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克海默 (左前方)，阿多诺 (右前方) 与 哈贝马斯 (背景右方) 于1965年在海德堡拍摄。

　　这种情况只适用于特定个体身上的理性，或者是个别国家，在这些国家，经济允许这些个体具有活动空间。

　　人的大脑器官，或智力，有足够的力量去构造世界历史的某个时期。

　　人类，连同他们的机器、化学品以及组织力量——人们为何不像熊的牙齿属于熊一样，把它们也归属人类，因为它们都服务于同样的目的，而且能够越来越有效地发挥作用——都是这个时代的最新适应形式（dernier cri），人们不仅超越了他们的前辈，而且还彻底消灭了他们的前辈，除了吃肉的蜥蜴之外，没有别的现代物种能做到这一步了。

　　另一方面，还存在着一种奇思怪想，即像黑格尔那样，试图用诸如自由、公正这样的范畴来构建世界历史。

　　其实，这些范畴都是从孤立的个体中产生出来的，如果与整个体系相比，他们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也为构造当前的社会条件出了一份力，他们制造出大师的机器和化学品，即使人类变得强大起来，又为他们征服他者提供了武器。

　　就这一严峻的历史来说，所有的观念、禁律、宗教和政治信仰，都只是因为它们推进或阻止了地球上宇宙间的人类的自然历程，才变得有意义。

　　市民们从过去的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恶势力中摆脱了出来，并借助自由主义使现代制度获得了解放，同样，妇女的解放也使她们自己逐步发展成为一股武装力量。

　　然而，这种精神，以及所有在本原和存在的意义上称之为善的东西，却无一例外地陷入了这种恐怖的牢笼之中。

　　医生之所以要给生病的孩子血清，是因为这个没有抵抗力的生命受到了侵害。

　　恋人之间的甜言蜜语，基督教中的神圣信条，都包含着某种快乐的痕迹，当人们仔细品味羊羔肉的时候，便可以体会到这种快乐，同样，如果人们朦朦胧胧地感受到了对图腾动物的崇敬之情，这种快乐也可以反映出来。

　　对烹饪、教会乃至剧场的不同理解，是分工精细的结果，而分工的代价是人类社会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的丧失。文化的历史功能就蕴涵在这种组织不断回溯、不断提高的进程之中。

　　所以，由此产生了真实思想，即纯粹形式的理性，也带上了欺骗的迹象，同样，这种欺骗的过程也没有逃过世人的眼睛。

　　如果人类的这种思想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那么它将会威胁到这个物种的主导地位。

　　这样，越轨行为的理论也就站得住脚了。然而，尽管这种理论被犬儒主义用来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历史哲学，但其本身却保留了过多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

　　理性变成了一种适应工具，而不像看起来那样是一方镇静剂，因为有时候单个的人就是这样使用它的。

　　理性的狡诈在于，它把人变成了越来越野蛮的动物，而没有确立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同一性。

　　要想对世界历史作出哲学意义上的解释，就必须说明理性对自然的支配是怎样克服所有偏差和障碍逐步取得今天的胜利的，以及是怎样将人类的所有特性统合起来的。

　　此外，由此也可以看出各种经济形式、规范形式以及文化形式。超人的观念也只有在从量变到质变的意义上才是适用的。

　　飞行员完全可以采取投毒的办法，在瞬间把最后一片大陆上的最后一批自由自在的动物彻底消灭干净，这样，他与那样居住在洞穴里的人相比，可就称得上是超人了。

　　同样，对于那些水陆两栖的人来说，今天的飞行员简单就像一只无忧无虑的燕子。不过，在人类之后，是否会出现一种“更高等”的物种，却是值得怀疑的事情。

　　拟人论还是有些道理的，因为自然史没有考虑到机遇对人类发展的促进作用。如果人类已经筋疲力尽，他们的破坏力就会变得越来越大，继而进行一次彻底的扫荡。

　　人们要么相互摧残，使自己粉身碎骨，要么把地球上的所有动物和植物一扫而光，假如地球的生命还很年轻的话，那么，用一句名言来说，万事万物就必须从更低的阶段重新开始。

　　当历史哲学将人性的观念转换成介入到历史本身的作用力的时候，当历史哲学借助这些耀武扬威的作用力，而使人性的观念寿终正寝的时候，这些观念一部分固有的内容，即纯真无邪，就被掠夺掉了。

　　如果经济，也就是暴力，不再站在它们一边，那么，它们一直让自己难堪的矛头就会对准所有弱者；在这种矛头中，那些作者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与他们想克服的压制力量同流合污了。

　　历史哲学不断重复着基督教曾经历过的一段历史：

　　善只有听命于苦难的摆布，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存留下来，善也有可能作为一种决定历史进程及其最终胜利的力量，被遮蔽起来。

　　善被偶像化了，成为了一种世界精神或内在法则。然而，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历史直接走向了自身的反面（试图打破一切事件发展逻辑的），观念本身也被歪曲了。

　　进而，越轨行为的风险也被消除了。表现为权力的软弱无力，一旦再次被这种强大的作用所否定，就会在人们的记忆里消失。

　　尽管基督教、唯心论和唯物论本身都包含着真理的成分，但倘若各种野蛮行径都冠以它们的名义，那么，它们就必须对此负责。

　　作为权力（甚至是那些一心向善的权力）的代言人，它们本身也变成了被组织起来的历史力量，并在真实的人类历史中扮演了血淋淋的角色：即组织的工具。

　　历史作为同一性理论的相关物，作为一种可以建构的东西，是一种恐怖，而不是一种善，因此，思想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一种否定性的要素。

　　人们对更好的生活环境的渴望如果不是一种单纯的幻想，那么，这种渴望的基础与其说在于，这些生活环境本身得到了保证，比较稳定和明确；不如说在于，对苦难中的一切都缺乏崇敬之性。

　　无穷无尽的忍耐，对表达和光明持久而又审慎的冲动——这种冲动似乎能够对某种创造性发展的力量产生稳定和满足的作用——都无法像充满理性的历史哲学那样，将一种特定的实践确定为有益的实践，也不能确定为不抵抗的实践。

　　理性的最初表现就是从这种冲动显露出来的，而且，它也在人们的记忆中得到了反映，在最后的审判中，理性遭遇到了它无法克服的矛盾：一种理性无法摆脱的命运。

　　Via：慧田哲学编｜霍克海默《论历史哲学批判》

　　（编辑：安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