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零人

　　暂时性的畸零人

　　不同的畸零人失意感强弱悬殊。首先是暂时性的畸零人。他们尚未达成志向，但还没有放弃希望。青春期的少年、失业的大学毕业生、退伍军人、新移民等皆属此类。他们惶惶不安、心怀不满，整天唯恐志向能伸以前，人生的黄金岁月已经消逝。这类人很容易受群众运动的宣传感染，但却不总会成为坚定不移的信徒。这是因为他们并未完全疏离自我，并未把自己的人生视为一败涂地、无可挽回。他们还是会憧憬一种有意义和有希望的独立自主生活。只要有一点点进步和成就，就足以使他们和这个世界以及自我取得协调。

　　退伍军人在群众运动初起时的作用，上节已略有述及。如果两个国家的军队长期交战，则不论战胜国还是战败国，战后都会经历一段社会不安的时期。理由既不在于人们的暴力倾向战时被释放了出来，也不在于人们对社会秩序失去了信心。真正的理由毋宁是数百万军人在外作战太久，与平民生活格格不入。复员后的军人会发现他们难以适应战前生活的韵律，再度适应和平与家庭生活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从而导致全国到处是些暂时性的畸零人。

　　由此看来，对于一个习惯于安定的国家而言，从战争状态进人和平状态要比从和平状态进入战争状态更困难。

　　永久性的畸零人

　　另一种畸零人是永久性的畸零人。所谓“永久性的畸零人”，是指因为缺乏才干，或身心上有不可补救的缺陷，故而无法达成生平愿望的那些人。即使他们在其他领域成绩傲人，仍然不会得到满足感。他们从事任何追求都会热切急躁，也不会停下来。他们证明了一个道理：对于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得到再多也不会让我们满足。我们跑得最快、跑得最远的时候，就是逃离自我的时候。

　　永久性的畸零人只有完全摆脱自我时才会觉得找到救赎，而他们一般都能够在群众运动的集体性中埋葬自我。他们放弃个人的意志、判断和野心，把所有力量奉献给一份永恒大业，从此再也用不着无限期地东追西逐。

　　在永久性的畸零人中，失意感最深的是那些有创作渴望却无法满足的人。他们从事写作、绘画、作曲等等，却一败涂地；要不就是曾经显露过才华，后来却江郎才尽，自知再也不会创作出有价值的作品。这两类人都会被绝望感笼罩。在别的领域取得名声、权力或财富，甚至建立了什么不朽的功绩，都不足以消解他们的饥渴。即使他们全心全意奉献于一种神圣伟业也并不总是奏效。他们那种遏制不住的饥渴依然存在，而他们在为其神圣伟业服务时也很容易成为最暴力的极端分子。

　　瓦解中的集体结构是群众运动萌芽的最佳环境

　　最有利于群众运动兴起和传播的环境，是一个原本就有紧密组织但却因为某种理由而处于解体中的社会。基督宗教兴起和扩散的时代，就是“一个有大量人流离失所的时代。那些原本紧密的城邦一部分被一个大帝国所吞没……而旧有的社会与政治群体不是已经弱化就是已经解体 。基督宗教传教最成功的地方是城市，因为城市里住着“数以千计离乡背井的人，有些是奴隶，有些是自由人，有些是商人，他们都是被迫或自愿从其世代居住的环境里分离出来的”。反观在传统生活方式未受严重扰乱的乡村地区，基督宗教的发展并不理想。居住在乡间或荒野的异教徒继续死守着古代信仰不放。类似情形也见于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兴起的19世纪后半叶：“在那几十年间，人口的高度流动性和都市化使大量人离乡背井。因为经济上极不安定和心理上适应不良，他们很容易为煽动性的宣传所感染，不管那是来自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的宣传。”

　　看来这是一条一般法则：当既有的集体纽带弱化，供一个群众运动兴起的条件就告成熟，并会最终建立起一种新的和更有活力的紧密集体。当一个无所不管的教会控制力松弛，新的宗教运动往往就会出现。韦-尔斯(H.e．Wells)指出，在宗教改革的时代，人们“反对的不是教会的权力，而是它的弱化 ---教会内外发动反教会运动，并非要从宗教的控制下获得释放，而是希望得到更充分更多样的宗教控制”。如果一地的宗教情绪已经被启蒙运动动摇，那代旧教会而崛起的，就会是一个社会主义或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运动。法国大革命——一它同时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真正要反对的不是天主教会和旧王朝的专制，而是它们的软弱无能。当一个极权社会的人民揭竿起义时，他们要反对的不是它的邪恶，而是它的软弱。

　　在社会纽带强固的地方，群众运动难以找到立足点。不管是在巴勒斯坦还是在离散时代，犹太人的高度凝聚性大概就是基督宗教难以打入犹太人中间的原因之一。圣殿被毁一事如果对犹太人的凝聚性有任何影响的话，那就是让这种凝聚性更强。从前流向圣殿和耶路撒冷的宗教虔诚并没有消失，只是流向了犹太会堂和犹太学校。后来，当基督教会有权力把犹太人隔离在隔都（ghetto），却反而更加固了犹太人的凝聚力，无意中让犹太教得以历许多个世纪而不衰。

　　不过，“启蒙运动”的来临却动摇了犹太教的正统和隔都的墙。犹太人在一夕间发现自己成了孤单的个人，无助地置身在充满敌意的世界。这样的事，自约伯( Job)和《传道书》的时代以来，在犹太人的历史上还是头一遭。再没有集体是可以让他们融入其中的。犹太会堂和聚会所成了没有生命的东西，而2000年来的传统与偏见也让他们无法完全融人异教徒的集体中。

　　因此，现代犹太人成了自主性最高的个人，也就无可避免是失意感最深的。这就不奇怪，很多现代的群众运动都在犹太人中间找到了现成的信徒。他们也挤满各种可以通向舒缓失意感的道路，例如忙于赚钱或移民，或是一头扎进追求物质性的成就和创造性工作，以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当然，还是有一个微弱的集体是一个犹太人可以自力创造的，那就是家庭。但在欧洲，犹太人这唯一的荫庇所却被希特勒的集中营与煤气室所绞碎、烤焦。因此，今天的犹太人（特别是欧洲的犹太人）要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是更理想的群众运动皈依者。犹太复国运动不迟不早，偏偏在犹太人这个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出现，仿佛就是上帝的旨意。它用一个新的集体抚慰了犹太人的个人孤立。以色列确确实实是一个稀有的荫庇所：它既是家园，又是家庭；既是国家，又是革命政党。

　　德国的近代史也为集体纽带与群众运动的关系提供了例子。在德皇威廉主政的时代，真正的革命运动很难兴起。德国人对于德皇的极权与专制感到满意，哪怕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仍然没有改变德国人的这种偏爱之心。1918年的革命只是一起人为事件，并没有得到大众的支持，随之而来的威玛共和，在多数人的心目中只是一段可厌和屈辱的回忆。由于习惯了接受自上而下的命令和服从权威，松懈的民主政体让他们觉得乱七八糟。他们震惊于“他们必须参与政府，选择一个政党和对政治事务作出判断”。因此，他们盼望有一个新的政治整体，一个比德皇时代更为刚强果断、无所不管和雄壮威武的政府——第三帝国完全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希特勒的专制政权一经站稳，就用不着担心会出现群众革命。只要纳粹的统治集团愿意扛起一切责任、下达各种大小决策，民间就不会有反对声浪。只有当纳粹纪律废弛，极权统治松懈，危险才会出现。托克维尔有关君主专制政体的一个论述也适用于其他极权秩序：它们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开始改革的时刻，也就是开始流露自由倾向的时刻。

　　健全的集体结构会对群众运动免疫，而瓦解中的集体结构则是群众运动萌芽的最佳环境——这个道理，也可以从军队与群众运动的关系得到证明。几乎从未有过一支组织健全的军队发动宗教运动、革命运动或民旅主义运动的例子。相反的，解体中的军队——不管其解体是因为有秩序的复员还是因为士兵士气低落而纷纷开小差——则是群众运动的沃土。刚脱离部队的人是群众运动理想的招募对象，而在所有当代群众运动的最早期依附者之中，都可以找得到他们的身影。他们感到孤单，在“人人皆有自由”的平民生活中茫然若失。独立自主生活所包含的责任感和不确定性压得他们透不过气。他们渴望确定性，渴望同志情谊，渴望可以不用负个人责任。总之，他们憧憬的是迥异于竞争性自由社会的东西——而兴起中的群众运动，正好可以提供他们向往的弟兄之爱和再生气氛。

　　极端自私的人往往是无私精神最勇猛的捍卫者

　　极端自私的人特别容易有失意感。一个人愈自私，失望时就愈难熬。因此，极端自私的人往往是无私精神最勇猛的捍卫者。

　　最凶暴的狂热者，往往是一些本来自私但却出于某些原因（内在缺陷或外在环境）而被迫失去对“自我”的信仰的人。于是，他们不再把高明的利己手段拿来服务其无能的自我，转而用于服务一件神圣事业。但即便他们信奉的是一种鼓吹爱与谦卑的宗教，他们既不会去爱，也不会谦卑。

　　摘自：《狂热分子》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