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爱民

　　采访人：周爱民

　　被访人：杨飞云

　　做未来的艺术家

　　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成立多长时间了？

　　杨：有两年的时间了。王文章院长强调“三足鼎立”的发展模式，理论、创作和教学同步推进，近几年在创作方面推进的力度很大。

　　周：中国艺术研究院以前主要从事理论研究。

　　杨：现在把创作和教学的力量加强了。

　　周：现在，油画院驻院的画家多吗？

　　杨：目前还不多，大概有六七位吧，现在扩建二十二间工作室，正在施工。
 
　　这里面十五六间工作室的画家与油画院有直接的关系，其他的属于特聘。特聘画家的单位关系不在这里，但是他们参加油画院的所有活动。

　　周：中国艺术研究院采取特聘等灵活的方式发展创作和教学，在近几年显得很突出。

　　杨：王院长有一个思路，对于各方面的杰出人才，不强调“拥有”，而在于“有用”。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下，你能养得起多少艺术家？你给他有利的条件——涨几级工资，给住房，这能吸引多少画家过来？更何况，文化部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经费和条件去做这些事情。另外，调人过来，人家在原单位就有很好的基础，有一定的职务环境。所以，采取一些灵活的方式其实是符合今天的需要的。最重要的是，艺术研究院是一个学术平台，只要你的活动够一流水准，相信大家会关注这个平台的。

　　周：这种灵活的方式非常好。

　　杨：这一次活动可能适合这样一批画家，下一次活动可能适合另外一批画家。可是，如果限制于单位，单位就只有这样一批人，这批人在创作的方向和方式上又各不相同，一些活动就不好开展。所以，画家这个职业确实不适宜在一个单位里，彻底被一个单位养着。

　　周：这样说来，要突出油画院是一个学术平台，学术中心，让大家很向往这里举办的活动。

　　杨：对，你举办的活动必须够格，达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水准。譬如现在一些大的剧团有很好的演员，但是这些演员很少在他们自己的剧团里拍戏，而是在外面找适合自己的好戏拍，院校里的一些画家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所以，现在是有活力的时代，大家都在用各种方式寻找更加适合自己的学术平台，寻找施展才能的可能性。

　　周：再谈谈教学方面，教师——这是你从中央美术学院带过来的身份，也是你的本行。

　　杨：我在中央美术学院一直当老师，回顾一下，中国好的艺术家，或者说重要的艺术家，大多在院校里当老师。一种学说，或者一个学派，如果没有学生，就像一个家族没有儿女，也就没有未来。教学相长！教学可以给人一种活力，要动脑筋带学生，就得研究好多问题。在学术的氛围里，教学非常重要，它可以涉及所有的学术话题，根基的问题，当下的问题，每个人自身的问题，还有传统与现代的问题等等。许多的艺术家，像靳先生、詹先生一生都在教学的氛围里面，这也是他们的艺术生命得以延伸的原因，他们不断地带出学生，而学生也给他们一些新鲜的东西。在带学生的过程中，他们不会停止学术的思考，他们不单注意前沿的问题，而且也考虑根基的问题，源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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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也就是注重学理性的问题。

　　杨：办油画院，绝对不能停止教学，但办教学并不是简单地完成教学量，或者说通过收取学费获得活动基金。再没钱，也不能这样考虑。重要的是，通过教学发现志同道合的人，与那些不重视学位，但看重艺术探索的人一起努力提升学术的精度。所以，通过教学一方面发现好的苗子，另外就是培养一支纵向的队伍，有各个年龄段的人。我们带着这批人一起做学术活动，如“寻源问道”展览就有学生参与，中国美术馆收藏了六件学生作品。现在已经有了三届学员，一年一届，先办短期的，等积累到一定时期，再办三年或者更长时间的班。学员先用两年的时间打基础，再在不脱产的情况下用两年的时间做创作，两年的基础包括：一年的“画室”基础，一年在生活中训练基础。

　　周：这样看来，油画院并不是一个“画院”，它还承担了教学的职能。

　　杨：我觉得，油画院既不能完全办成画院，也不能完全办成学院，而是依托艺术研究院的平台，吸收两方面的优点。纯粹的学院不能保证它有一批创作人员，譬如我在学院里教书近三十年，整天被教学拖着，创作只能自己找时间，或况，现在教学任务越来越重，教学量越来越大，这是有问题的。画院也有自己的问题，各管各，各自回家画画，很舒服。但是，这种状态久了之后，在学术探索方面就会有所萎缩，限于个人的小范围，即使有所交流也限于小的群体，没有与后来的人，与年轻人进行交流。

　　周：除了培养一支纵向的梯队外，通过教学可以与学生讨论当代面临的许多艺术问题，学生的思维是很活跃的。

　　杨：学生非常活跃，他们带着最前沿的一些问题。这里的学生还不同于普通的学院学生，他们大多是院校老师，或者是职业画家，有过一定的创作实践经历。而且，他们经过长时间的社会磨练之后，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心，就是要画画。我们就在这些人当中，挑选一些有才能、有潜质，并且趣味比较好的学生。
 

　　周：每届招生的规模大吗？

　　杨：要来这里学习的人很多，今年差不多有一两百人来咨询、报名，美院过去差不多也是在一百多人里面挑选出一个进修班的学员。目前看来，这种方式社会很需要，许多画家寻求这种方式进行专业上的提升。学员来了后，我们尽量将实践及学术交流的时间安排得满一些，这样摸索了两年，社会反响还是较好的。有些好的苗子，我希望一直带着他们，包括推荐他们参展等一些活动，让他们一步一步走下去。

　　周：也就是说，油画院通过教学推动创作，主要是以展览等活动体现出来的。

　　杨：就像一个演员，他得接戏、演戏，一个演员再好，如果他不接戏，他的艺术生命就会萎缩。画家就是要拿出作品，做展览，与别人交流、碰撞。多种可能性都得做一做，比如今年我们将举办一次挖掘新人的展览，争取到了三十五万的展览经费。在寄来的一千多张应征作品照片中，我们挑选了七八十作者。一些年轻作者往往对自己的作品把握不好，我们就让每位作者多寄几件原作过来，我们帮他们挑。目前挑了二百四十件作品，看了以后很兴奋，作品品味很好，看照片还反映不出来。现在正在编画册，年底举办展览，准备每年举办一次。

　　周：把这样的展览做成常规性的。

　　杨：我想每年举办一次这样的展览。大家寄来作品照片，由油画院把握学术水准，颁发奖项，并举办展览和研讨会，从而在社会上起到艺术创作的导向作用。同时，也可以为研修班发现一些好的学员，对于那些特别困难的优秀人才甚至可以减免学费。我们头一次做这样的事，开始时心里没底，现在看来还是很让人兴奋的。

　　周：引起你兴奋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呢？

　　杨：绘画才能好的人还是有的，现在年轻人的写实能力不只是反映在技术方面，不是那种抠细部的能力。他们对画面有一种把握能力，特别是在生活体验中抓住鲜活、生动的东西的能力，这些让我很兴奋。

　　周：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将来成为艺术家的潜质。

　　杨：他们的基本功倒不见得很过硬，但是他们对绘画性的理解，和把握画面的能力能够反映出他们有很好的潜质。

　　周：也就是说，你强调的绘画性比写实基本功的内涵要宽。

　　杨：对，应该尽量宽一些，但是宽不是宽“泛”，还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内，有一定的水准，应该具备绘画艺术家的一些素养。所以，通过活动，我们是选人，而不是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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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你以前在中央美院任教时，工作性质相对单纯些，做好一位教师和画家的职责就行了。但是，主持油画院工作后，你面向社会的责任意识更强了。

　　杨：哈哈……我现在对“不在其位不谋其职”算是有了体会。我是一个画画的人，并不适合做这些事情，我确实挺喜欢教学的。来到艺术研究院以后，艺术研究院把这个事情交给了我，把油画院作为“三足鼎立”发展的一块，艺术研究院对油画院是有所期待的，所以来到这里后还是有压力的。其实，我不适合做组织的工作，但是在学术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现在看来，做这样的事情是有益的。

　　周：这也是社会的一种期待，就像大家通常所说的，“名气越大，社会责任也越大”。

　　杨：社会之所以有这样的期待和需求，其实是水到渠成。现在，社会上有条件画画的人多的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就可以在宋庄租下房子专心画画，还有些人在艺术市场上很火，画卖得好。尽管如此，大家还是有一个情结，就是自己的创作在学术上有没有前景，在艺术探索上还能不能进步。

　　周：现在画画的环境好多了，画家的生活也优越起来了，但是，是不是生活好了，就很满足了呢？这是大家都在关注的问题。

　　杨：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在学术建设上远远不如以前，就像一位演员，他现在面临的不是积累的时期，而是表演的时期，不是“充电”的时期，而是释放的时期。一些人疲于应付，越有名气，活动越多，各种各样的事务、活动需要他们释放能量。这次经济危机有好的一面，就是给大家一次“充电”的机会，经济的步伐放慢些，学术的步子就可以迈出来，油画院所做的工作正好就是处于这样一个时期。

　　周：写实画派五周年的展览刚刚开幕，写实画派的活动是以油画院为核心开展起来的吗？

　　杨：2004年，我和王沂东、艾轩几个人一起聊天，谈起这个事。那个时候，外部环境使写实绘画显得有些紧张。

　　周：那个时候，“当代艺术”出来了。

　　杨：写实绘画落后了，边缘化……这之类言论出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觉得应该把写实绘画好的一面拿出来向公众展示。然后，我们集合了十三位画家，其中有些是以前的学生，搞了一次北京写实画派的展览，引起了社会的反响。这一方面有市场的因素，另一方面就是社会上学习艺术和喜爱艺术的人对我们的展览非常关注。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在展览的经费、场所等方面都不用操心，画册也不用自己掏钱出。第二年，陈逸飞说，这样的活动得搞成全国性的，不然像我这样的外地画家怎么参与呢。这样就改成了中国写实画派，每年办一次展览，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多人参与，还有更多的人希望加入进来。连续五年了，一年一次展览，去年，写实画派还搞出一次“热血五月”的创作活动。

　　周：就是为汶川地震救灾组织的那次创作活动吧。

　　杨：对，当时我们创作了一幅二十多米的大画，在拍卖会上拍了三千多万。王院长过来谈这个事，提出这笔经费能不能不捐给红十字会，而是由文化部作为汶川文化重建的经费，用来建设绵州博物馆和羌族博物馆，大家都同意，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

　　周：这真是雪中送炭！

　　杨：文化重建的经费不好筹措，在大家的努力下把这个事情促成了，文化部专门给我们发了证书，部长对这个事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因此，今年写实画派的展览就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写实绘画在社会上能够有这样的氛围，是有它的根基的，中国油画在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有了五代人，主力都是从事写实创作的。在写实画派的群体中，年轻的不到四十岁，年长的已经有六十岁了，应该说这些人都处于艺术生命的旺年，他们也是各个地区和各个单位的创作主力。因此，这批人再走下去的话，应该是有力量的。写实绘画在艺术市场上也有一个好的环境，支持写实绘画的都是华人，而不是外国人。还有，国内的人能够读懂的是写实绘画，他们也是接受写实绘画的熏陶成长起来的。这些都是写实绘画所处的好的环境。但是，这样走下去也会面临一些问题，一些藏家只关心看得懂的，或者那些做工很细的作品，这样的趣味会造成一定的误导。写实画派的画家都有一些共识：一是传承经典的绘画；另外，大家在创作上都显得沉稳；第三，写实绘画必须观察人，观察生活，依靠形象、环境的塑造进行艺术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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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我注意到，你近些年的作品都是在下乡的过程中写生完成的。

　　杨：这是近几年我注重的方面。

　　周：是因为教学的原因，使你有了这样一些转变吗？

　　杨：不是。我个人在古典写实方面走了一大段，西方古典绘画对形式的讲究，注重结构等，这些都是很吸引人的。同时，把中国的审美方式放进古典绘画中，使两者能合成为一种样式，这是我一直以来很注意的问题。

　　周：这样的艺术面貌在你八、九十年代的创作中反映得比较明显。

　　杨：是的。但是在上学时，我的毕业创作画的是陕北老头，画的是生活里的东西。我出生在内蒙，祖籍在山西，祖辈走西口到了内蒙，有好几代人了。我爷爷和姥姥都是从山西过去的农民，我在农村长到十七岁，后来到城里上班，这是我一段时期的情结。过了很长的时间后，我发现自己又重新回过来了。这与年龄有关，也和画面上一种更深更广的探索有关。2000年，我和王沂东一起去巴黎艺术城呆几个月。平时，我习惯在画室里画模特写生，但是在巴黎没有模特画了，于是我就拎着画箱在塞纳河边走，画点小的风景写生。学院里的写生往往是为了练练色彩关系，或是为创作搜集素材。但是，西方一些画家如伦勃郎、柯罗，印象派画家，他们都是在写生中进行创作。对景写生创作，或对人写生创作，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从那以后，我每年都要出去画一画，到俄罗斯画过一次，再就是在乡下画。这几年也开始这样画人物。这样画有几个好处，一是不存在画什么的问题，到处都有可画的东西，让人很激动。另外，画的时候也很激动，不是慢慢地“磨”，而是忘掉制作，忘掉技巧。真正好的绘画应该体现在绘画性上，讲究绘画的书写、节奏、气韵等，谢赫的“六法”早就讲到了绘画的根本性东西。我特别崇拜的是齐白石、黄宾虹这样一些绘画性很强的画家，伦勃郎、委拉士贵支也是这样的画家。

　　周：最初，当我们听到杨老师调到艺术研究院时，给人的感觉是：杨老师不愿教书了，想做职业画家了。通过刚才与你的交谈，我感到你并不是朝着某个单一的方向在走，而是将自己的路拓展得愈来愈宽了。

　　杨：到了我这样的年龄，我总在思考一个问题，就像有时我去评别人的画时所感受到的：有些画家没有未来，或者说他的路已经走尽了，路走得太固定，壳结得太硬。而中国有些大艺术家，能够将艺术生命坚持到九十多岁，并且越画越好。所以，有未来的艺术家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在艺术上不断地学习和拓展。

　　（实习编辑：秦彩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