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比波尔发生过一个故事：十四个同牢的人想逃出去。大概几小时后他们被全部抓获，并被带回集中营的集合场地上面对着其他犯人。然后，他们被命令道：“等一会儿你们肯定得死。不过在死之前，你们每个人要去选一个人陪你们一起死。”他们说，“这办不到!”指挥官不动声色地说，“如果你们不肯，那我替你们选。不过我选的话，将是五十人，而不是十四人。”他没有必要去兑现他的威胁。
朗兹曼(Lanzmann)的《大屠杀》中，有一个成功地从特雷布林卡集中营逃出来的幸存者回忆到，当毒气室的“饲料”(即供屠杀的犹太人)的流人量降下来的时候，特别指挥部的成员们放弃了他们的食物配额，因为他们不再有用了，而面临着被灭绝的威胁。照亮他们生存希望的是新的犹太人被圈集起来，用火车运往特雷布林卡。
又是在朗兹曼的电影里，一名曾在特别指挥部呆过的成员，现在是特拉维夫的一名理发师，回忆到，当他在为德国人制造床垫而剪下受害者的头发时，他是怎样对此目的保持沉默，并催促他的客人快点去他们已被告知并相信是公共浴池的地方。
布朗斯基教授那篇深刻而感人的文章“可怜的波兰人看犹太人区”所引发的、在1987年由波兰有名的天主教周刊Tygodnik Powszechny以大篇幅展开的讨论中，雅斯彻鲍斯基(Jerzy Jastrzebowski)回忆了家中一位长者讲过的故事。他们家想要藏匿一个老朋友，一个看上去是波兰人并且操一口高雅的波兰贵族腔的犹太人，却不愿藏他的三个看上去是犹太人并且带有明显犹太口音的姐妹。但这个朋友不肯自己偷生。雅斯彻鲍斯基评论说：
如果我们家做了别的选择，那我们十之八九会被全部枪毙(在被纳粹占领的波兰，私藏或者帮助犹太人的惩罚是处死)。在那种情况下，我们的朋友和他的姐妹活下来的可能性也许就更小。然而给我讲这个家庭的故事的人不断重复“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什么也没做”，他没有目视我的眼睛，他感觉我会把这当做一个谎言，尽管所有的事实确是如此。
另一个投稿参加讨论的人，德茨宛罗夫斯基(Kazimierz Dziewanowski)写道：
如果在我们这个国家，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的眼前，几百万无辜的人遭到杀戮，那是多么令人震惊的事件，是多么难以承受的一个悲剧——所以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为之所纠缠，不能恢复平静是合情合理、合乎人性，并可以理解的……无法证明人们能够做得更多，然而也无法证明不能做得更多。
巴托彻夫斯基(Wtadystaw Bartoszewski)在占领期间负责波兰人对犹太人的帮助，他评论道：“只有那些付出了死亡代价的人可以说他已尽力。”
显然，朗兹曼想要传递的信息中最令人震撼的是恶的理性(或者是理性的恶？)。看《大屠杀》后几小时几小时不能终止的痛苦，可怕的、让人蒙羞的真相被一丝不挂地剥露出来并公之于众：屠杀上百万的人竟只需要寥寥无几的一些持枪分子。
令人惊奇的是，那些为数不多的持枪者会如此的害怕；他们清楚地了解他们对人类牧群的操控其实脆弱之至。他们的权力植根于那些注定了厄运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被诱导着相信是如此这般的那个世界中，这个世界是他们，这些拿着枪的人们，为他们的受害者界定和描述的世界。在此世界里面，服从就是理性；理性就是服从。理性是合算的——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但是在那个世界里没有别的、更长的时间。朝向死亡之路上的每一步都经过了细心的打磨，以便能够用所得与所失、奖励与惩罚来计算。在运这些牧群的车中，新鲜空气和音乐补偿了长长的、不可缓解的窒息：配置有衣帽间和理发师、毛巾和香皂的浴室，可以让人痛快地从虱子、污垢和人的汗臭和粪臭当中解脱出来。只要让他们相信这是间浴室，理性的人们就会安静地、谦和地、高兴地走进毒气室。
特别指挥部的成员都知道，如果告诉浴者浴室是毒气室，可以立即被处以死罪。如果受害者只是在恐惧或者自杀式的顺从的引导之下走向他们的死亡，那么这项罪似乎也不算令人憎恶，这种惩罚似乎也不算严厉。但是要把秩序仅仅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上，党卫军需要更多的军队、武装和金钱。而理性却更有效，更容易到手和更廉价。因此要毁灭他们，党卫军的人只需谨慎地培育受害者的理性即可。
最近，在接受英国电视台的采访时，一位南非安全部门的高级长官说漏了嘴：他说，非洲民族会议(ANC)的危险不在于破坏活动和恐怖主义——无论多么凶狠或者损失巨大——而在于它诱导了黑人或者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无视“法律与秩序”；这种情况如果发生了，那么最聪明的人和最强大的安全力量都将对此束手无策[这个预测已被最近在银迪法达(Indifada)发生的一切所证明]。只要理性的气球还没有被戳破，恐怖就会继续有效。最邪恶、最残忍、最嗜血的统治者必须保持他作为理性之坚定传播者和守护者的形象——否则，就只有灭亡。对臣民致辞，他必须是在“与理性对话”。他一定要护卫理性，称颂计算成本与结果的价值，用逻辑来抵制非理性的、不计成本和拒绝遵从逻辑的情感和价值。
总的来说，所有的统治者都能依靠理性为他们服务。但纳粹的统治者又扭曲了游戏的赌注，使得幸存下来的理性会让所有其他人类行动的动机都变成非理性的。在纳粹营造的世界里，理性是道德的敌人。逻辑则要求站在犯罪一边。理性地保护自己的生存要求对他人的毁灭无动于衷。这种理性让受害者相互敌对，湮灭了他们共同的人性。这也使他们成为所有其他人的威胁和敌人，还没有被打上死亡的标志，暂时充当着旁观者的角色。理性高尚的信念轻巧飘逸地将受害者和旁观者从不道德的折磨和罪恶感当中解脱出来。把人的生活降到自我保全的盘算，这种理性就将人道从人的生活当中剥夺了。
纳粹的统治早已寿终正寝，而它的遗毒却阴魂犹在。我们一直无力承认大屠杀的意义，我们不能接受大屠杀之恶作剧的挑战，我们还愿意用灌满理性——它摒弃了道德的呐喊，将之视为是不相关和疯狂的——的骰子继续历史的游戏；我们赞同以成本-收益的计算之权威来反驳道德的训令——所有这一切都给大屠杀所暴露的且看起来几乎没有引起人们怀疑的堕落以一个雄辩的证明。
在我童年的早期，有两年我的祖父曾力图把我引向圣经故事之宝藏，但事实证明其努力虽然高尚，却徒劳无益。也许他不是一个非常会启发人的老师；而我也只是一个驽钝而缺乏领悟力的学生。最后的结果是，我几乎不能回忆起他教诲的任何内容。但是，有一个故事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并在这么多年里一直萦绕着我。这是一个圣人的故事，他带着一头驮着几袋食物的驴赶路，遇到了一个乞丐。乞丐向他要些吃的。圣人说：“等一下，我必须先解开袋子。”但是，在他解开袋子之前，累积已久的饥饿袭来，乞丐倒毙了。于是这个圣人开始祈祷：“哦，主啊，惩罚我吧，我没能挽救我同类的生命!”这个故事给我的震撼差不多是我从我祖父那无休无止的冗长说教中惟一记得起的东西。它与我的授业老师在那时以及随后让我经历的全部心智训练相冲突。这个故事震撼我是因为它不合逻辑(它确实是的)，因此它是错误的(这一点它却不是)。正是大屠杀让我相信，不合逻辑的不见得就一定是错的。
即使认为实际上为拯救大屠杀的受害者已竭尽了全力(至少并不是没有付出额外的、可能是惨痛的代价)，也并不意味着道德谴责能够得以平息。它也并不说明一个道德之人的羞耻感是空穴来风(尽管在事实上，从自我保全的角度很容易证明这种羞耻感的非理性)。对这种羞耻感——战胜大屠杀的遗毒、战胜那种慢性的毒药所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而言，对那些“能够”与那些“不能够”帮助的人，还有那些“能够”与那些“不能够”被帮助的人所进行的最精细且放在历史当中也是最为精确的计算，是毫无意义的。
即使是研究“各项事实”的最为成熟的定量分析方法，也不会太有助于我们就道德责任问题达到一个客观的(也即普遍有效)的答案。犹太人是那么的消极与顺从，因此没有科学的方法可以判断他们那些异族的邻居是不是无法阻止犹太人被押送进集中营；也无从断定犹太人之所以很少能从看守中逃走，是因为他们无处可逃——他们感觉到了环境的敌意或冷漠。同样，也没有科学的方法来判断，华沙犹太人区中富有的居民是不是能够为减轻大量因饥饿与体温过低而在大街上奄奄一息的穷人的痛苦多做些什么，或者来判断德国的犹太人是不是能够揭竿而起，抵抗对东部犹太人的驱逐，或者有法国公民权的犹太人是不是能够为阻止囚禁“非法国的”犹太人做些什么。不过，更糟糕的是，对客观可能性与成本的计算只能使问题的道德意义变得模糊不清。
问题不在于那些集体活下来的人——那些有时只能作为旁观者的战士，那些有时害怕变成受害者的旁观者——是应该感到耻辱，还是应该为自己感到自豪。问题仅仅在于羞耻感的释放有助于恢复令人畏惧的厉史经验的道德意义，并因此有助于驱除时至今日仍困扰着人们的良知、使得我们为了与过去和平共处而在当下对保持警惕掉以轻心的大屠杀之幽灵。不是在荣辱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在以在道德上纯洁的羞耻感为荣同以在道德上败坏的荣耀感为耻之间做出选择。如果一个陌生人敲我的门，并要我牺牲我和我的全家来保护他的生命，我不能肯定我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我已经逃脱了面对这样的选择。但是，我可以肯定，如果我拒绝庇护，那么我完全能够向别人和我自己交代，数数所救与所失的人，赶走陌生人是一个绝对理性的决定。我也可以肯定，我会感受到那种不合理的，末名的，但却是再人性不过的羞耻。不过我也可以肯定，如果不是这种羞耻感，那么赶走陌生人的决定到死都将会使我心地败坏。
杀人不眨眼的暴政所缔造的非人的世界，逼迫其受害者和那些冷冰冰地看着迫害进行的人把自我保全的逻辑当做丧失道德感和在道德上无所作为的借口，而使他们丧失了人性。在不堪重负这个绝对事实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宣布有罪。然而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从这种道德屈服的自我贬损中得到原谅。只有为个人的软弱感到羞耻时，才能砸破比其建造者与看守者更为长命的心智的牢笼。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在牢笼已经被拆除很久之后，去摧毁暴政使其受害者与观望者仍然沦为囚徒的潜力。
年复一年，大屠杀萎缩成正迅速消隐在过去之中的历史插曲。其记忆在惩罚罪犯或者清算仍然有效的账户方面的意义也越来越小。那些逃过了审判的罪犯现已是快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从他们的罪行中幸存下来的大多数人也是或者很快也将跟他们一样。即使又发现了一个刽子手，并把他从藏身之地拽出来，进行迟来的审判，但要把他的罪恶深重与法律过程的尊严的神圣性相匹配，是越来越难了。[且看迪缅纽克(Demianiuk)和巴比(Barbie)那令人烦心的庭审经过。]在毒气室时代年纪大得足以决定对寻求安全的陌生人是开门还是关门的人，也越来越少。如果偿罪和清账就穷尽了大屠杀的历史意义，那么最好就让这令人恐怖的插曲停留在它名义上所属的地方——过去——把它扔给那些专业的历史学家们去照看。但是事实是，账户的清理只不过是永远记住大屠杀的一个理由。而且它是一个次要的理由——当这个理由迅速失去其保留的现实意义时，这已经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了。
比起其他任何时候来，大屠杀现在不再归私人所有(如果它曾经是的话)；它不是那些要受惩罚的刽子手的大屠杀；它不是那些为过去的痛苦而要求特别的同情、关怀抑或纵容的直接受害者的大屠杀；它也不是想赎罪或者证明自己清白的旁观者的大屠杀。(今日，大屠杀的意义是它带给整个人类的教训。)
大屠杀的教训是，大多数人在陷入一个没有好的选择，或者好的选择代价过于高昂的处境中时，很容易说服他们自己置道德责任问题于不顾(或者，无法说服他们自己面对道德责任)，而另行选取了合理利益和自我保全的准则。在一个理性与道德背道而驰的系统之内，人性就是最主要的失败者。邪恶巴望着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不会轻率、卤莽地行事——反抗邪恶是轻率而卤莽的——它就可以开展它肮脏的工作。它既不需要热情的跟随者，也不需要大声叫好的听众，在受到一种安慰性的想法——还没轮到我——激励后，自我保全的本能确确实实将感谢上天：藏起来，我还是能够逃过的。
大屠杀还有另外一个教训，其重要性不亚于第一个。如果说第一个教训包含的是一个警告，第二个教训则呈现出了希望；也正是后者使得前者有不断被提及的价值。
第二个教训告诉我们，将自我保全凌驾于道德义务之上，无论如何不是预先就被注定的，不是铁板钉钉、必定如此的。有人被迫这样于，也有人不屈于压力，因此不能把这样做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到那些施加压力的人身上。有多少人选择道德义务高于自我保全的理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确实有人这样做了。邪恶不是全能的。它能够被拒于千里之外。少数抵抗的人的事例粉碎了自我保全的逻辑的权威，它表明了它归根结底才是——一个选择。有人问，为了使邪恶被囚禁，应该有多少人反抗那种逻辑？有没有一道神奇的反抗之门槛，能让邪恶的技术在跨越时戛然而止？
鲍曼着，杨渝东、史建华译
选自《现代性与大屠杀》，译林出版社，2002年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