片更加不可以。如果摄影师的拍摄环境很恶劣，比如灯光十分昏暗，我们允许做适当的“曲线”调整明暗，以求画面的对象能看得更清楚些。在传统摄影时期，调整对比度、灰度都属于“暗房”操作，是可被接受的。但“抹去”照片的某一部分则是不允许的。

　　“照片的未来在纸上”

　　马俊：这次比赛中数码和胶片的比例是多少？传统摄影会被彻底取代么？

　　索尔：我想差不多有80％的作品都是数码作品，数码发展太快了，三四年前或许还是一半一半。不过有趣的是，最后选出来的得奖作品几乎都是胶片。虽然数码革命来得如此迅猛，但是，我不得不说，胶片在色彩和影调的呈现上仍然有不可匹敌的优势。

　　不过很可惜，很多胶卷比如柯达chrome去年就停产了。宝丽莱胶片也是如此，虽然现在Photoshop里有各种宝丽莱的模拟滤镜可以制造类似宝丽莱的色彩感，但是当你真正用宝丽莱拍摄一张胶片，看着它在光和热之下慢慢显影，那种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尽管如此，传统摄影被数码取代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只是时间问题吧。

　　马俊：除了硬件的原因，拍照的心态也会对创作产生影响吧？

　　索尔：数码时代让所有人都变成了摄影师，一切都变得再简单不过，人们的心态自然也就随便了。

　　打个比方，你会随便用宝丽莱去拍垃圾筒么？不会。但你会用数码机或手机拍一张照，因为那个几乎没有成本可言，而宝丽莱的相纸可就贵多了。所以人们在拍摄前势必会度量一番，还有光线、角度，如何才能最完美地呈现画面。所以说，思考和谨慎是出好照片的重要因素。

　　马俊：VU的摄影师用数码拍摄的多还是传统胶片的多？

　　索尔：据我所知，大多数人都是随身带一部数码机一部胶片机。我相信他们的职业能力，长期的拍摄经验积累了一种本能，直觉会告诉他们手指需要按下胶片还是数码的快门。

　　我认为照片是一个有大小、重量的“东西”，是一个物体。也就是说，照片最终是需要被打印出来，挂在墙上或拿在手中，人们可以长时间地观看，沉浸在画面里，不单是眼睛，还有双手，从视觉和触觉的双重感受中体会这个物体记录的思想，承载的回忆。

　　比如你看我iPhone里的这些VU图片社的照片，这张拍摄的是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女儿，他女儿很喜欢这张照片。我一定会打印出来给她，选择合适的尺寸、画框，而不只是发个数码文件。打印出来的照片才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不认为在屏幕上播放的影像是真正的照片，在屏幕上的都是电影，照片的未来是在纸上。

　　从市场的角度，VU的画廊也比VU图片社盈利更多。在欧洲最近开始流行一种技术，每张打印的作品都可以申请一个“art trust”，类似于我们数码产品的编号，一旦敲上了“art trust”的标签，你的作品就注册了，是无法复制的，仅此一张。

　　“纪实作品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增值”

　　马俊：在中国，纪实摄影似乎一直处于市场的边缘地带，并没有观念摄影那么“流行”和“火热”，你觉得纪实摄影的未来空间在哪里？在VU的画廊里，是不是观念作品更受市场欢迎？[NextPage]

　　索尔：我不想做预测，未来是开放和自由的。我对于纪实和观念的态度比较中立，没有什么倾向。

　　VU的画廊并不总做观念作品的展览。最近我们展览的是一批上世纪50年代的西班牙纪实作品，关于反法西斯题材的。这类作品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就我的经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纪实作品往往随着时间流逝而增值。

　　马俊：在你看来，中国有哪些题材是值得挖掘的？

　　索尔：城市本身就是一个故事会，可挖掘的地方很多。我们有一个意大利摄影师之前来过上海，他拍摄了一组照片，把罗马和上海两座城市做了一个比较，非常有趣。还有一个摄影师拍摄了夜上海酒吧的组照，那些喝醉之后的最真实状态下的人，令人印象深刻，这组作品在2008年获得连州摄影节的奖项。我很欣赏北京的高波，20年前他拍摄的一组西藏作品很令人震撼。我希望多认识一些中国摄影师，希望在法国的博物馆里看到他们的作品。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污染问题、农村土地问题等等。未来几年中，我们还会关注中国的中产阶级的状况，会为此请摄影师拍些作品。

　　马俊：你们所做的不仅是艺术创作，也像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图像历史。在拍摄一个题材的时候，你们是不是要做文本的准备？西方摄影师来中国或者其他发展中国家拍摄，会不会始终带着一种“观看”、“猎奇”的眼光？

　　索尔：我们会进行大量文本上的准备。我们会尽量了解当地的文化传统、历史和现状，但我承认，不可避免我们会带着西方的眼光。但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这也是考验摄影师的地方，如何跨越国界和文化背景，拍出能打动所有人的照片。

　　马俊：现在年轻摄影师的作品似乎更倾向于关注自我的精神世界。

　　索尔：或许年轻人并不是不关心政治，他们只是在寻求一种新的世界。在法国的年青一代中，最近流行一个词汇“Noosphere”（人类圈，人类知识的总和）。它是超越一切组织、世俗权力之上的，类以于一种世界大同的思想状态，追求一种全人类的共同智慧，这是一种很高的知识境界，是十分自由博大的。

　　马俊：就像是乌托邦吗？

　　索尔：有一点，但是现实中也不难看到这样的例子，你看世博会不就是这么一个Noosphere么，全世界的智慧聚合在一起。Better city，Better life。

    （实习编辑：郭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