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枫叶君 来源：精致小号（ID：lovejzxh）
写下这个题目时，我内心多少有点自责：别人在送温暖，我却在泼冷水。不过，还是让我把话说完。
“冰花男孩”热了好多天了，我才知道他叫王福满，可见，对一爆红的新闻人物，不必知道他叫什么，知道别人叫他什么，就足可以了。
谁提出把王福满接到北京的，谁出的机票钱和旅馆费，这些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有人肯定会说，你傻吗？没看人家“冰花男孩”日子过得那么苦，那一头冰花你没看见？那冻得一脸红你没看见？好多大妈大婶握住手机，眼泪直扑哒你没看见？
我说，我不用看见，也能想见，我也是一个狭隘的人道主义者。可是，我还是想问，这样做的意义到底几何？
不满8岁的王福满离开家了，据说，他以前连县城都没出过，第一次坐了飞机，第一次住了酒店，甚至第一次看到了暖气，而且对这东西能暖和人感到无比新鲜，这能说明什么？是说明那些出主意的人古道热肠，还是，对“精准扶贫”有独到的见解？
“冰花男孩”到了北京，我想知道，“冰渣男孩”什么时候到上海？“冰茬女孩”什么时候到深圳？有关部门有具体安排没有？
我们过去读书的时候，老师总喜欢用“缩影”这个词，以个案来投射庞大的群体。现在的人，似乎不太提这个词了，反而对个案比较感兴趣。于是，王福满头上结满冰花的照片上网之后，瞬间传遍全国，甚至传到了欧洲，搞得英国人和德国人也在跟着反思——站在伦敦和柏林，眺望云贵川，反思起中国的问题。
我们应该这么敏感吗？完全没有必要，“冰花男孩”的境遇，我们用脚后跟也能想出来，他炸裂网络的唯一意义，还是“缩影”的意义，他只是碰巧站到了聚光灯下，具体说，他的老师拍了照片，他的校长传上网络，这才有了“冰花男孩”。
想象一下，如果他的老师那天没有拍照，只说了一句，现在我们开始上课！“冰花男孩”呢？根本就不存在。不，也会存在，只是会以王福满的形象存在着，继续在寒冷的天气里，每天花一个多小时去上学，赶上天冷，第二天还是一头冰花。
图为王福满上学的路
很多人看“冰花男孩”的照片，目光全聚焦在王福满那一头冰花，可是，能不能把眼光再放远一点，往王福满身后看一看？那是三个可爱的孩子，丝毫没有任何修饰的孩子，一个男孩，两个女孩，在看着王福满笑，笑得自然，笑得开心。
他们非但没有流泪，反而觉得很好笑，因为他们以前也没有看到这个形象的王福满。我想说，孩子的心灵比我们纯净，自然，不矫揉造作，他们并不是不知道冷，不是不知道路远，他们中间有的人甚至境遇比王福满还差。
据说，王福满所在的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新街镇转山包小学，有好多学生的家离学校更远，最远的孩子上学要步行两个小时。这样的长途跋涉上学，让生活在大城市里的父母和孩子无法想象。
因此，在孩子们看来，“冰花男孩”并没有什么稀奇，只不过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普通同学而已，因为在此之前，他们或许早就看到过其他的“冰渣男孩”，或者“冰茬女孩”。
在王福满身后哈哈大笑的孩子，并非不知道苦，他们自己也可能要挨着冻上学，但是，他们知道，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在战争电影里，人们经常看到士兵们在倒下的战友身旁连头也不回地冲过，是他们不知道战友死了吗？不是，因为他们知道，这就是战场。对一个人的死亡感到惊心动魄，恰恰是因为我们是坐在影院里的观众，是在隔岸观火。
隔岸观火的人，心中会产生自然的应急心理，就像有人看到王福满头上的冰花，脸上的冻红，就马上开始联系订票公司，马上开始预订酒店，可是，王福满身后呢？在“冰花男孩”的身后，是一个庞大的贫困留守儿童群体，除了“冰花”，还有“草花”，“煤花”，或是别的什么我们根本想不到的“花”，怎么办？
如果都遵循这种应急心理，恐怕要成立一个专门公司，订机票，订酒店。可是，我担心，如果真要这么搞的话，就没有人肯站出来了。
“冰花男孩”让我想起50年前的老电影《大浪淘沙》，很多50后、60后、70后的朋友们应该都看过。到广州投奔北伐革命的山东知识青年靳恭绶在济南街头看到卖孩子的母亲，可怜对方，于是在地上放下几块钱；旁边一个讨饭的老太太求他可怜，他又给了几块钱。这时，有人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原来是他的老师、共产党员赵锦章。
坐在码头边，赵锦章请靳恭绶“帮忙”，一会说母亲病了，一会说妹妹失学了，一会说朋友一家正在挨饿，总之是和靳恭绶要钱。靳恭绶恼了，说“你耍我”。赵锦章说，我在和你说正经的，他指着那些在皮鞭下背货的苦力说：
靳恭绶显然回答不了赵锦章的问题。靳恭绶可以给卖孩子的母亲几块钱，也可以给讨饭的老太太几块钱，但是，他不可能给码头上卖苦力的人每人几块钱，更遑论给全中国的穷人每人几块钱。
这就是缩影和群体的关系。在赵锦章眼中，卖孩子的母亲，讨饭的老太太，以及他所说的生病的母亲，失学的妹妹，挨饿的朋友，都不过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他们背后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就是说，有无数卖孩子的母亲，有无数的乞讨者，有无数生病的母亲，失学的孩子，挨饿的穷人。
对照现时，可以清楚地知道，电影中的那些生活在困苦中的人，就是那个年代的“冰花男孩”，仅仅靠靳恭绶的几块钱，救不了他们。就像今天，即便用飞机把王福满接到北京，让他住进温暖如春的酒店，也只是改善了王福满一家的境况，而对于中国2200多万留守儿童来说，这点进京待遇，不就相当于靳恭绶送出去的那几块钱吗？
2200万，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相当于加拿大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
在赵锦章看来，靳恭绶那几块钱善款，给出去和不给出去，并没有太大分别，因为这从根本上说只是杯水车薪，或者就像在人家生病，急需医生和治疗的时候，仅仅说一句“好好养病”一样，其作用不过是然并卵。
也许有人会说，怎么没用？“冰花男孩”到北京了，坐飞机了，住酒店了，看升旗了，参观公安大学了，这就是作用！
没错，说到底还是送温暖，可是我想说，送温暖好办，根本不用找王福满，王福满算不上镇上最穷的人家，也不是最穷的学生。如果真要送温暖，不要说去王福满家乡能找到，到全国任何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像“冰花男孩”这样的留守儿童，闭着眼睛一抓一大把。
截至2017年10月，在册的国家级贫困县有564个，按照一个县几十万人口算，这会是一个多大群体？从这里面，别说找一个王福满，就是找一堆比王福满更苦的孩子，那也是再容易不过的事。
“冰花男孩”刚刚听说，可翻越危险山崖才能上学的事情总听说过吧？山崖不比冰花更危险？
可是，有没有人去接他们呢？不要说接到北京，接到昆明、贵阳、兰州、拉萨、呼和浩特、石家庄也行；别说住酒店，住招待所也行；别说到天安门看升国旗，到市政府大院里逛一圈也行。
会有人去做吗？我很怀疑。
说到底，王福满成了网红，他的老师、校长和无数的网民，把他推到了全国人民的手机上，于是，有人才想到接他到北京，开始了一连串活动。
我并不是反对这种给予“冰花男孩”的善心，我也认为这种善心也是爱，但是，我想说的是，这种因为一个偶然事件的爱心大发，其实质作用是很有限的，对于一种作为普遍现象存在的贫困留守儿童困境，并不能解决多少问题，如果非要给出一个概括，那可能就是“一次因新闻照片引发的精准扶贫”。
很显然，这并不是我们真正的诉求，对于解决留守儿童这样一个大课题，这种以个体、自发、自愿、短期为特点的社会性活动或曰集体围观，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显得太初级，太脱离解决问题的根本思路。
这是国家和地方政府，需要一套完整思路和长期规划，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冰花男孩”不过是冰山一角，而眼下的热闹，无非是围着一角观冰山而已。
假使我是一方领导，我会做如下批示：请省、市、县领导认真研究本地区留守儿童问题，并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从根本着手，不搞花架子，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列入政绩考核；至于王福满同学，暂不安排来京为宜。
如果留守儿童问题，哪怕是鲁甸县的留守儿童问题，因为“冰花男孩”的照片得到了很好解决，即便“王福满没有来过北京，我想，他的心里也会比现在高兴十倍，乃至百倍，因为他知道，因为他的一张照片，他的小伙伴们冬天上学的时候终于可以不挨冻了。
作者简介: 枫叶君，前新华社资深记者，现定居加拿大。原创文章来源：精致小号( ID:lovejzxh)，枫叶君长篇小说《移民》在精致小号连载。
（编辑：安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