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贺痴  吕静霞

　　清朝政府实行的行商制度不仅对清朝的政治、经济、外贸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还对　　十三行行商本身有着直接的影响，了解这些制度的内容，才能更好地了解行商的命运走向以及世界首富兴起衰落的过程。

　　清朝行商制度的内容包括承商制度、揽商制度、保商制度、总商制度，其各自的内涵如下：

　　一、承商制度

　　实行行商制度关键在于选择合适的商人来承充行商。《粤海关志》说：“盖商得其人，则市易平而夷情洽；商不得人，则逋负积而饷课亏。”而在清政府看来，只有招收忠于清政府、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具有官吏品格的商人，才是信实可靠的。这一规定，保证了清政府对对外贸易的控制。

　　此外，清廷还进一步规定，行商不能自由辞退，即使是老弱病残无力承商，也应由其亲信子侄接办。例如，豪商潘致祥曾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花去十万两银子的贿赂款脱离了洋行界。嘉庆十九年（1814年），官方认为潘致祥家业殷实，熟悉洋务，为洋人及商民所信服。以前辞退，实属投机取巧，现在洋行疲敝之时，岂能任他置身事外，于是又被招来重操旧业。

　　清政府正是通过这样严格的承商制度，把富商巨贾吸收、网罗到封建商业垄断组织中来，以便将他们手中的商业利润纳入为封建王朝财政服务的轨道。

　　二、揽商制度

　　乾隆二十年，清廷规定茶叶、生丝、布匹、绸缎、糖、大黄、白铅等大宗贸易由行商承揽，散商、铺商只可承揽皮靴、瓷器、牙雕等小宗货物。如果散商超越界限，则要受到严厉惩罚。

　　三、保商制度

　　保商制度包括为外国商人做保。来广州做生意的外国商人必须有一位十三行商人做保商，规定一旦外商欠政府税款，要由担保行承担连坐责任，担保行承受不了就要其他洋行共同承担。

　　保商制度还包括行商互保。清代广州十三行相互之间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使得一家破产家家危，这在中国称为“连带互保制度”。它实际是中国传统的连坐制度、保甲制度在清朝外贸体制中的翻版。

　　这样，保商制度中又衍生出行佣制度。行佣就是从行商的贸易额里面抽取一定的百分比，用于归还欠税、欠债，以及上交“贡品”、进行贿赂。“所谓行佣，其实就是小金库，就是贪污基金。”

　　四、总商制度

　　为了统一贸易规程，加强对行商的驾驭，减少内部的竞争和限制行外散商，维护稳定的经营秩序，后来清政府正式在所有十三行商中成立垄断性的公行。公行由粤海关任命总商，总商是行商的首领，一般由资本雄厚、居心公正的行商担任。

　　嘉庆十八年（1813年）正式批准“总商”的设置，“着照该监督所请，准于各洋商中身家殷实、居心诚笃者，选派一二人，承揽西欧货税、裁定贸易商品价格，率领众商，公平整顿。其所选总商，先行报部存案”。

　　行规主要有：外船专择某行商交易时，该行商只能承受此船货物的一半，其余一半归其他行商摊分，违者罚；行商中对公行负责最重要的头等行，可在外洋贸易中占一全股，二等行占半股，其余占四分之一股；新入公行者应纳银一千两，作为公共开支经费，并列入三等行内；除极少数手工业品如扇、漆器、刺绣、图画等允许行外商人贩卖外，其余商品的进出口买卖归公行独揽。公行成立后，以前行商之间那种互相倾轧的竞争很少再发生了。

　　从上述可知，十三行不仅是拥有垄断中外贸易特权的商业组织，又是清皇朝控制中外通商的枢纽和保障关税收入、防范外国人的工具。承商制度使富有行商无法免除这些政治职责；揽商制度保证了行商的一些垄断特权；保商制度旨在使行商互相监督共同清偿债务；总商制度更多的是一种名分。这些制度是清皇朝管理对外贸易的重要制度，是构成清皇朝严格限制对外贸易政策的重要内容，一方面保证了行商对外贸易的垄断权，催生了一大批行商巨富，一方面也为十三行和伍家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编辑：郭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