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公安县发红头文件摊派卷烟销售指标；有专家称，地方片面政绩观、“懒政”思维致不合理指标出现
本月，两则新闻再次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一些量化指标上。前日，新华社报道，湖北公安县发红头文件向下摊派卷烟销售指标；而在月初，郑州市卫生部门被媒体爆出向各社区下发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检出指标。记者梳理公开报道发现，全国各地，医保额度、结扎人数、火化指标、彩票销售……一些任务都曾经或正在通过指标的形式，层层下发到基层、个人，直接与基层工作人员的考核绩效、工资奖金挂钩。
而这些指标，有的在制定之初就不合理，有的则将不该层层向下摊派的指标，摊派给基层、个人。背负者除了感到为难外，有些甚至采用违规乃至违法的手段，来完成指标。
全县销售卷烟须达25100箱。指标被下分到各乡镇，最多的分到4000多箱……这些内容，出现在湖北公安县一份名为《公安县2013年烟草工作考核办法》的“红头文件”中。
新华社报道，当地财政还出钱设“奖金”。一些乡镇为多拿奖金，将销售情况与村干部工资挂钩。而县政府下派指标的目的，则是通过加大正规香烟的销售，增加税收收入。
无独有偶，本月还有一个指标——“精神病指标”也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媒体称，郑州市卫生局下发文件，规定各社区筛查出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任务数不得低于辖区常住人口数的2‰。人们普遍担忧：有人是否因此被“精神病”。
记者调查发现，多地有“雷人”指标。
层层摊派
指标从科学到“雷人”
70岁的长春市民于女士突然昏迷。送去医院急救后，经诊断为脑出血。家人想立即办住院手续，被值班医生告知：省市医保患者都不接。如果住院自费。
最终，有职工医保的于女士住院20天，自费花了1.8万元。
这则事例，10月中旬刊登在一份医学行业杂志上。
某三甲医院的医生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称，上述事件反映的是医保基金“总额预付”制度下，一些公立医院为不超额度，而出现的推诿医保病人的情况。“这属非自愿选择自费住院，不在少数，一到年底会更严重。”
2012年，时任国家卫生部部长的陈竺提出，医保部门对医疗机构评估后，向医院预付定额医疗费用。如实际费用超支，超支部分医院承担。
这种总额预付的初衷，意在遏制大处方、乱检查、乱收费、任意扩大服务项目等过度医疗的情况。
但一些试点医院执行起来存在“硬伤”。为不超额度，医院给每个科室每个月都下发额度指标，超标部分各科室自行承担，医护人员会被扣工资冲抵。
每个科室每个月病人数量、情况都不同。所以，有的科室或有的月份病人多，医保资金就很紧张，甚至用尽额度，便拒收医保病人；或劝部分病人提前出院，等下个月医保额度来了，再重新住院。
为此，有专家指出，医保总额预付的初衷是好的，但不能将指标层层向下摊派，将风险最终转嫁给科室和个人。更不能不顾实际情况，机械地要求每月都有节余，最终损害患者利益。
与“医保指标”事件相类似，本月初爆出的“精神病指标”也因层层摊派引发问题。媒体报道，2012年9月，郑州市卫生局下发文件，规定各个社区发现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任务数不低于辖区常住人口数的2‰。这意味着1000个人中至少找到2个重性精神病。
郑州市这一做法，源于去年原卫生部在一份《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考核评估方案》中，提出过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检出率应达到2.5‰。
10月10日，卫计委新闻发言人解释，2.5‰本是根据我国重性精神疾病的估算发生率、各地重性精神疾病实际发现率等因素综合制定的。但该指标仅以省或地市为单位进行考核。
也就是说，2.5‰的数据在样本人数足够多的前提下，是有科学依据的。但人数越少，误差越大。所以，指标不能简单地层层分解，向基层摊派。
操作简单
结扎指标常存在
有一些指标，则在设立时，即被人诟病。
2011年，58岁未婚的刘长江，做了结扎手术。
作为河南省永城市顺和乡的“五保户”，她之所以这么做，是可以挣得300元钱。原来，夏楼村干部为了完成结扎指标，到处找“壮丁”，刘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夏楼村每年都要完成8个结扎指标。完不成村里要被罚款，村干部的年终考核，也会受影响。
去年，云南省彝良县洛泽河镇献鸡村委会副主任王平荣，甚至为完成指标，出钱购买假结扎证。后因滥用职权罪，被判刑。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梁中堂向新京报记者介绍，流产、结扎等是上世纪70、80年代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下一些计生部门的工作方式。现在，计生政策已逐渐改革，但有些地方为完成计划生育任务，还在沿袭简单的方式。“他们认为按一定指标结扎、引产是人口控制的有效方式。”
搜索公开信息可发现，地方计生部门至今并不讳言“结扎指标”。据广东茂名广播电视台报道，今年上半年，全区结扎1536例，超额完成上半年任务。
海南省儋州镇，完成年度结扎指标的村、社区，会在官方网站上公开表扬，未完成任务的被批评。
梁中堂解释，各人口部门会按人口年龄组来统计育龄妇女的人数、生过孩子的妇女人数等，测算出可结扎比率。有些地方以此计算出当地需要结扎的具体人数、指标，层层下达到基层的计生部门中。下达过程中，为保证完成任务，还会通过乘以一个保险系数。“现实完成的结扎人数可能比原先预定的数字高。”
为完成指标，除了上述做法，“还有不少计生人员强制为妇女结扎、流产，引发社会矛盾。”梁中堂说。
汲取教训
破案指标被叫停
在各地公安系统内部，办案任务量一直存在。但在十年前，由于有些公安部门机械、严格地制定办案、破案指标，致使有民警为完成任务，制造假案。
比如，2003年12月，湖北荆州市沙市区公安分局民警戴明，为完成指标拿到奖金，与他人合谋雇佣未成年人导演“抢劫案”。
2004年，吉林市清河派出所所长花钱从市场上“雇”来13名民工充当“犯罪嫌疑人”，3天拘留后付钱。
2007年河北保定警方公布了年度破案指标——2007年保定市侦破各类刑事案件的硬性指标是3.5万起以上，抓获犯罪嫌疑人要达到1.1万人以上。
此举引媒体哗然。在各方压力，以及确实存在因指标而导致冤假错案的情况下，如今已很难听到破案指标的说法。
但有专家提醒，如果只是简单停用一种说法，归根结底还是追求数据，即使完不成不对民警处罚，而与派出所荣誉等挂钩，那么可能还会引发问题；如果简单地停止考核，那么要谨防民警对工作产生懈怠。
专家建议
要改变懒政思维
各地历史上还出现过“雷人”指标。比如广东曾向各地摊派火葬指标，有人为此从其他省市殡仪馆“购买”尸体；安徽省灵璧县交警大队给交警下达罚款指标，致使一些交警为完成任务乱罚款；南京福利机构曾强制社区承担卖福彩任务，结果前来社区办事的人被要求先买50元彩票……
这些事例，经媒体曝光后已被叫停。但为什么一些“雷人”指标，层出不穷？
对于个别政府部门摊派销售任务等，武汉市政府咨询委员会高级研究员赵振宇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这是地方狭隘的发展观、片面的政绩观在作怪。
对于一些涉及“破案”、“计生”等工作绩效考核的指标，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认为，这是一些政府部门“懒政”的表现。相关管理者或试图通过简单数字来考核社会管理的成效，“不考虑群众的利益，容易让政府部门和群众之间发生矛盾、冲突。”
竹立家建议，改变政府的“懒政”思维，从多角度设计、细化可行的工作绩效考核方式，“比如除了证明你完成一项工作的数据外，还需要考察老百姓对你工作过程是否满意，有没有给基层带来麻烦等等”。
部分“雷人”指标链接
1 火化指标
2006年前，广东曾向各地摊派火葬指标
后果：有人从其他省市的殡仪馆“购买”尸体。
2 罚款指标
2010年，安徽省灵璧县交警大队给交警下达每月至少1.5万元罚款指标
后果：交警逢车必查，司机情愿绕行。
3 福彩指标
2011年，南京福利彩票销售任务要达18亿，要求社区发动群众买彩
后果：一居委会规定，盖章办证先买福彩。
4 结扎指标
2011年，河南省永城市顺和乡夏楼村要完成8个结扎指标
后果：刘长江，58岁未婚做了结扎手术。
5 精神病指标
2012年9月，郑州市卫生局下发文件，规定各社区发现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任务数
后果：一位被认为“不能算”是重症的人，被登记在册。
6 卷烟指标
2013年，湖北公安县下红头文件要求全县销售卷烟必须达到25100箱。
后果：村镇干部变“推销员”。（新京报记者 刘珍妮 实习生 徐欧露 贾世煜 新京报记者魏铭言 对本版稿件亦有贡献）
（编辑：郭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