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牵动人心。民间参与在本次应急响应中的角色和作用是什么？民间参与的力量，是杯水车薪，还是与政府在疫情决策过程中通力合作？
1月30日，SEED社会创新种子社区，发起了“疫情应急响应下的民间参与”圆桌讨论。3位主要的分享者，分别站在民间支援、民间行动的观察与协作，以及政府公共决策的角度展开讨论。要点包括：
-亲身参与者分享，物资支援的过程是怎样的，中间的难处、挑战与个人观察。
-作为民间参与的观察者，看到现有哪些民间行动？如何促进物资更有效地调配与供给？
-疫情发展期间，政府正进行哪方面的工作，我们应如何理解政府的公共决策？
-民间参与的角色、价值、问题及反思。
澎湃新闻将这场讨论的主要内容摘编如下。
2月1日，上海里弄里，独自打沙包的老人。 本文图片均由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一、物资支援现状如何？
分享人：晓媛 2015 SEED Fellow
我一开始是协助政府找物资，主要在开发印度渠道。后来又开始参与 MIT 和哈佛校友网络，将北美、欧洲等地区的口罩和防护服对接到武汉。主要做线上货源信息的 update，其他伙伴有参与物流运输、医院收货情况审批以及财务统筹等。
这个过程中，我们最开始发掘的是北美、印度的资源。为什么呢？国内物资，大家认为政府会很快反应，所以我主要去找国际货源。
目前发现，企业更方便调动海外资源，更有力量进行物流调动和国际资金的流转。民间组织可以帮助支持企业。比如，我们帮浙江省做政府采购，他们就会通过阿里去采购，对价格、三证的需求比较高，但仍然愿意通过民间力量协助找货源。
不过目前难处也很多。每个地区的需求不一致，比如，口罩的品牌不同的地方会给不同的答案，匹配率不高，需要不停地提供货源，并根据每天新的资讯进行货源采购及严重。具体操作也比较复杂，没有有序的接口来统一管理。比如，很多医院无法做国际采购，一定要提前有人捐赠在海外直接采购货物，然后货物才能到达海关，再到达医院。目前，除武汉外，我也了解到，湖南、北京等地的一些医院会直接联系当地红十字基金会，然后有货的伙伴需要拿红十字会单子，将捐赠的货物过关。
主要的挑战来自 5 个方面：
产品。从产品型号上来看，需要 N95 医用型（ N95 +防喷溅）才能进红区一线使用，货源是不是符合使用标准，是第一个挑战。
价格。货备齐了，但价格却有了变化，每个小时都在变动。国外看到中国缺货，市场有反应，跟着涨价。
资质。很多货源本身就是零散的买卖，虽然货是靠谱的，但没有证。比如印度的供货商，有很多就没有三证（生产证、许可证等），导致入关困难。
医院。医院收到的货，觉得与预想情况不匹配。发现达不到医用要求。
捐赠人。捐赠人看到最后的口罩没能进入一线，有时是发现当地需求改变而做的紧急调整，却也让捐赠人产生质疑。
这个过程中，观察发现了几个有意思的现象：
诸多志愿者在微信群中对要卖货的比较排斥，担心商家牟暴利，尤其是在举国抗击疫情的情况下，即使买卖交易是人之常情。
通过线上校友会力量，个体采购物资，再通过红十字会对接给医院，效率比“机构对机构”要高。
中央调动与地方需求之间的张力。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在努力做总控，货源优先武汉，导致其他非武汉地区的捐赠可能会出现不能及时到达的现象，很多地方也买不到口罩。如果中央做总控，大家协力，有利于分配。
从物流来看，印度的物流比较慢，北美的物流比较 ok。了解到的路径是先到 LA，再飞过海关的时候偶尔会被卡，但是能够通过各方的沟通进行疏通。一步步走下来，可能效率有限，但是路还是可以走通的。
2月1日，上海市中心，戴口罩的青年女子。
02 民间在线协作，如何更有效？
分享人：昂达 2018 SEED Fellow
在这次疫情开始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到了前几天，我们从观察者变成了一个参与者，更深入地直接参与到这个事情。
介绍一下对民间行动的观察。当前参与公益，如果做一个分类，其实能分成：首先是个人捐钱捐物。普通人除了捐钱捐物以外，还能做的一个事情，我定义为“正面围观与传播”。正面围观，其实就是很多年前说的“微博围观改变中国”那个意思，就是大家去传播一些有帮助的信息。
从机构角度来说，我们把机构行为分成两类：一类是捐钱捐物。实际上，我们更期待看到企业基于自己的能力来进行另一类捐赠：捐赠专业服务。比如说，我们看到货拉拉和菜鸟网络，给武汉提供了绿色物流通道；比如，阿里巴巴国际站进行全球防御物资采购。我觉得，其实企业如果能把他们的核心能力运用在事情上，可能能产生比“捐一个亿”更大的价值。这些都是属于非公益机构的行动捐赠行为。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和鼓励的事情。
在公益组织行动里面，其实又分了几块。有传统的救灾网络，比如壹基金，各地各省都有和壹基金合作的救灾物资网络。还有两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类别：一个是线下志愿行动，武汉市有很多私家车主，他们联合起来，给医护人员提供上下班的接送服务；另一个是在线志愿者行动，它可能是由一些机构发起的，也有完全是由非公益圈的人，通过短时间内倡议报名，就形成了一个自组织。自组织在几天时间内，就通过行动来实现一些产出和贡献。
那么，与信息有关的，我们又分成了两类：一类叫信息收集与整理；另一个就是原创内容的制作。
在物资支持这一块，我们看到，大家也在参与各种各样的物资支持。还有网上传播的，比如说 77 个产品经理支援武汉。其实，积极参与在线协作的人很多。在线协作中，还有几个目前没有解决的问题，一个是动态的物资需求，比如医院三天前发了需求，他们需要一些东西，但可能现在已经不需要了。大众就没有一个地方能获得需求更新的消息。
实际上，大众需要三种动态情况的了解：
1）理想情况下，医院正常每天消耗量是多少；
2）医院现在的缺口是多少，储备了多少；
3）未来一周或两周，医院还需要多少物资。
如果每个机构能把这三个数字公布出来，社会就能进行一个更有效的物资调配。现在民间的情况是，我们只能看到医院最初提的需求，大家照着需求匹配资源，中间的数据更新无法看到。
第二个事情，大家非常想知道，政府与官方公益组织的物资分配情况。现在很多网友已经发现了，大家捐给红十字会的钱和物资，他们还没有及时地把已收到的、已转出的、当前库存等详细数据进行有效公示，公众号目前只发布了比较有限的信息。大众无法得知，这些物资是不是被妥善处理，都给了谁。它基本相当于黑箱，我们只能出于一种盲目的信任，或者说是在一种被垄断的情况下，就把东西给他们了，而无法去监督实施情况。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官方物资供给。在中国的机制下，一定是优先行政级别高的中心区，然后才慢慢辐射到下面，这种固定的层级机构，与我们疫情的危机程度实际上不完全匹配。我觉得，民间能起到的作用，是发现这个问题，然后想办法给他们提供一些临时性的供给补充。所以，这也是一个有价值的事情。
最后，我想分享一下我正在参加的一个线上线下联动的活动。它具体是怎么操作呢？
武汉现在有很多发烧的居民。理想情况下，应该是他们先自我隔离，然后自我隔离观察。考虑到心理容易产生问题，团队牵头召集了很多心理咨询师、社工，建立了这么一个机制——在武汉每个社区建一个群，里面有不超过 50 个社区居住者，类似我们所说的患者。然后我们会给每个群匹配 18 个专业志愿者。志愿者分成三班，分别上午一班，下午一班和晚上一班。每一班有两位社工、两位心理咨询师、两位医师，组成一个在线医疗队，与这些患者沟通和解决问题。如果发现高度疑似病患，就把他们请到另一个专家群，看后续怎么处理，其他的就在群里想办法解决问题。
在这次工作中，我的任务是，除了梳理当前这种混乱局面，让它变得尽可能有序外，还会设计一个也许能够支持后续的协助工作，以及未来可能应对这种突发事件的系统。
2月1日的上海街头，戴口罩的老人读着报纸，聚在一起。
03 如何理解政府公共决策？
分享人：AB 2015 SEED Fellow
疫情参与情况：大年三十熬通宵做《疫情防护工作方案》，初一全区主要干部放在一起开会动员；初二直到现在，主要在做摸排、搞路障、爱国卫生运动。
今天我会分享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我的工作，政府体制内工作。大年三十晚上，接到领导电话。当晚我就回到办公室加班了，通宵后的大年初一一早，全区的主要干部集合在一起，开了动员大会。大年初二，我们就开始工作到现在。
我们这个地方离武汉还有一段距离，现在还没有出现二级感染。我们的第一个工作重点，主要是摸排武汉回来的人，以及他对周围居民的影响。第二点，就是大家网上看到的，在各个村或社区的路口，做路障措施。第三点，就是搞一些爱国卫生运动，把卫生彻底打扫一下。
这三个事就是整个我们现在做的工作。我把它总结成“运动式的治理”。传统“金字塔式”的结构，在这种应急工作中，一般都会被取消，变成运动式治理。成立一个类似指挥部作用的部门与机制，把所有资源统筹调配。大家经常听到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以市委的工作方案为例，首先要成立一个领导机构，有组长、副组长或组员。
然后就是设立工作机制，设立几个领导组。最后是明确成员单位的职责，所有的部门，每个部门有一个职责，由组长统一进行领导，每天进行报备。这是整个组织的工作。我的工作是，每天跟着区委书记到处跑，然后参加会议，进行组织协调调度，到一线去检查。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是政府与第三部门的互动。我只能分享我们这里的情况。前天主持人跟我沟通以后，我还专门和民政局的局长沟通了一下。他们说，我们这里基本没有。因为内陆地区比较落后，所以可能没什么代表性的经验可以分享。
我分析原因，主要还是政府希望一把抓，赋予其他组织的能动性比较有限。以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找到合适的方式，与第三部门一起来做事情。
一方面是动员和摸排的能力。在这种特别紧急的情况下，政府动员能力还是非常强的。现在这种纯社区的宣传，我们大概用一天时间，就可以让所有村子和社区响起广播，然后让大家封路之类的，都还蛮快。但是，摸排能力可能就出问题了。人家不一定告诉你。尤其是，这种情况下，可能真的需要第三部门帮忙。 中国人还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一点忌讳，觉得我能扛一下，就不愿意讲。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在物资获取能力方面，政府还是很有局限性的。像前面分享中的民间物资支援行动，我觉得非常有价值。
第三方面，目前的心理辅导需求，我觉得也是有需要的。比如说，我们这边有武汉回来的人，村里其他人就很敌视他们，说你不要出门之类的话，这样可能也使他自己及家人背负着很大心理压力。我们这小地方都这样，可以想象在武汉是什么情况。所以，有很多事需要大家一起做。但为什么，现在的推进不是十分理想，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是，政府对这方面的意识还需要加强。越落后的地方，当地官员思想越保守，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的重要性。更多相关方面的行动在发生，力量才会被见证与传递。
2月1日，上海街头，一位戴口罩的妇女，留意到老人手里的鸟。
04 集中讨论：民间参与的角色、价值以及问题
讨论 1：政府现在已经接管了整个物资救助，民间组织的位置和作用是什么？
A 1：民间行动者包括个人、组织和自组织网络。这个过程中，大家根据自己的资源优势来打通关卡，如触角般地伸向各个地方寻找物资。过程中也遇到许多困难，很多人也感到负面情绪。我们有这么多的热情，但是最后感觉被条条框框框住，精力也很分散无法集中发力，最后很可能觉得自己力量没有用对地方。有这么多的力量，如果有更好的办法去统筹它，让公益机构做最擅长的环节？
A 2：我从事公益 10 多年了。一开始想法很朴素：就是相信民间的力量。遇到公共事件，第三部门要第一时间起来去做事情，因为船小好调头，可以及时响应。但现在逐渐反思：我们做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效？我们拿到了救援数据后，可否对比分析：民间力量究竟给当地医院或社区提供了多少有效支持？
A 3：民间可以先试点，政府后续规模化复制。在“试点”上，实际是公益组织、民间力量能发挥很大作用的。我在想：也许在不发达地区，如果政府能够拿出一些空间让公益组织进行试点性的尝试，效果差的，政府补救；效果好的，政府复制。
A 4：SEED 一直在谈公众参与、青年公益，很多时候强调的是赋权、自组织、雪花状等等这些很灵活的、去中心化的参与方式。但这样的方式，在这次筹集物资的事里能看到，会造成很多的重复和低效，甚至很多非营利组织的效率比政府还低——虽然这不一定仅仅是这种参与方式造成的。所以，在公益、非营利机构中，也需要建立更有效的组织和汇总信息、调配资源等相关能力。它的操作手法和理念应该是公益性的，而非政府自上而下的管控模式。
A 5：首先，在应对比较严重或突发的情况上，相对2008年汶川地震，这次民间团队的能力有非常大的进步。 其次，我觉得国内大部分民间 NGO 要有一个特别清楚的自我定位，我们和政府的力量比起来，真的不算什么！有一个前辈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政府砌墙，我遛缝，我觉得我挺光荣的。”我觉得在很多事情上的表现也是这样。
2月1日，上海街头，戴着口罩的爷叔出来遛狗。
讨论二：民间组织如何与政府通力合作，共同应对疫情？
A 1：疫情应急响应前，信任对于多方合作特别重要。了解就是信任的前提。政府与民间的合作中，不太能指望政府往前迈出一步去了解 NGO ；那么 NGO 需要更主动一点，多去了解政府的运作体系。这一点，其实商业机构做得挺好，有许多经验。而类似各位一样的先行者，不断投石问路，摸索经验而不断通关，可以把经验沉淀，让更多人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往前走。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知识沉淀、案例研究，从而推动未来的点滴进步。
A 2：其实，绝大部分公益机构和政府打交道还没有积累太多经验，不太适应政府的一套行政规则、汇报审批、层级决策、等待批复的周期等等，也不知道政府能接受的沟通方式。我们真的理解政府治理背后的机制和逻辑么？我们甚至不了解跟我们打交道的那个人是什么级别，不知道他能决策的范围。我们政府有一套行文体系，很多人不会去阅读这些公开文件，或是表示没看懂，又或者以为看懂了其实没懂。当然，也有很多没有说。所以导致很多信息缺失，像一个黑箱，是普通老百姓不关注的。但 80 后、90 后，包括 00 后，经常上网或是曾经出国留学，看到了很多信息，特别想了解黑箱里面发生了什么。但又没有人来跟你们讲。你们想了解黑箱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政府担心信息公布出来到底是好是坏，背后有很多因素需要衡量。双方信息不对称，就会容易导致两方面的理解越来越激化。
A 3：政府在面对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时，除了进入这种战时状态，还要注意如何与公众解释清楚相关问题。包括疫情上，如何用更通俗易懂的话语、及时披露信息，去给民众解释清楚一些问题。大家也会发现：一些政府官员的眼睛是往上看，而不是往下看。这次暴露出来的问题，是一些官员不太擅长和老百姓打交道，尤其是时间紧迫的情况下，你让他先去和他的上级汇报，还是先去和老百姓汇报呢？自上而下的政策一定会有这个问题出现，所以非常值得反思。但具体怎么解决呢？这个大家就各抒己见了。
A 4：我认为有两种方式，一是敬畏既有模式。在任何一个具体事例中，无论政府还是社会层面，都有原先那一套习惯化的模式和逻辑，大家都是按照一些既有的逻辑经验做事，若以公益组织的形式要去跟政府接洽，要考虑他们的模式，考虑怎么参与介入。把旧有的经验总结归纳，形成对以后的指导，比如相关人员以咨询师的身份，去参与到一些社群的组建中去。
A 5：以我跟基层政府打交道的经验，首先政府普遍对公益组织的信任度比较保守，这涉及地方政府的整个认知能力和对外信息的接触。至于说一个公益组织怎么去和政府合作？其实只能死磕，做到他认可你。就你在这个地方慢慢做，逐步经营口碑。你了解了整个政府运作的机制，比如说你要在某个区县做这个事儿，应该走什么样流程，参与到什么样的决策？怎么见到相关领导，怎么能把这个事情做好，又让政府放心，让每一任领导及部门觉得你的组织是在帮他，不是在坑他。这样你在这地方才能站稳。它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2月1日，上海街头暂时歇业的小饭店。
讨论三：这次疫情响应中，有哪些反思？
A 1：事后应该去整理一下数据，用数据来支持，我们民间到底是怎么参与的，我们发挥了多大作用。我最后想分享的是，在国家队已经入场的情况下，我们能做的事情真的比较有限。但这是一个好的观察机会，它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之后肯定会有一系列社会反思。中间属于公益组织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大家可以多观察多思考，也许未来会有一些新的可以做的事情。我也特别希望，我们社群能一起产生一些思考，有一些新知，可能之后还会有些行动。
A 2：民间力量有很多，但是，如果没有商业或政府的协助来聚焦，可能比较分散、难以发力。我们想珍惜这样的力量，同时也希望能够有更好的途径，让这些力量在最适合他们的场景中去聚焦发力。希望在疫情过去之后、在一波如此广泛的社会动员之后，会有好的产出，给更多的人鼓舞去做事情。
A 3：中国公益的情况已经很不一样。很多操作方法和手法，上一代公益人都做过了很多实践，例如乡村的参与式发展。但后续行动者其实没有用到原来的经验。文档、数据、资源都在那里，但大家都想自己去创新。针对这次疫情，我建议搞一些研究，比如参与这种防控救灾的秩序是什么？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区县、社区、组织应该做什么？作为预见性提醒，给所有的组织、公司或机构，让他们知道未来应该怎么办。同时，有一些方法论，比如工具、案例、协作的机制方法等。例如本次实践中“古典少侠”进行了相对比较正式、有节奏的工作，大家才觉得他们整理的经验很值得借鉴与参考。
A 4：由于本次事件的突发性、紧急性，许多人分别开展了一些行动。信息和行动之间存在一些割裂，没有形成一个共同体，去互相协调、分享经验和模式，希望后续能把这些小伙伴集结到一块，做相关的国外案例研究，希望大家有一些后续的行动。若后续发起成立这样的社群，也可以翻译国外案例，做一些经验的筛选和沉淀。
A 5：已经有一个小组在做这个事情了，可以一起直接干。本次讨论就是想要去推动整个过程中的经验梳理、案例学习，包括知识沉淀。我们可以借助自己的优势和资源做一些事情，带给更多群体一些思考。
2月1日，上海复兴公园。
05 下一步行动
讨论结束后，成员们自发成立了研究小组，想对公共事件中的民间合作机制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包括但不限于：
1）武汉疫情的民间行动观察与分析；
2）国内外“民间合作机制”案例研究；
3）未来民间行动的建议。
我们想通过研究，促进就此类重大公共事件的民间合作以及能力成长，为后续应对提供经验借鉴，是我们选择的“力所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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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