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而羞耻？】

　　诗是一种令人羞耻的东西，因为它萌生于某种私密的行为。

　　诗与肉体的意识紧密相连。诗凌驾于肉体之上，它是精神的，但同时也脱离不了肉体。然而，它假装自己完全属于精神领域，与肉体毫不沾边，便有了令人羞耻的理由。

　　我为我是一个诗人而感到羞耻，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被扒光衣服在公众面前展示身体缺陷的人。我嫉妒那些从不写诗的人，他们因此被我视作正常人——然而我又错了，因为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能称得上正常。

　　【用心感受】

　　写作时我会进行一种特殊的转化，那就是把意识的数据——我的内心感受——转化为其他与我有相同感受的人的形象。因此我不仅能写自己，还能写别人。

　　【歌颂上帝和英雄】

　　写“我”的诗和“歌颂上帝和英雄”的诗之间，其实并没有太大区别，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描述的对象都被神话化了。然而……

　　【感恩】

　　我感恩，很久以前在橡树林中的木头小教堂里接受了天主教洗礼。我感恩，上天赐予了我如此长的生命，令我能在漫长的人生里——无论我信或不信——思考我那长达两千年的历史。

　　这段历史有多神圣，就有多邪恶。我们建造了比耶路撒冷、罗马和亚历山大港更雄伟的城市。我们驾船环游了大洋。我们的神学家发明了三段论。随后，世界的巨变开始了。多么希望那是我们的无心之失，然而并不是。十字架与骑士剑的征途上没有一丝无辜。

　　【信，不信】

　　我曾是一个虔诚信主的人，也曾是一个毫无信仰的人。这种矛盾常让我不知如何是好。于是我开始怀疑，是否“信”这个词本来就有另一层内涵，只是从来没有人研究过。也许这才能解释，为什么我说的矛盾不是个人心理的问题，而是人类族群生活的问题。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无神论者，都无法告诉我们该怎样准确地理解这个词。

　　我以为“信”的意义很难言说，但它的解释近在咫尺，就在空中飘着，还有很多人大叫道：“是啊！于我心有戚戚焉！”

　　因为就在这个教堂中，我看到身边的人虔诚地画十字、跪下、起立，可我猜他们和我一样——不是“相信”，而是“想相信”，或是“片刻相信”。也许有些人不一样吧，那么是怎样的？几百年前的人所关心的事和今天的不同，但布莱兹-帕斯卡早在十七世纪时就说过：“否定、相信和绝对怀疑之于人，正如奔跑之于马。”艾米莉-狄金森在十九世纪时说过：“我在一小时内经历了一百次‘信’和‘不信’，因此我的‘信’保持了敏锐。”何苦要自作聪明地思考呢？像教堂里其他人一样老老实实地祷告才更重要——那些一方面给予人们以抱怨宗教繁文缛节的机会，一方面谨遵对上帝的恭谦的人，难道不正是这么想的吗？

　　也许当我即将接近“信”的真正意义时，会突然看见一群赤身裸体的人——他们浑身是毛，散发着原始的性吸引力，好似野兽一般，只因神圣的仪式和非肉体的崇拜被联系在一起——还有比这更不可思议的事吗？

　　【本应该？】

　　这位在罗马天主教文化中长大的诗人，本该用写下的每句话来印证宗教信仰的真理。然而即使他自己愿意，也无法做到，因为诗有时也是一种策略。他那个时代的文学深受不可知论影响，无神论的思想在作品中也并不鲜见。如果他反其道而行写一些对宗教虔诚的诗，那么不仅不能改变任何人的信仰，还会使自己被冠上二流诗人的称号。

　　【行善与恩赐】

　　的确，灵魂得救的理想变得越来越淡薄了，以至于如今再也见不到表现这个主题的画了。因此虽然有时你告诉自己：“如果我想要使灵魂得救，就应当放弃那些对我来说极其珍贵的东西，比如我的创造力、爱情、权力，或者其他能满足我欲望的事物”，但要做到却是不易。曾经，当得救还意味着天堂的棕榈枝，而永世受罚还意味着在地狱的深渊里遭受无尽的折磨时，好像有一种更强的驱动力促使人们追求神圣，压抑住自己无餍的胃口。在有些地方，人们杀人、偷情、抢占邻居的土地，贪婪的人名声显赫。这里面显然有什么是错的。根据某些宗教，与异教徒战斗的信徒们被承诺死后会去天堂，肉体欲望尽将在那里得到满足，因此他们的战斗热情才会如此之强。总之，尘世生活与灵魂得救是两个不同的秩序，它们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

　　马丁-路德所说的大概是对的，得救靠的不是行善，而是恩赐。

　　【她的异端邪说】

　　“我发现，”她说，“我从不去想灵魂得救，也不觉得天堂和地狱这两个极端有什么区别：不是死后一切归于虚无，因而得到解脱；就是因内心的恶而承受无尽的责罚。”

　　【特殊时刻】

　　这是悠久的宗教史上，一个特殊的时刻！上天授意，要使布道文和神学论文的刃口不再锋利，只留下诗作为思考终极问题的人们表达意识的工具。有多少诗人从西蒙娜-韦伊的格言中找到了从事写诗的理由：“绝对纯粹的专注即是祷告。”这就是失控而随心所欲的文明，它使自己的灵魂永世受罚，换来人们对艺术的虔诚信仰。

　　摘自：《路边狗》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