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8月30日文章题：2011年——全球愤怒年（作者该报国际事务首席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

    存在“全球情绪”这种东西吗？我们的确能感觉到它。我不记得有哪个时期像今天这样，有那么多国家都陷入某种形式的街头抗议或民众骚乱。201 1年正在变成“全球愤怒年”。

    随着突尼斯和埃及政权的垮台，年初的“阿拉伯之春”为今年设定了基调。随后利比亚的卡扎菲被赶下台，而叙利亚也发生了暴乱。

    不过全球各地还在发生不太严重的民众反抗。在欧洲，雅典经历了政治骚乱，马德里发生了静坐示威，而伦敦出现了抢劫。在印度，数千名示威者起来支持社会活动家安纳·哈扎雷。他已经迫使印度政府同意采取新的反腐败措施。在智利，学生和工会在过去两个月中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抗议活动，要求政府投入更多的社会开支。在以色列，人们走上特拉维夫的主要街道，抗议过高的生活成本。

    当然，世界各地的骚乱存在很大区别。面对这类具有根本性差异的事件下结论时的确须非常谨慎。但是它们存在共性。2011年的很多骚乱中出现了精英阶层同普通公民之间的对抗。一般民众感到他们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并对腐败感到愤怒。

    执政精英阶层的富裕和腐败引发的怒火助推了突尼斯和埃及的骚乱。对腐败和官员恶行的指责是印度民众抗议活动的中心内容。对年轻人缺乏发展机会和中产阶级生活水平下降的愤怒是西班牙、希腊、以色列和智利示威活动的共同主题。

    很多出现骚乱的国家显然已接受了不平等在不断加剧的现实，认为这是让经济迅速增长而值得付出的代价。在英国，托尼-布莱尔的新工党的设计师彼得·曼德尔森自称“对人们用不正当手段致富无所谓”。智利是拉美进行自由市场改革的先驱。在印度，经济繁荣的结果是亿万富翁的豪宅同凄惨的贫民窟比邻而立。

    然而这些国家中很多依然有着强烈的平等主义的政治传统。这种传统依然深入人心。哈扎雷有意识地模仿着甘地的行为方式和语言。马德里、雅典和巴黎的愤怒民众要求支持一种 “欧洲社会模式”。这种模式承诺提供免费教育和医疗，并让所有人都获得一份体面的收入。

    我们容易倾向于认为，所有这些动荡都同全球化有关。因为全球化提升了富人的收入，却创造了一个使不熟练工人的工资保持低水平（至少在西方是如此）的国际劳工市场。全球化还助推了社交网络的繁荣，使得抗议者的思想和形象能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但是全球情绪的形成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全球化”这个词和互联网发明出来之前的1968年，世畀各地曾出现学生抗议活动。

    然而这一状况也有一个引入注目的例外——美国。现在美国显示出了很多不良的社会和经济趋势：不平等在加剧，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受到威胁，人们对政治和商业精英感到愤怒。如果这些发生在其他国家，人们就会因此而上街抗议。然而迄今为止，美国人所有这些愤怒情绪都通过媒体和投票箱得到了宣泄。

    有人指责奥巴马总统不相信“美国例外论”。但对美国的这种例外，他有理由感到欣慰。

　　（编辑：刘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