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项江涛

    采访者：项江涛

    被访者：叶星生

　　叶星生的藏名是群则·嘉措，1948年8月生于成都。1961年进藏，从事美术创作、民间收藏、研究工作40多年，成果卓著，1979年创新布画《赛牦牛》获“建国30周年全国美展”二等奖，系列艺术作品多次获国家级金银奖，多次由中国美协或文化部选送委派到国外展出。其艺术成果及保护西藏文化的行为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赞扬。

　　20世纪80年代，历时5年为北京人民大会堂西藏厅设计创作《扎西德勒图》等七幅大型壁画，标志着“西藏壁画创作新的里程碑”；1998年获世界杰出人士奖“美国联邦肯塔基克罗最高荣誉奖”；1999年将2300件藏品捐赠西藏而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和亲切接见；2003年10月受到拉萨七个大寺院480位高僧的联合“祝颂”并授予“色拉大乘洲·群则”法位，从而成为西藏历史上首位获此殊荣的汉族艺术家；2006年被评为“中国民间文化守望者”；2007年11月在首都博物馆隆重举办《珍藏西藏——叶星生抢救、保护西藏民间文化遗产成果展》，12月1日胡锦涛总书记亲临展览，给予了亲切的关怀、巨大的鼓舞；2008年国画《天界》在北京拍卖108万元，国画《秋情》在海南拍卖21万元，所得款项分别捐献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扶贫基金会用于公益事业；同年被评选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十大杰出人物”并名列榜首；2009年8月获“时代功勋·感动中国60人特别大奖”；2010年被上海世博会西藏馆聘为艺术顾问。

　　走进世博园

　　记者：上海世博会期间，您的“薪火相传·珍藏西藏——叶星生西藏艺术珍藏展”也在上海如期举行，同时您作为世博会西藏馆的艺术顾问，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

　　叶星生：上海，是我在2008年被评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十大杰出人物”后所进行的“薪火相传·珍藏西藏”巡回展中的最后一站，并正式列为上海世博会的配套展览项目。展览由“序厅”、“珍藏西藏”、“民俗文化”、“宗教艺术”、“藏医藏药”五个部分组成，共展出各类藏品约600件(套)，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融史料性、学术性、观赏性、趣味性为一体，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藏族人民所创造的灿烂文化，从而让观众在赏心悦目中去感受西藏，认识藏族人民的勤劳智慧，来解读藏汉关系水乳交融，其目的和意义主要是在更大范围展示西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以感召全社会更多人来自觉关心、参与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

　　西藏馆以“天上西藏”为主题，以新西藏、新发展、新生活、新变化为主线，在表现形式上以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外立面是一幅高7米、长63米的三面整体的拉萨城市画卷及一组飘扬的哈达，在五彩电子灯光的辉映下显得无比绚丽壮观。第一展区的主体为“幸福天路”，是由8块55寸液晶屏模拟的青藏铁路列车车窗，车窗内展现着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及北京天安门等标志性建筑，体现青藏铁路使西藏和祖国内地的联系更加紧密。

　　与此相对应的便是我的《扎西德勒图》壁画，是按北京人民大会堂西藏厅壁画的原型仿真制作而成，通过藏历新年来展示西藏传统的民俗风情及西藏人民幸福生活的场景。第二展区为主题影院，通过播放《天上西藏》专题影片，来展现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新西藏，让国内外参观者了解今天蓬勃发展的西藏、充满生机活力的西藏，体验“天上西藏”的美好生活。第三展区则是真实的建造了一栋拉萨藏式民居，里面有体现新生活、新发展的藏式家具、电视、电话、电脑等。

　　在文化精神与文化发展的理念上，“天上西藏”紧扣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具有鲜明的西藏特点，体现了西藏各族人民“保护生态环境，传承民族文化，创造美满生活，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精神。我对城市的理解是：其功能在于通过简易便捷的方式来满足城市居民生活需要；城市文化的发展是要我们保护好中华文化的“根”，并且尽可能多地留些生态空间、文化空间；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结构关系；在城市建设中从整体到细节都要有前瞻性和长期性；人们应该像珍惜自己的家人一样来呵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城市才能让生活更美好。

　　加快社会发展，守望精神家园，社会发展势不可挡，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我们要守住民族精神家园。观众对西藏馆的反映很好，参观者络绎不绝，很多藏族同胞专程从西藏赶过来看，这一切都充分表达了西藏各族人民对“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期盼，展现了西藏各族人民心向祖国、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

　　保护源于热爱与责任　力量源于支持与感恩

　　记者：我们迎来了第五个文化遗产日，从“中国民间文化守望者”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十大杰出人物”，再到去年的“感动中国60人特别大奖”，并被西藏聘任为“西藏博物馆名誉馆长”，您获得了诸多荣誉，但您对西藏文化保护40多年的艰辛路程鲜为人知，是什么力量支持您一直走过来的？

　　叶星生：这也是个我常常想起、感念的问题。自己做的这点工作，党、国家和人民，包括国际上给了我很多荣誉，之所以坚持到现在，我认为，一个是对西藏文化发自内心的热爱，一个是来源于党和国家的支持，一个是来源于对藏汉不可分割、水乳交融的民族关系的认知，几十年来对这种认知不断深入，步伐也愈加坚实，我有责任把这份对文化的认知和热爱守望好、见证好，并通过这份守望与见证来告诉同样热爱关心中华文化和西藏文化的人们，包括那些被国外的一些宣传所误导的人们，让他们认识到一个真实的西藏和由藏族人民创造的灿烂文化。

　　我生在四川，长在西藏。从这两个交互的视角不仅见证了藏汉不可分割、水乳交融的民族关系，更重要的是孕育出我对藏文化、对中华文化的深刻认知和无比的热爱。所以怀着这样的感情一步一步走过来，走了极其充实的40多年。这样的一个旅程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行走，更是整个民族用真挚的情感在帮我。比如曾经有一个藏族驾驶员在阿里无人区发现一个罕见的石锅，花了七天的时间运到拉萨给我，之后向我要张照片放在自己供奉佛像的护身盒里作为永久的纪念。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爱打白条，藏族群众说：嘉措(叶星生)不论走多远也会把钱准时寄给我们，最主要是这些东西他会好好保护珍惜，我们也很高兴。

　　我觉得作为一个真正的收藏家、有作为的收藏家，应该把自己的行为和国家、民族与社会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给历史留点东西，国家和人民便会关爱你，支持你。我今天所做的一切，所得到的一切都是党和人民培育关爱的结果。2007年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珍藏西藏——叶星生抢救保护西藏文化遗产成果展”上，胡锦涛总书记亲莅展览长达一个小时，所给予的亲切关怀和鼓励使我记忆犹新，让我感激不尽。

　　我1961年进藏，那时的西藏条件极差，真可谓艰苦卓绝，我绝非英雄好汉，也不乏思乡之情，而且常常身心疲惫、劳累之至。我是靠自己卖画所得，极尽节俭，全部投入收藏事业，但其过程很充实快乐，它给我带来的是精神上的满足，而让我“艰辛的醉倒了40年”。我是站在雪域西藏的肩膀上，才有可能成就今天的事业。40年的艰辛与奉献换来的是一个民族对我的鼓励与信任，这是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我为之自豪与骄傲。

　　藏品是历史的“使节”是西藏文化的“参证”

　　记者：文物不仅是藏品或艺术品，更是一种文化精神的历史体现，是一个时代文化的积淀与浓缩，您认为文物怎样通过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来见证、反映历史的变迁和文化的发展？

　　叶星生：我收藏的民间艺术藏品按内容分为西藏民俗、民间宗教两大类；按品种可归纳为远古文明、民俗用具、服饰艺术、餐饮文化、民居艺术、宗教法器、木雕艺术、佛像艺术、唐卡艺术、察扎和玛尼石刻等10个系列。

　　考古证明在距今约一万年至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西藏先民就以其勤劳智慧创造了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古老的文明。公元7世纪，藏王松赞干布与唐朝文成公主联姻是流传至今的佳话，文成公主从长安带来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及古老乐器至今还供奉于大昭寺，如元明以来历代中央政府敕封西藏地方官员的封诰、诏敕、印鉴、金册，以及用于认定达赖、班禅转世灵童的金本巴瓶和签牌，还有历代西藏地方政权及首领上呈中央的奏折、文件、信函等都证明自古以来西藏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曾收藏过一幅《贡孜垂杰》的清代民间唐卡。史料记载“贡孜”是藏语对汉地“孔子”的称呼，画面主尊左手持寿桃，右手持九宫，下方画着十二生肖及八卦，另外在红底上用金汁书写了三十多组藏文，表现的是“天干地支”、“四大调合”及发愿福禄寿等，以及汉文化中的儒道思想及对“贡孜”的顶礼膜拜。

　　通过文物所蕴藏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我们可以认知到西藏文化不仅仅是宗教文化，更为重要的是历史悠久的民俗文化。我们通过流散于西藏各地的民间实物就会发现这种文化的多样性，既有牧业文明粗犷豪放的阳刚之气，又有农业文明理性内向的阴柔之美，并且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表现了西藏人民在艰苦卓绝环境中的伟大创造和生存智慧。

　　就是在为宗教服务的寺院壁画、唐卡中，我们也可发现很多表现真实的历史题材、人物传记及民俗生产生活的画面，拉近了人和神的距离。但目前在宣传上有一些误导，给宗教留了太多的空间，宗教文化成了西藏的主体文化，其实并非如此。我的藏品及遍布西藏各地的民间文物便是见证。

　　藏品是历史派往现代的“使节”，是西藏文化的“参证”，真实记录了西藏的历史变迁，充分体现了西藏和内地之间的血肉关系。我曾在“收藏随感”中写到：每件展品展现着一种工艺、一种智慧，数十件展品组合一起表现出一门学科、一门文化，将所有的展品连成一片，便是藏民族一段辉煌的文明与历史。这时我才感悟到历史和文化就是这样一笔一划写出来，一刀一斧凿出来，一时一事做出来，一步一步走出来。[NextPage]

　　守望文化精神　见证西藏发展变迁

　　记者：对文化的守望和见证体现在您对西藏文物的收藏与保护中，40多年来，您切身体验见证的对西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的历程是怎样的？同时您在绘画创作中是怎样表现这一变迁的？

　　叶星生：这个问题我特别要强调，我们国家对西藏文化的抢救保护工作十分重视并制定了有利于西藏社会发展的各项政策与措施，中央政府历来强调：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比如先于内地的对农牧民子女实行包吃、包住、包学等等，政府拨专款改善办学条件，支持西藏教育事业发展。

　　为了西藏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并成立了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对西藏重要的文化遗产、寺庙古迹进行保护维修，恢复开放了一大批重点文物单位。通过实施工程，不仅为当地培养了一批文物保护技术人才，还吸纳当地农牧民群众参与并从思想上提高全民的文物保护意识。

　　拉萨市、日喀则市、江孜县城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昌珠镇被列为历史文化名镇，还有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国家在保护藏族文化方面做得非常好，比如早期抢救和保护的藏文《大藏经》，《格萨尔》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等等举不胜举。在80年代的时候寺院壁画的修整多是覆盖重画，而且染料也不好，现在我们国家采取在保护的基础上修复，保留了原来的东西；再如青藏铁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国家宁肯多花钱，多投资，绕道走。

　　在经济民生方面也一样，首先是城市建设，记得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拉萨没有一条像样的路，全城只有一家餐厅和一家副食品商店。如今街道多了、宽了，坑洼的土路变成了柏油路，房子也大了，全国各地的商品汇集这里甚至比内地还要丰富，公路、铁路、飞机等交通四通八达。西藏的变迁用“天翻地覆”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我从事西藏文艺工作近半个世纪，不仅见证了西藏的发展变化，而且用画笔进行了记录与描绘。从1959年我的第一幅作品《情系山茶花》到《扎西德勒图》，以及近期的创作《藏族老阿妈》，在上千幅速写、素描、水彩、国画作品中不仅流淌着我对西藏的情怀，而且反映了西藏社会的发展变化。这次入选世博美展的《天地瑞祥图》，这幅画下方为始建于唐代的“大昭寺”与“唐蕃会盟碑”。上方为六只仙鹤及祥云上的飞机。背景为藏文：扎西德勒。中心内容为青藏铁路及江孜“吉祥多门塔”上的一双慧眼，以此来表现藏汉关系源远流长，并营造出藏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相交融的人间天堂，并祈愿天地吉祥、西藏吉祥、祖国吉祥。

　　弘扬藏族传统文化　增进文化交流与发展

　　记者：这么多年的付出与坚守就是为这份文化的责任，那么您认为这份守望与见证所具有的文化意义是什么？

　　叶星生：我认为这个守望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在认知层面上用实物说话，通过文物来见证西藏文化历史构成、历史发展的变迁。其实，藏族人民是很开放、很智慧的民族，一切有利于民族发展，有利于丰富民族文化的内容，他们都是乐意接受的。先进文化的引进会使人们认识到这种文化的前瞻性，并在生产、生活上自愿放弃原先一些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形式，在生产生活中更加完善和改进。在宣传教育层面上用事实说话、用行动说话，体现党和国家对各民族文化保护的高度重视，最大的现实意义就是用实际的行动来反驳一些分裂势力的谣言对西藏文化事实的歪曲。

　　用我自己的行动来倡导全社会的文物保护意识，来感召更多的人为民族文化作奉献、树立“人类文化需要人类来共同保护”的责任心与使命感，从而为西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西藏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西藏文化、文物就是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是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西藏跨越式发展，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

　　我认为文化需要创新，但更需要维护，更需要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注意培植我们中华文化的“根”，从而树立我们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形象与尊严，所以我多次倡导将文物知识与保护意识纳入学校教材，要从小做起并世代相传。同时营造出一种崇尚精神，追求高尚品质的社会风尚。[NextPage]

　　加强国内外文化交流和宣传教育工作

　　记者：您经常去国外做一些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产生了积极的文化影响，面对一些人对西藏、对西藏文化的片面认识，您认为对此还应该做那些努力和工作？

　　叶星生：在这方面国家做了不少努力，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大门向世界敞开，让国际友人开始认识到一个真正的中国，认识到西藏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受到保护，而且充满生机地向前发展。

　　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及敌对势力有意制造谣言，挑起事端，大肆宣扬“西藏文化毁灭论”，认为发展创新、促进西藏跨越式发展便是什么“汉化”、“毁灭藏族传统文化”，而让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受到蒙蔽，产生误会，并任其泛滥。对此我们应该给予高度重视。

　　1998年在我获得“美国联邦肯塔基克罗最高荣誉奖”时，美方代表致辞：叶星生的行为可以纠正国外对西藏的一些偏见。证明中国与国民是尊重、保护藏族人民的利益和传统文化的，是尊重知识版权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强盛的标志，是国家的软实力，我们要加强民族文化建设，进行继承、研究、弘扬、创新，并尽可能建立多种形式的文化窗口和宣传基地。

　　我们还应该注重开展民间文化的交流。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在世界各地举办了很多民族文化遗产交流活动。但多半是政府行为，而缺乏民间交往。其实这是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领域。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直接对话与交流，而且形式更加多样，方式更加灵活。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扩大中华民族的影响力，这对于提升国家形象，维护民族利益都具有特殊的作用和意义。

　　这次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让世界各国和各种文化聚集一堂，让我们了解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中国，让国际人士看到中国的强盛，看到西藏的“人间天堂”。

　　另外，大量民办博物馆的兴起，也是一个很好的途径，故应给予帮助和支持。这不仅显示了国家的文化水准，而且证明中国公民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行为。

    （编辑：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