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弱冠之年

　　其父杨毓璋受过新学，听了这些话，并不放在心上。

　　1915年1月10日，天津日租界花园街8号，绿树掩映的杨家公馆内，杨宪益降生了。杨家世代为官，杨毓璋的曾祖杨殿邦，曾官至漕运总督。在杨家历史上，一度出现两次五子登科，家族势力之大，直至晚清，遗老遗少都要敬杨毓璋三分。杨毓璋儒学底子深厚，后来东渡日本留学，并不用功，回国后花天酒地、乱抽鸦片，到了三十岁才走上正途。

　　凭家族势力，他做上了中国银行行长，又靠个人能力挣得百万家产，并与袁世凯、黎元洪过从甚密，杨宪益出生时，正是父亲最风光之时。从小锦衣玉食，出门车马伺候，身上穿的，都是袁世凯亲赠的黄马褂。他当然不用去学校上课，先生请到家，为他开蒙解惑。童年时期，杨宪益大量阅读，经典古文和各类英语原著，语言上表现出惊人的天赋。可就在他5岁那年，父亲病逝了。

　　杨宪益对父亲，身处的世界一无所知。家里的事便丢给了两个叔父。中学毕业后，他前往牛津读书，牛津每年仅接受一位亚裔学生，得知杨宪益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只花了5个月就顺利通过考试，断定他是侥幸，非要他来年入学。身边的朋友都替他感到惋惜，杨宪益却丝毫不放心上，“正好我想四处看看，不如趁这一年玩个痛快。”

杨宪益年轻时狂傲不羁，从不把规矩放眼里

　　那时的杨宪益，出手阔绰，自由不羁。赌场、夜总会、小酒馆…

　　他一路游山玩水，开阔眼界，如同逍遥骑士，完全不识人间困苦。回牛津后，也不好好读正经书，专捡喜欢的杂书，成绩勉强应付。但他才情高妙，受到不少人的追捧。出于兴趣，他一口气把《离骚》，按18世纪的英雄双行体格式译出，这时的他才24岁，却字句砰然，令英国人大吃一惊。至今这首译作，还屹立在，欧洲各大学的图书馆书架上。

　　从牛津毕业后，杨宪益婉拒哈佛邀请，身无分文，却坚持回国。7年前，他怎么也想不到，回故土时，竟要靠卖书借贷凑钱。叔父投机亏空，加上货币贬值，天津家业耗光，仆人作鸟兽散。从挥金如土的公子哥，沦落成一贫如洗的穷学生，杨宪益竟表现得极为坦然。或许是因为那时候，有一位女孩走进了他的生命，让他认识到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这个女孩就是戴乃迭。

　　1937年，戴乃迭入读牛津，经导师介绍加入中国协会，因此结识协会主席杨宪益，顿时被其才情和幽默所吸引。对方身上洋溢着的古文化魅力，让花样年华的戴乃迭深深着迷。1940年，杨宪益动身回国，戴乃迭不顾家人反对随行。她母亲对中国的情况多少了解，彼时中国烽烟滚滚，百姓朝不保夕，但戴乃迭心意已决，她跟随杨宪益来到了北京，来到了这个令她神往已久的，东方文化古国。

　　在戴乃迭的想象中，中国是五彩缤纷的，是糖人、是舞龙、是美食…可来到中国，看到的只有，贫困和凋敝，人民流离失所。但她和杨宪益一样不后悔，从这时起，他俩成了一个整体，发誓一同面对世间的一切。3年间，两人在西南各地奔波，生活极其艰苦，杨宪益一边教书，一边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书稿。夜深人静时，戴乃迭手掌油灯，和他一起讨论中国古典文学。灵魂的契合和对美的追求，支撑两人度过了物质匮乏的岁月，驱散了战乱的恐惧。

　　直到1943年，朋友将杨宪益推荐到，由梁实秋领导的国立编译馆，杨宪益这才有了用武之地。当时编译馆只会外译中，还没有人进行中译外。

　　中国的古典文化、经典著作，从来就没有走出国门，让外国人领略其绚烂与深邃。

　　梁实秋知道杨宪益国学深厚，又通晓英文，便说：“不妨试着译译《资治通鉴》，你看译得出吗”

《关汉卿杂剧选》

　　译得出吗？

　　这个问题在杨宪益看来，简直就是一个伪命题。

　　1953年，他接受毛泽东接见，毛泽东握了握杨宪益的手问：“你觉得《离骚》能够翻译吗？”杨宪益知道毛泽东的意思，《离骚》的文辞风韵，是英语表现不了的，但杨宪益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译”。

　　随后，他夜以继日译出《资治通鉴》，可惜因为战乱，译稿不幸丢失。

　　但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尝试将中国典籍，翻译成外文介绍到西方，也标志着杨宪益，翻译事业的起步。

鲁迅的《故事新编》和《呐喊》

　　在杨宪益看来，有了妻子戴乃迭的帮助，没有经典是不可翻译的 。

　　“只要你能读懂它们，就能把它们翻译成外文。”就是今人读来聱牙的《楚辞》，杨宪益也是照译不误。

　　后来那半个世纪里，杨宪益和妻子戴乃迭夫唱妇随，先后将先秦散文、屈原作品、《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老残游记》、全本《儒林外史》、《鲁迅选集》、《中国小说史略》、《长生殿》，等一大批国文经典译为外文，为世界汉学研究做出巨大贡献，让外国人首次看到了，中国文史经典的魅力。

　　特别是在1951年，夫妻两人受邀到外文出版社，系统地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学作品，在此期间，夫妻耗尽心血，将中国文学的顶峰之作《红楼梦》，以三卷本形式翻译到海外。

　　这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唯二的，《红楼梦》全英译本。另一版本，还是人家英国汉学家帮忙翻译的！

　　杨宪益版本的权威性、信达雅之妙，至今也没有人能超越。

　　从此，荣国府与宁国府的故事，进入了世界经典文丛之列，被更多的外国人所熟知。

　　这让中国古典小说翻译加快了脚步，随后十年不到的时间里，四大名著全都有了，英文全译本。

蒲松林《聊斋选》

　　然而，耗尽半生心血，翻译那么多文史经典，内乱袭来，夫妻两人却双双入狱。

　　因为戴乃迭的外籍身份，两人被定为“间谍罪”，在京郊监狱里被关押4年之久，精神肉体受尽凌辱。

　　入狱不久，杨宪益有了，轻微的精神分裂，常常出现幻听，产生受迫害妄想。戴乃迭被单独监禁，身心俱损，长久的孤独给她留下后遗症，出狱后常年自言自语。

　　在狱中4年，戴乃迭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孩子。

　　得知亲戚都受牵连，两个孩子被送去乡下，戴乃迭在狱中失声痛哭。

　　但最让两人感到痛苦的，是他们疼爱的儿子杨烨，因受父亲牵连，逐渐精神分裂，最终在姨妈家点燃汽油自焚，从此与父母天人永隔…从跟杨宪益来到中国，面对战乱、流亡、贫困，戴乃迭从不动摇，她深爱这片土地，爱这里的文化，可现在她的儿子死了，她的精神世界崩塌了…

杨烨

　　内乱结束后，面对丧子之痛和精神重创，夫妇两人继续翻译事业。

　　虽然杨宪益总是说自己，其实并没有那么喜欢英文，也并没有那么喜欢翻译，但翻译早就融入了他的血液，成为他精神世界最大的支撑。

　　他自己也承认过：“人只要活着，脑子就得不停地想，总得做点事，要不然活得更难受。”这世上，唯一能让他觉得充实，活得有价值的，就是翻译了。

　　晚年，戴乃迭困于痴呆，杨老便常伴左右，寸步不离。

　　朋友来看望时，她已认不出人来。可偶尔从戴乃迭嘴里，还会冒出一两句时代的余音，那像是被梦魇魇住后恐惧的声响。戴乃迭已经认不出自己的爱人了。可时不时地要找自己的儿子，常常痛苦地在屋里打转问：“我的儿子呢？我的儿子呢？”每当此时，杨老就拍拍她的后背。

　　1999年，戴乃迭去世，为悼念亡妻，杨老写了一首诗：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爱妻去世后，杨老再没翻译过东西。

　　他住在后海的小金丝胡同里，这处居所曾有个富贵名：“百万庄”。但对杨老而言，富贵早已远去了。

　　虽然他出生于钟鸣鼎食之家，但晚年住的地方，十分简朴。

　　老人常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坐就是一下午，抽最便宜的烟卷，凝望着窗外的天空，仿佛在回味什么，是那些逝去的日子吗？

　　还是某些悲欣交集的时刻？

　　晚年的他很少看电视，每天等阳光从窗棂外照进来，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有人说，杨宪益也许是，中国最后一个集“士大夫”、“洋博士”和“革命者”，于一身的知识分子。

　　他非常爱这个国家，所以才奋不顾身地回来。

　　他的好友黄永玉送了他很多画，他随手放着，不知丢哪儿了。

　　王世襄老人给他写了一幅对联，“自古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他也很少挂出来。富贵、虚名，甚至在翻译界的泰斗地位，杨老从来就不放在心上。

　　对晚年的他而言，人生确实寂寞，因为同时代的人啊，不是走不动，就是死了…

　　2009年11月23日，杨老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

　　山河破碎时，他不顾艰险回国，毅然投身于这片他热爱的故土，于危难中仍旧保持着名士气节。

　　戴乃迭晚年，金黄的头发变得花白，但她和杨老一样，在文化的浸润下，依然存留着高贵的风韵。

　　一次郁达夫的侄女，画家郁风前来探望二老，专为戴乃迭画了一幅画，画像上方留有两行小字：

　　“金色的头发变银白了，可是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这颗金子的心，也是杨老的心，为了这个国家千百年的经典，它又何曾变过呢？

　
　（编辑：安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