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冀  

徐悲鸿自画像

    徐悲鸿一生共创作了100多幅油画，其中有40幅离奇遗失，大多至今沓无音讯，大师后人讲述了画作遗失全过程 。

    一张油画的照片摆到了桌子上，只是看了第一眼，徐庆平就脱口而出：“这是真的。”

    父亲徐悲鸿的手迹对徐庆平来说太熟悉了，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的院长，他看过太多真的、假的徐悲鸿画作，鉴别真伪对他来说是件简单的事。但是这张画还是让他激动不已，“可以肯定地说，这幅画是从我父亲遗失的那40幅油画中来的。”徐庆平看完画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继《奴隶与狮》和《愚公移山》拍出天价后，国人尚不知在这两幅画的背后，徐悲鸿还有更多的油画佳作流落海外，去向不明。

    半个世纪前的遗失

    这批画作的遗失要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正值艺术创作高峰的徐悲鸿在新加坡等地连续举行多场画展，卖画为难民和抗战遗孤捐款。

    徐悲鸿与新加坡有着不解之缘，1933年他以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的身份，曾5次到过新加坡，1939年1月他又因国家蒙难、家庭破碎，第6次赴新并一直住到1942年1月，在这三年中他举办了多次画展，并为国内的抗日战争捐款无数。1940年他为构思已久的中国神话《愚公移山》画了数十幅创作草图及人物写生。

    新加坡期间，在宣传抗日的激情下，徐悲鸿创作了数量惊人的画作。“当时也没有拍卖行，展览的时候就是人们拿着红布条，看哪幅画好，就把红布贴在画旁边，写上名字，意味着这画已经订走了。”徐庆平说，徐悲鸿在当时就答应，只要真心想要收藏画，他现场作画，有几个人画几张。

    “这个很难得，一般来说，画家不愿意重复自己的画作，而像父亲那样，一幅画画好几张的，真是非常罕见，他真是为了抗战付出了所有的热情。”徐庆平说，后来新加坡人说，新加坡人收藏的徐悲鸿画作不比中国徐悲鸿纪念馆少。

    1941年日军入侵新加坡时，徐悲鸿将他在新、马、印三年中所画的数百幅作品及其他古玩、珍本一起托给友人，埋入新加坡崇文学校的一口枯井内，其中有徐悲鸿自己认为最珍贵的40幅油画。随后徐悲鸿只身携1000幅作品，登上沦陷前最后一班开往印度的轮船，离开了新加坡。

    这一去，就是人画分离，油画的主人没想到他会永远失去这批珍宝。

    “送画之说”的谜团

    徐悲鸿再没有回过新加坡，抗战结束后他多次打听这些画的下落，却都没有得到回音。

    徐庆平后来第一次知道这些画的下落是在上世纪80年代。1985年，新加坡当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连续刊登了《徐悲鸿藏宝记》，在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地区及新加坡的美术界引起轰动。

    报道详细介绍了徐悲鸿藏画之事，也首次提到油画的下落：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徐悲鸿的新加坡好友黄曼士、林金升和崇文学校校长钟青海，从枯井内取出书画珍玩并致函徐悲鸿。徐悲鸿回信表示：“为感谢钟校长保护枯井所藏三年又八个月，请任选取一件藏画。”钟青海挑选了油画《愚公移山》。

    这一说法后来被当作一则佳话广为留传，但徐庆平却从来不相信这一说法。

    1949年，徐悲鸿的学生陈晓南从海外学成归国的时候，曾专程到新加坡问询此事，但是他带回来的只有一些书籍。“画一幅都没带回来，给我父亲的口信是画都毁掉了。”这些画的去向从此成谜。“藏宝记”的报道让徐庆平既疑惑又高兴，疑惑的是父亲并不知道画作还在世，高兴的是这些画可能还保存在人间。

    在徐庆平的记忆中，徐悲鸿并不知道这些画被取了出来，他一直以为这些画已经毁掉。画作被毁的说法一度让徐悲鸿心情非常不好，妻子廖静文说，“他失掉画就像丢了命一样。”徐庆平也听父亲说过类似的话，“一个画家要把自己的好画拿出去卖的话，就像要从身上割下一块肉一样。”连卖都不肯，送，断然是没有道理的。

    “送画之说”由此引起了徐庆平的怀疑，“我父亲从来没有送过别人油画。他可能送过国画，速写，人体素描，但是从来没有送过油画。”徐庆平激动地说，作为画家后人，同时也是画家的他非常理解父亲的这种做法，没有一个画家会把自己的心血之作送人。

    “油画创作相当不容易，也相当艰苦，一般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他说，即使在现在一幅普通油画的成本也在几千元以上。现在也很少有画家拿自己的油画送人。

    “我问过我的母亲，她也说没这回事。”徐庆平说，他自己在父亲的书信来往中也没找到这样的记载。徐庆平说，如果按文中所说，选走了一幅，那剩下的画应该完璧归赵才对。

    但是，他在国内再也没有见过这些画，直到现在，他都没有见过这些画到底是什么样子。既然已经取出来了，那么这些画是如何遗失的，谁拿走了这些画，这些疑团存在徐庆平心中有50多年了，直到最近，这位画家后人才首次开口说出自己的疑惑。

    尽管感到不解，但是徐庆平此前一直保持沉默，毕竟其中藏宝的人多是父亲的好友，等到徐庆平后来访问新加坡想去拜访这些当年的当事人时，他们中的大部分已经去世了。

    徐悲鸿一生创作的油画大约在一百多张，而40张油画占去了三分之一。徐庆平说，一个画家一辈子最珍贵的也不过是几十幅油画，在西方油画家的传统中也很少有送画的习俗，徐悲鸿在早年和盛年所作的大部分精品都留在了新加坡，这批画是他毕生精心之作，他是不会轻易送人的。

    “那批饱含心血的油画的丢失对他的打击也非常大，晚年的他不作油画与此大有关系。”徐庆平说，40幅油画的下落成了父亲致死心中都存留着的遗憾。而对于徐庆平，搞清楚它们在哪儿也成了这些年的一个愿望。

枯井中取出来的画大多不知去向，唯一为公众熟悉的是那幅被“赠送”的《愚公移山》，徐庆平前后在海外见过此画三次，正是从《愚公移山》开始，徐庆平一点一滴地知道了当年徐悲鸿油画的流失之谜。

    上世纪90年代初，徐悲鸿纪念馆第一次在新加坡进行徐悲鸿画作展，徐庆平和母亲廖静文都前往新加坡。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打听徐悲鸿油画的下落。

    “我们没有一点想追回画的意思，因为那毕竟是上一代人的事，况且隔了半个多世纪，已经不抱希望了。我们就想知道这些画还在，还保存着，我们能够拍照留点资料就行了。”徐庆平说，作为徐悲鸿画作的继承人，母亲和他都没有想到要把这些画追回来，他们在新加坡多次向媒体和外界透露这一想法，但回应者廖廖。

    徐悲鸿画展在新加坡引起轰动，时任总统黄金辉专程宴请了徐庆平母子两人。在观看画展之后，有很多人拿着徐悲鸿的作品来请廖静文和徐庆平做鉴定。“大部分是真品，都没有落款和签名。因为怕被日本人发现，所以好多都把签名裁掉和涂掉。”徐庆平说。

    他看到了父亲的许多真迹，有许多抗战时的作品。但是遗憾的是，他没有看到一张油画。

    追问非常困难，时过境迁，当年藏画的人有一部分已经去世。画作是否被毁、被谁收藏都无人知晓，徐庆平拜见了当地的一些知名画家和收藏家，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画的下落。“后来，一位新加坡的朋友说，有一张我父亲的油画，不知道是真是假，让我来看一看。”

    “在那个客厅里，我第一次看见了那幅《愚公移山》。”尽管徐悲鸿纪念馆保存有父亲创作的国画《愚公移山》，但是当徐庆平看到这张油画母稿的时候，还是情不自禁。

    “我的母亲当时就流泪了。”徐庆平说，他自己也非常激动，“一个我是他的后人，另一个我也是画家，再一个我也知道这张画的艺术价值，所以看到这幅画的时候一下就难以控制情绪。”

    在与收藏者聊天中，徐庆平知道了这幅画的持有者就是当年崇文中学校长钟青海的儿子，他告诉徐庆平，这幅画是由父亲传给他的。当时徐庆平已经从《徐悲鸿藏宝记》中知道了钟青海持有此画，但这事是真是假徐庆平并不知道。看到这幅画徐庆平非常地高兴，这张画没毁，其他的画也一定都还在世上流传。

    不久后，徐庆平在香港看到台湾出的一本《巴黎岁月：徐悲鸿早年素描》的画册，让他吃惊的是，画册确实是徐悲鸿早年的作品，但是这些素描从来没有人见过。“我父亲画素描功底很深，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我父亲是拿什么画素描的，包括那些权威专家们。”徐庆平说。

    在巴黎学画的时候，徐悲鸿学画素描时使用的是一种四方的碳晶条，法语称之为 “黑石头”，徐悲鸿用这种黑色和棕色的石头画了大量素描，这让他的素描与众不同。从素描使用的原料和技法上，徐庆平断定这是真迹。

    但是画册收录的100多幅素描还是让徐庆平感到纳闷，这么大量的素描是从哪里来的？徐庆平说，现在的学生四年都画不了100多张素描，而父亲虽然画过上千张素描，但是集中留存下来的却不多见。

    这个疑问在徐庆平到新加坡举行自己的画展时得到了解答。

    他在新加坡会见南洋画派的代表人物施香沱时，这位画家兼美术评论家告诉徐庆平，那些素描是由他保存的，徐庆平一直猜测的真相也得到了证实.

    施香沱亲口告诉他，当时从枯井里取出画来后，由在场的人们分掉了。这位当时名气还不是很大的画家从黄曼士那里分到了一卷素描，这些素描没有签名，大概110多张。后来施香沱把这些素描拿到台湾去出版，结果拿去后就再没还回来。

    徐庆平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这些素描没有毁掉，40幅油画怎么可能毁掉呢。放在枯井里边，纸比布更容易毁掉，但是纸都没有毁掉，布怎么可能毁掉呢？在《徐悲鸿藏宝记》中没有提到的油画应该都留在了收藏者的手里。

    他确信，这40幅油画还都留在世上。

    遗失宝画面市不到十分之一

    此后，40幅油画中的一些作品陆续悄然面市。

    其中有一张为抗战时候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而创作的同名油画，当时另一画家司马乔同样画了一幅《放下你的鞭子》的油画。在艺术界并称两大名画。

    这张盛传一时的油画同样在1941年后不知去向。徐庆平回忆说，这幅画真正记录了艺术家怎么为抗战而做贡献的，后来周恩来总理曾专门派人找过这张画，但一直没找到。但徐庆平在和新加坡一位画家刘抗聊天的时候却得知，刘抗曾经为这张画重新上过一次亮油。

    在又一次偶然中徐庆平与这张名画不期而遇，还是在举行一次画展时，他在当地一位大收藏家里看到了这幅画。“当时也是在一个大客厅里，还有一个射灯打在上面，非常鲜艳夺目的一个人物扑面而来。”徐庆平回忆说，那幅画大小跟真人差不多，后来辗转到过台湾地区、美国，最后又回到新加坡。

    让徐庆平感到遗憾的是，40幅油画中的大部分仍然沉在人海中，下落不明。徐庆平一直忘不了那些画作，但是他追问的途径越来越少，当事人的过世、知情者的隐匿，以及收藏者的保密防范心理，都使这种追问变得越来越难。

    徐庆平的母亲廖静文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了，这位老人也一直念叨这些失去的画作。但徐庆平相信其中的大部分还在新加坡，他能做的就是等待收藏家或者拍卖行的人找上门来，让他鉴赏徐悲鸿鲜为人知的油画，他说这样或许能看到更多的遗失的油画。

    6月《愚公移山》刚被拍卖回国，有更多的人期待流失的画作能回国。“如果买回来，当然是好的。买不回来，也没有关系。”一直非常爽朗的徐庆平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变得非常严肃。他说：“我希望它们能进入美术馆，这样可以展出，让大家都能看到。如果只留在一两个人手里，只有一两个人看到，那就太可惜了。

　　链接

    艺术品国际流转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难题，遗失的画作由于政治、历史等多种原因，想追回非常困难。

    奥地利著名画家古斯塔夫·克利姆特的作品《阿黛尔·布洛赫·鲍尔的肖像》创下1.35亿美元的拍卖纪录。这幅油画的合法继承人--肖像画主人公布洛赫·鲍尔夫人的侄女玛丽亚·阿特曼女士为这幅遗失的油画打了68年官司。

    中国艺术品由于战争掠夺或其他原因流向海外的数量是非常巨大的，有案可查的中国历代名画就有23000件，但是遗失的艺术品的继承权和所有权在《伯恩公俭1971年巴黎修正案》中只有50年的保护年限，虽然现在又有75年的保护年限之说，但对更多艺术家的继承者们来说，遗失画作的保护和追回都非常艰难。

徐悲鸿油画精品《奴隶与狮》创作于1924年，那是徐悲鸿油画成熟的时期。此时的徐悲鸿已在西欧留学5载。他以法国画坛名宿达仰为师，刻苦钻研西方绘画精华。这张高1.23米、宽1.53米的大幅油画凝聚了当时这位年轻画家的全部心血，展现了他表现矛盾冲突的场面，刻画人物、动物内心世界的高超技艺。

    《奴隶与狮》取材于一则西方古代神话故事。主人公是一只不慎被刺伤了爪的雄狮和一个被蹂躏、欺侮的奴隶。雄狮在无计可施、痛苦不堪之时，求助于它所遇到的、被它吓得魂飞魄散的奴隶，而奴隶为它拔出了巨刺，使它得救。

    为了创作这幅油画，徐悲鸿进行了长期而周密的准备，作了大量的速写和画稿，反复研究人物和狮子的姿态及各自在画中的位置。这些记录了创作过程的速写和画稿同样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徐悲鸿挑画藏画往事琐忆

    父亲的最后一次买画

    父亲说，他这一辈子老是穷，钱都买了好的书画。

    我小的时候，每个星期都有人夹着蓝布包袱包着的画到我们家。北京当时的画店，只要有了他们认为好的字画，马上就拿到我们家来。所以我每星期就看父亲在那儿看画、买画。

    父亲最后一次买画，是在他去世前的一个月里(1953年9月)。当时琉璃厂的一家画店拿来了12幅任伯年的花鸟画。任伯年是清代第一大画家。父亲认为在清代的画家中间，没有人能超过他，他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发扬光大做出了巨大贡献。当时这12幅画没有全部买下，父亲从中挑了7幅。

    我记得其中有一幅叫《紫藤翠鸟》。紫藤花下，一只蓝绿色的小鸟，红嘴，正低头啄自己胸前的毛。我看过的中国画里面，颜色最漂亮的就是这张。父亲对这张画的评价很高。这次挑剩的画，后来我在故宫看见过。就是说，当时他是中国的第一收藏家，所有的画先经过他过目，等他挑完了再卖给别人。

    这些画当时不是拿现钱买的，而是预支他的薪水。父亲买画是一掷千金的，只要看到好的，他就会买下，所以到了发薪水的时候，我们家往往没有薪水。

    也许你认为，这么有名的教授、画家，肯定家里特有钱，其实不是。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当时要交学费，家里没现钱。母亲拿了她的衣服到旧货商店去卖，才给我交上学费。父亲过世以前，家里吃的从来都是二米饭。那个时候单吃大米是很贵的，这样加一半小米，就可以减少开支。

    父亲一辈子，只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买了一套房子给我们。那时他已经中风一次，身体很不好，到了北京以后，可能是想到我母亲还很年轻，我跟妹妹年纪又太小，怕我们将来流离失所，所以就用办画展的钱给我们买了一套房子。父亲一辈子就置过这么一次产。

    喜欢但没买下的画

    在父亲收藏画的过程中，看到好画不买的，我印象里只有这两次。

    父亲选画，一定要挑艺术价值最高的，从构图到颜色的安排，到用笔，到墨色的轻重和谐，要一点毛病也没有。记得有一次，是齐白石的一套大的册页，画得精彩至极。齐白石觉得这套册页是可以世世代代保留下去的艺术精品，所以它的价格也是平常作品的十倍。

    齐白石把我父亲作为最好的朋友。他写过一句话给我父亲：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君也。但我父亲从来都是按照他要求的价格买他的作品收藏，没向他要过一幅画。齐白石说过，徐悲鸿从不欺人。在我的印象里，齐白石只送给我们家一张画。那是我满月的时候，齐白石送给我的。

    齐白石的这套册页确实是精品，我父亲非常喜欢，但他买不起，最后只买了其中的几张。后来，“文革”期间，李宗仁去世的时候，德胜门的一家文物商店展出李先生收藏的画，我看到了那套大册页中剩下的那些。

    还有一件是一套很少见的大字书法。这套书法字大，又整齐，还是一套，挂在墙上特别气派，是收藏精品。我小，但是有印象，当时父亲看了很久。我母亲也说，这字写得好，一定得买。

    最后我父亲没买这套字。我母亲问他为什么？父亲说这个人是给魏忠贤写碑的，为大奸臣歌功颂德，这个人人品不好，没有气节。尽管他的字很好，也不买。

    提到徐悲鸿画狮，有一段饶有兴趣的插曲，很能够说明这位画家的作画风格。 他收藏不为换钱

    父亲买画，从不计较名头的大小，看画本身的艺术价值。他自己在中西绘画上面都下过苦功，他对画的艺术价值，研究得很准。据原中央美院副院长艾中信回忆，在一张我父亲填过的干部履历表上，“特长”一栏中写着：能识别中外艺术的优劣。

    这确实是他的特长。比如，任伯年的画在我父亲的那个时候并不太被人看好。在清代的画家里头， “四王”的画大概远远超过任伯年画作的价值。但他对任伯年很佩服。他收藏的任伯年的画国内第一多。任伯年的后人曾经把任伯年未完成、未签名的画稿赠送给我父亲，这是父亲一生最得意的事情。

    他收藏不是为了换钱，不是为了投机。他收藏的一张《八十七神仙卷》，据他跟张大千的判断，是唐朝的绘画。唐朝的绘画留到今天的不到10张，这张又是人物，80多个人物，这幅画是中国古代绘画的第一号作品。据父亲自己分析，这幅画是画圣吴道子所作，单这一张画就已经是无价了。

    他是为了给国家收藏艺术精品，给后人留下一个艺术宝库，提高全民的审美能力。这不是言过其实。早在二三十年代，父亲就拟了中国的美术馆计划：中国应该建什么样的美术馆，美术馆里应该分几个部分，哪个部分展出哪些作品。他都有具体的计划。

    他在法国巴黎留学的时候，艺术品在战乱中贬值。他说当时只要有几万块钱，就可以给中国建一个罗丹美术馆。父亲为这个四处奔走，去找康有为，去找蔡元培，让他们帮助弄钱，但是当时没有做到。

    但他没灰心。他说只有一个办法，“我自己画一百张好画”。他说，一个画家，真正的杰作，一年也就是两三张，但他要画100幅。我认为父亲的这个心愿达成了。因为现在他的精品中，油画有100多件，中国画应该有200件，加上素描，一共几百件。

    他说，如果把自己所有的钱都去买好的艺术品，收藏起来就会像个小博物馆，就能发挥美术教育的作用。他后来给学生上课，用的就是这些中外名画。

　　链接 徐庆平：我画的马与父亲不同

    提到父亲徐悲鸿，徐庆平说，他跟父亲根本就不能同日而语。“我天分没他高。他50岁多岁去世，留下了那么多的作品。不光是一个画种，油画、素描、中国画，三个方面都独有建树。而且留下了那么多的文章。中外两方面的文化修养都那么深厚。”徐庆平笑着说他自己差多了，所以不存在压力。

    看过徐庆平画册的人都会感觉到，徐庆平笔下的马既有父亲笔下的影子，又有自己笔下的独到之处。徐悲鸿画的马，是奔腾、奋起、愤怒的马。“父亲实际上是在画他自己，很孤独、很自由，在荒野上战斗。”

    徐庆平说，“我们这个年代跟他不太一样。我们的比较欢快。因此，我画的马比较注重马跟马之间的关系、马和人之间的关系、环境和马之间的关系。这样去突破他。”

《愚公移山》

　《奴隶与狮》

     （编辑：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