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他的《狂人日记》里创造了一个狂人。近年有人研究，这“狂人”的原形之一是陈独秀。其实何止，那时代有众多的“狂人”，鲁迅自己也是。鲁迅叫喊“偏至”，他的“偏至论”，一是“掊物质”，二是“排众数”。“物质”就是黄金黑铁，也就是富国强兵；“众数”则是“众治”，也就现在人们还甚爱的“民主”。

　　“五·四”有两面旗帜，一面是“科学”，一面是“民主”。但其实那时代的前沿知识分子既不讲“科学”，也不讲“民主”。科学的原则是全面客观，不偏不倚，但那时的妄言俯拾皆是。鲁迅将中国几千年文化总结为“吃人”，即便像我这样警惕传统文化的，也未必认同。

　　但鲁迅们之“狂”是可以允许的，只要他们不成为政治家，手上不捏着别人的性命，这“狂”，是一种精神的标高。社会需要这样说话的“狂人”，因为这些狂人充当的是“牛虻”的角色。波斯纳认为，无论怎样的社会，都需要一定数量的“牛虻”。这些“牛虻”冲击麻木的思想，对僵硬的常规发起挑战，对抗正统和教条。他们像苏格拉底那样对现状发问，公开提出令人窘迫的问题。这些“牛虻”就是知识分子。

　　遗憾的是，如今知识界和文学界这样的“伪知识分子”比比皆是，“五·四”的“狂人”几乎已经绝种了。我们很难看到口出狂言、撩着袖子说话的知识分子。我们多见的是这样的情形：开口必有论证，言说必有逻辑，提案必得有用，思想必得有益于社会稳定，平庸得可以。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有些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五·四”，认为虽然出现了《狂人日记》、《祝福》、《女神》等优秀作品，但总体水平不高，不少作品就是某个思想观念的图解和演绎，人物形象不够丰满生动。这固然是事实。其实，就连《狂人日记》这些作品也粗糙得很。但是文学是什么？文学就是反叛精神。离了精神价值，文学只是一堆技术零部件。所谓偏激，是作家所必须的，作家必须具有对所处的世界的过度敏感，甚至是偏狭。冰心当年谈她怎样写小说：“极力描写那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好叫人看了有所警觉，方能想去改良，若不说得沉痛悲惨，就难以引起阅者的注意，就难激励他们去改良。”这其实是对的，但是这些年，总被当做“五·四”作家写作误区的例证。

　　我总想，我们需要继承“五·四”什么？恰是这种在我们这时代被普遍认为应该摒弃的“狂”。从好的方面说，我们经历了太多的挫折，我们不想再盲撞盲打，我们想成熟。但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成熟，就是它的永不成熟，永远有动力。“五·四”狂人，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曾一度再现。虽然那时代并非“怀旧”者所看的那么好，但是我仍怀念那时代的激情。

　　当然在我们这个时代，胡言乱语的作家还是有的。这里有个关键问题：立场。那种“含泪劝告”、“纵作鬼，也幸福”者，看似语出惊人，但是其实只是奴才。

　　“五·四”的使命尚未完成，我们仍需努力。

  （编辑：范文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