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慰了邱兴隆的“女神”，为何将聂树斌送上了刑场？当截然相反的两个形象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之时，我们当然可以追问这个人自身的问题，但更多的追问应该投向她所处的环境。

　　聂树斌改判无罪，二十年悬案尘埃落定，一件令人费解却意味深远的尘封往事却浮出了水面。著名刑法学者、律师邱兴隆曾因“侵犯著作权罪”两度入狱，与聂树斌曾关押在同一看守所，后无罪释放。虽有此渊源，后来聂母等人找到邱兴隆请他代理聂案申诉时，却被他一口回绝了。近日他才透露，回绝的原因是因为，当年审理邱兴隆案件的那位女法官在一审时坚信他无罪，让身陷囹圄的他感受到了法律的温情，甚至称她为“我的女神”。然而，这位女法官的名字恰恰也出现在了判处聂树斌死刑的判决书上。

　　抚慰了邱兴隆的“正义女神”，为何将聂树斌送上了刑场？

　　当截然相反的两个形象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之时，我们当然可以追问这个人自身的问题，但更多的追问应该投向她所处的环境。法官作为个体，当然有自己的自主性，但是，所有个体所在的环境都是以一定生存规则定义的系统，个体难以脱离环境系统独自生存。个体与系统的关系，很多时候，都表现出系统对个体的反蚀。

　　著名心理学家津巴多所著的《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沦为恶魔》一书中，反复强调，人作为个体，极易被系统反蚀，沦为帮助系统运转的一个工具。当然他也指出，个人可以通过提高自主能力，抵抗系统的侵蚀。然而，我们并不能指望每个人都有抵挡环境系统的能力。

　　法官及其所处的法治环境也是同样的关系。如果法院系统以法律作为唯一准则，良性运转，那么法官很大程度上，就可以发挥其应有的审判职能。但当整体的法治运转不良，法官便很难独善其身。作为一名法官，最大的职责是以法律的信仰，遵从内心的良知，对案件做出公正的审判。但是，假如法院的运转受到除此之外的力量的干扰，“女神”也有可能转变为“魔鬼”。

　　现代治理制度对人性的基本假设是，人性既有幽暗的一面，也有光辉的一面。好的制度限制权力，规定秩序，就是为了防止幽暗的一面飘荡出来；好的制度同样给人们赋予一定的自主权，让人们自主决定，自主选择，既勇于维护自己的自由，也勇于守护他人的自由，这种安排是出于对人性中光辉一面的信任。

　　邱兴隆的“女神”却也同时将聂树斌送上刑场，幽暗的一面终究还是压倒了光辉的一面。虽然不得而知，最善意的推测是，或许“女神”当年也为聂树斌据理力争过，但最终还是难以抗拒环境的力量。

　　聂树斌案当然令人愤慨，追责办案人员的声音此起彼伏。追责当然有一定的价值，但“女神”的转变却提醒我们，重要的不是人，而是人所处的环境。法院的功能不只在于惩罚违法犯罪者，同样也在于发扬人性光辉的一面。法官执掌法度，但却不是冷峻的法律技术工匠，更不是听命于上司的战士，而是一个社会中正义与良知的秉持者。这样的岗位，必然要求最大限度发挥人性的光辉，因此，有关法官的制度都得围绕着这个核心的目标。让愿意且有资质成为好法官者，都能如愿以偿，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好法官。

　　□叶竹盛（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

　　（编辑：安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