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德]桑巴特 
启程
巴黎是我母亲常去购买她的好看衣服的城市。她最后一次去巴黎的时候，恰逢国际博览会在艾菲尔铁塔和现代化的艺术装饰特罗卡德罗广场之间举办，它的光辉再次使19世纪的这座古老首都容光焕发。啊，从那以后，人们对巴黎的国际博览会不知写了多少毫无意义的报道。
配合她的讲述，她给我带来了《图片》杂志的一期特刊，这家杂志的特刊装帧豪华，不仅由于贴在不同颜色压箔上的多色复制图画的质量，而且由于每一页拼版和装潢的细致和考究而很有名气。也许再也没有一家杂志，不管它出自何处，在技术的完美和格调的高雅方面能够达到类似《图片》的水平。显而易见，这样的产品只可能出自巴黎。就像各种各样的香水，高级时装店的新产品一样，《图片》杂志属于一种那时候尚未达到的生活文化标志，这种生活文化的魅力在20世纪30年代无可非议，从里约热内卢到贝鲁特、从纽约到布加勒斯特。
一切与巴黎有关的事物，对于青年时代的我来说都具有一种特殊魅力，一种不同寻常的、更好的和值得追求的事物的气息。这一点也适用于《法兰西新评论》的那些白色小册子，好多年以来，这些白色小册子定期送到我们位于洪堡大街的家里。它们被印在厚实的、含木纸浆的、很快就变黄的纸上，的确，它们并非豪华产品，但是可以称得上是制作上完美无缺的尖端产品，消费它们可望获得一种特殊的享受，这种享受尽管是纯精神上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能使你获得某种信息、某种情绪、某种紧张和某种刺激，换句话说，它能为你提供一种像享受美味似的剩余价值，而这种剩余价值是父亲的图书馆读物所不能提供的。每当我想读其中的文章--它们通过目录跃然于简陋的、但是给人以高雅和讲究的印象的、只用于文字的封面上--我就得一页一页地剪开印张；有时，由于性急，我干脆用手指非常粗野地撕开，以致撕碎了它的边缘，这是我父亲不愿看到的。那些文章及其作者的名字引导我找到了那些藏于红色沙龙，即藏于我母亲的图书馆里的书，这些书，如果不是她从巴黎带回来的，就是她在柏林的法兰西书店订购的，这家书店的经理是一个胖乎乎的、非常饶舌的、不再年轻但还不怎么见老的、鬈发染成金黄色的法国女人。
有时候，我母亲到这家书店看书也把我一同带去，大约每星期一次。在这里，你能看到莫朗的旅行游记PaulMorand，1888-1976，法国外交家和作家。--译者，诺阿耶的诗集ComtesseAnnedeNoailles，1876-1933，法国女诗人。--译者，科莱特的长篇小说CamillaCollett，1813-1895，挪威女作家。--译者，纪德的《伪币制造者》，所有这些作品都是用差的纸印刷，但是装订倒是细心。除上述作品以外，还有多卷本的《追忆逝水年华》，那是我头一次试图读它们，可是没有什么收获，只有一种对遥远的、我所不熟悉的、但同时透过一种神秘的方式终归可以熟悉的世界的、如痴如醉的预感，认识这种世界、探究这种世界，是我内心的一种强烈愿望。
这就是巴黎，这就是我在认识巴黎之前的心目中的巴黎。一想到它，我的心里油然产生一种渴望，这渴望压根儿不是为了发现某种新的东西，而是为了重新找到一种模模糊糊地回想起来的东西。
我曾经作为一名“空军旅行团“（Luftwaffenreisegesellschaft）高炮部队的士兵，简朴而百无聊赖地度过了我的服役期，在服役期间，唯一能使我从自我保护的深深的麻木不仁中摆脱出来的，是一种有可能接近巴黎的念头。当我听到我们将被调往法国的维特里进行培训时，我万分激动。维特里和巴黎之间只是近在咫尺吗？错了。我们的维特里位于阿尔特瓦，位于法国北部的产煤区，那里的地平线低矮，到处是一堆堆像圆锥体一样的矿脉覆层，是欧洲最荒凉的地区之一。巴黎虽然具有吸引力，但它远在天边，可望而不可及。唯一的希望是设想有一次出差，有一项特别任务，何况我们早就带着我们的两厘米高射炮在俄罗斯到处闲荡。我虽然没有向任何人谈起过这种荒唐的愿望，但是从我的额头上人们想必能够窥知我的这一秘密。终于有一天，我的战友们伙同年轻的连长给我开了一个玩笑，这位连长偶尔喜欢找我聊天，他下令让我到文书室向他汇报，在汇报时，他正式地当面交给我一个行军命令：我将作为口译员被派往巴黎进行培训！当然，我上当受骗了。他们残酷无情，跟我耍花招，让我度过了极度幸福的二十四小时。然后，这场梦就结束了。那位中士冷笑着对我说，这和女人们毫无关系，他幸灾乐祸地暗自高兴，是他们使这位“大学生“上当受骗。“女人们“，这对很少接触到她们的他和我来说，意味着巴黎。他也有自己想象中的巴黎。以他的成见，巴黎是德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地形图，在这点上，我并不是例外。[NextPage]
巴黎是罪恶的渊薮，是轻浮的妇女、交际花和狂放不羁的感官享受的城市。我清楚地意识到，每当我父亲谈起巴黎的时候，他的话里总有一种勉勉强强可感知的泛音，一种对巴黎的细微的指责，或者这只是一种嫌疑，一种建立在无法消灭的谣言基础之上的猜测，就在他死前不久，他还一口气重新通读了左拉的《鲁贡玛卡家族》，向我讲述了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绮尔维丝和娜娜。的确，在巴黎，妇女的作用不同于在普鲁士新教学究气的世界，他和作为他儿子的我同属于这个世界。
我父亲其实完全以意大利为目标。一直到死他都向往意大利。可是，有一段时期，由于他和法国人在科学和政治上合作，有机会多次前往巴黎。他的两次恋爱经历是和巴黎密不可分的。一次是和丽丽·布劳恩LillyBraun，1865-1916，女权运动者和社会主义作家。--译者，是他在圣·热内维夫图书馆（BibliothèqueSt.Geneviève）里向她打招呼的；另一次是和保拉·莫德尔松贝克PaulaModersohnBecker，1876-1907，德国女画家。--译者，是他在那里和她约好见面的。可惜和后者的幽会不成功，她为他画了一幅不堪入目的肖像，以此为自己报仇雪恨，这幅肖像如今悬挂在布莱梅美术馆里。
后来，在20世纪20年代，他陪他的第二任年轻的妻子前往巴黎，他坐在家里，有点儿无聊地观赏富凯的绘画JeanFouquet，1420-1481，法国画家。--译者，而她则在她的女帽商店的女店主那里；晚上，他们和罗马尼亚的亲戚一起去看通俗喜剧BoulevardTheater，指巴黎林荫大道地区剧场演出的通俗喜剧。--译者，然后去看卡巴莱小品演出，当然，一切费用是由他们的罗马尼亚亲戚付的。
他与他的出版商普龙（Plon）和他的译者让·克列维茨（JanKelewitsch）进行了多次谈话。值得一提的是，让·克列维茨是我青年时期小有名气的死亡哲学家的父亲，出于可理解的原因，这位死亡哲学家不希望再看到德国人。让·克列维茨十全十美地把《现代资本主义》的最后两卷译成法语，所以我父亲能够说，此书的法译本比德语原文好，他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他能够正确评价法译本。
在海德堡上大学期间，我--尽管未曾到过巴黎--和我的朋友和伙伴克斯廷和柯塞勒克发现了巴黎的一个到那时没有引起我注意的方面：巴黎，革命的首都。巴黎与其说是法国的首都，倒不如说是世界的首都，人类的首都--地地道道的大都会。一座象征性的城市，伟大的思想的实验室，凭借这些伟大的思想我们可以设想人类的未来、进步和自由、权利和尊严。此外，巴黎还是社会变革的试验田，在这里，历史的进程示范性地进行，不言而喻，历史是作为无所不包的人类的事件，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他自己的生活、命运的意义获得和意义给予最后的、有约束力的参照。从来没有人断言，这一点适用于伦敦，更谈不上适用于柏林了。
我以一种新的和更加深入的方式开始理解，每个地球的公民，当他谈论两个故乡的时候，这是怎么一回事？在这里，两个故乡是指他出生的国家和巴黎。说这话的人不是唯美主义者和游手好闲的人，而是道德和政治意义上的世界公民，不是环球旅行者，而是世界的公民。关于两个家乡的这种客套语，尽管它从那时起也有可能退化成为一种空洞的客套语，大抵适合于宴会上讲话，但是它想告诉我们，巴黎是世界的中心，不多不少，这是因为巴黎对每一个属于人类这个大集体的人来说--不管他出生在什么地方--是决定人类精神命运的地方。
所以，我理所当然地感到，巴黎也是我的首都；自从我失去位于柏林的格林瓦尔德的家dasGrunewalderHaus，桑巴特在柏林的家，二战中被夷为平地。--译者，自从我预料到并焦急地期待战争结束，自从德国被肢解以来，我更加感到巴黎是我的首都，这是因为柏林的地位一落千丈，在阿登纳领导下的德国--正如人们当时所说，这是一个没有心脏的躯干国家，思想上、政治上、生活上没有首都的躯干国家--人们忙于清除废墟，被迫克服过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感到完全陌生，无家可归，像生活在一个无人居住的地带，像过流亡生活。
我第一次踏上旅途的时候，感到无比的激动，这种激动我现在只有费了很大的劲儿过后才能感觉到，但是我还记得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追述它。这是在你即将实施梦寐以求的计划之前感到的那种激动：一种由于预先的快乐引起的提早的陶醉。我今天的问题是：这种激动是否是人所体验到的所有快乐当中最美好、最纯真和最纯洁的快乐。
当我第一次启程前往巴黎的时候，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强烈的激动，因为在我的一生中，我直到现在还没有过如此强烈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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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火车离开法兰克福火车总站的时候，我在小房间里怎么也安静不下来，我站在过道里已经放下来的窗子前，微微探身出去，过堂风吹着我的头发，耳边响起车轮在道岔上发出的咔哒咔哒声，城市若明若暗的灯光慢慢地过渡到夜晚的黑暗，在这种情况下，我完全意识到，我正经历一生中多么重大的时刻。随着这次行驶，我深信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真正的生活。在此之前所发生的一切，在柏林度过的青年时代、战争、在海德堡上大学、意大利之行，只是一些阶段，即预备阶段。在探求某种新事物方面，没有一步能和这步相比，既不是那次被剃光头送往佛棱斯堡兵营（dieFlensburgerKaserne）的单调无聊的行军，也不是在停战那天从库尔兰Kurland，拉脱维亚之区名。--译者奇迹般地得救（我乘坐一只小船，越过波罗的海，背后是俄罗斯的快艇掀起的船首波浪），更不是越过勃伦纳山口的幸福的旅行，此时，在罗马，在那不勒斯，在波西塔诺，许许多多美好而重要的事情正等待我去做。现在，伟大的转折才来到。这不是事后的漂亮话，在当时我是这样感觉到它的。我不会怀念任何我所经历的事情。我不怕未知的事物，相反，我感到欢欣鼓舞，感到如释重负。我深深地、轻松地叹了一口气。
头一天
我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在巴黎东站会有一个名叫马萨·苏特（MarshalSuther）的朋友前来接我。火车很早就到达，那是在一月里，天刚破晓。他，正像我所期待的那样，已经站在那儿，穿着一件黄色骆驼毛大衣，不戴帽子，不是法国人，也不是德国人，而是一个我在海德堡认识的美国人，有深色眼睛，神经敏感，南方国家Südstaaten，尤指地中海地区的南方国家。--译者的一个后裔，那些随第一批解放部队到德国的敏感年轻的美国军官之一。他为建设海德堡大学立下了丰功伟绩。享受安置老兵的宏伟计划，他现在在巴黎研究艺术史，别无其他。
他像兄弟一样地拥抱我。在车站前停着他那辆普通的敞逢MG，黑色，有红色皮革坐垫、镀铬轮辐和白色轮缘。这样的汽车我在海德堡时就已经知道。在起动马达之前，他用法语问我：“您去哪儿？”我们现在用法语交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尽管这一念头此时此刻才产生：“我们去艾菲尔铁塔。”
此时，我闲坐在这辆普通的黑色汽车里，冷得发抖，我的朋友则默不作声地，而且显然是毫无计划地驾驶着它穿过一条又一条街道。房屋立面为雾气遮蔽着，没有体积，只有轮廓，看不到石头和铁，只看到海市蜃楼。玛德莲教堂，协和广场，小览馆，大览馆，亚历山大三世桥，练兵场Marsfeld，1867年以后改为展览会的会址。--译者。艾菲尔铁塔--在那儿，悬空挂着，在黎明时分。这一切就像从睡眠中醒过来时支离破碎的梦。我还没有可能在一张市区图的坐标网里准确地找到它们的位置。但是，使我高兴的是，我知道它们。
但愿一切都会好起来。我虽然不知道这里的一切，但是我熟悉它们。一种预知像闪光一样穿过我的无知--我事先知道有关巴黎的照片和名字，轶事和年份数字，巴尔扎克和普鲁斯特。每一次认出都变为重新认出，变为充满乐趣的早已见到过。我的好奇心，我的待命，我的要求--是啊，这也许是说对了--占领了认识的刺激阀。在这种初次视觉接触的阶段，不可能产生失望。我永远用不着查明，“一切完全不一样。”一切和从前一样，只不过明显地使你心醉神迷。
说实话，从艾菲尔铁塔我们确实只能看到四只消失在云雾中的巨大的脚。况且，由于天刚破晓，入口还没有对游客开放。出于无奈，我们在附近为自己找一家小咖啡馆，静候开放，同时希望到那时天有些亮了。
哎呀，这头一顿早餐是牛奶咖啡和月牙形小面包，由一个闷闷不乐的小伙计端来，放在一张大理石小桌旁的破旧的皮面长椅上，这个服务员身着又长又白、腰部打结的围裙，一切都是按规定办的。我们的期望实现了，这使我快乐之极。我压根儿不喜欢牛奶咖啡，对月牙形小面包也不怎么感兴趣，可是在这第一个早上，它们成了传授和掌握一种基本礼俗的绝对必要的组成部分。我是在品尝巴黎，我是在吃巴黎。
早餐之后，我们乘电梯向上进入那巨大的铁制的传动杆，在这个圣西门主义者相信用技术可以制造出的了不起的构造物里向上滑去，这个构造物较之世界上其他的建筑物更能体现人们所说的“现代设计”。但是，艾菲尔铁塔也是巴黎要求统治世界的象征。它完全意味深长地耸立在城市的地面上，在这里，人类的首都庄重地为它举行各种庆典--从为向理性女神致敬而举行的庆典到国际博览会。
我之所以想登上艾菲尔铁塔，是为了在第一时间一览巴黎的全貌。怀着赞赏和占有的心情，我想看到巴黎在我的脚下--像会战前的地区，像一个女人的身体。“现在咱们俩来拼一拼吧！”此时，我感到自己既不是拿破仑，也不是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而毋宁说是像一个从山顶上俯视风景的漫游者，他将下山来到这风景里，以便侦察出它难以置信的美丽。就别提了。我们站在缕缕上升的云端里，风非常好听地在我们的耳边吹，看不见城市的踪影。伊希斯Isis，埃及神话中的女神名。--译者的雕像影影绰绰的。但是这没关系。庄严的情景，高度浪漫的情绪。重要的是，我在此刻实现了我的愿望。我站在艾菲尔铁塔的顶端上。确确实实，我仿佛已经看到巴黎在我的脚下。 [NextPage]
现在，我的朋友担任向导。参观完艾菲尔铁塔之后--在他的计划里并没有参观艾菲尔铁塔这一项--我们驶向凯旋门，从那里向下行驶到香榭丽舍大街，穿过杜伊勒里宫dieTuilerien，1882年被毁。--译者，到达卢浮宫。可是我们没有走进去，而是继续驶向巴黎圣母院和圣礼拜堂。
当我们把车子停在德布希大街的交易市场上的时候，我们头一次感到真正的意外。太阳已经冒出来了，市场上挤满了人群……商贩们在摊子后面大声吆喝，水果和蔬菜堆积成金字塔一样，在鱼贩子的摊位旁边臭气熏天--我闻到了巴黎，乡村风味和农村风味的巴黎。我觉得这里简直就是东方国家的市场。那家小饭馆--依照我朋友的意图，我们现在要到这家小饭馆里就餐--给我留下了完全相同的印象。这是一家典型的法国式便饭馆。在低矮的、被烟熏黑的房间后面，摆放着几张全部被占的桌子。为了到达那里，必须经过宽的灶台，在它的上面，用大锅炖着各种烧好的菜，它们的名称用粉笔写在挂在灶台上方的黑板上。顾客可以朝锅里看，或者稍稍掀起锅盖，为自己挑选想吃的东西：红酒洋葱燉牛肉，乌贼加白葡萄酒沙司，味道很浓的五香兔子肉，大白豆，胡萝卜，炸土豆条等等。在这里用餐的不是旅游观光者，而是二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即大学生，圣日耳曼德佩教堂前的流氓无产阶级，市场女贩。
看来，想要得到一个座位是毫无指望了，等待吃饭的顾客挤在一起，站在热气腾腾的、有柄的平底锅和单独的锅前面，它们在火的上面发出咝咝声，一个穿着蓝色围裙、胸部丰满的大块头太太，满脸通红，热心地捅一捅炉中的火。她也把盘子装满饭菜，好让顾客把自己的饭菜端到自己的桌子上，炉灶散发出热气。尽管拥挤不堪，但这儿挺惬意。一个瘦弱的小青年端上了饮料，他也穿着围裙。他负责叫顾客需要的饮料，从那几张桌子朝前面的柜台桌发出尖锐刺耳而过大的叫喊声：“一杯红葡萄酒，一杯！”我们向照管柜台桌的帮工--这是一个反应迟钝、身体瘦弱、尖鼻、头上戴一顶巴斯克帽的上了年纪的人--头一次要了基尔酒Kir，一种用白葡萄酒和黑茶蔗子甜酒调制的开胃酒。--译者。
我推想，这家我来巴黎的头一天就已经认识的饭馆，一百年以来就没有改变地存在着。它直观地介绍了巴尔扎克、欧仁·苏和雨果的小说所描写的生活世界。这个世界，当我1951年来巴黎的时候，还到处可见。今天，这一切消失了，完完全全根除了。在我们曾经用过早餐的便饭馆里，一家店铺Boutique，尤指以卖时装为主的小店。--译者正在展出它时髦的快餐，只有德布希大街的交易市场还存在。
向导把我领到一家狼吞虎咽饭馆吃晚饭--我只能这样称呼它。这家饭馆爆满，在好多层大大小小的厅堂里，客人们坐在挨紧的桌子旁边，分成大组和小组，但是也有些客人独自一人，所有的食客都专心致志地沉溺于吃喝。我们被分到了角落里的两个位子。谢天谢地，这两个位子是为我们保留的。像在其他桌子上一样，我们的桌子上也放着三个巨大的酒瓶MagnumFlaschen，容量为15升的葡萄酒大瓶。--译者，像这样的大瓶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三个大瓶分别装着红葡萄酒、白葡萄酒和玫瑰红葡萄酒。白葡萄酒的消费是不受限制的，这是客套话，也就是说，顾客想喝多少就可以喝多少。单单这种想法就使我受到鼓舞；此外，我们还可以得到一杯增进食欲的甜烈酒。至少有七道菜，它们的顺序被一杯苹果烧酒打断。我狼吞虎咽，放怀畅饮，这是长年的战争和德国战后年代的粮食匮竭造成的结果。就我所能看到的，我们是唯一的外国人。这里坐着的这些人之所以到这儿来，是为了下定决心津津有味地饱餐一顿，而且为此抽出必要的时间。这儿看不到丝毫的急躁，到处是千真万确的愉快感，一种近乎淫欲的舒适感。我的情绪达到了一个新高潮。
但是，更糟的还在后头。我的朋友为我想出的下一个计划，是在白色广场横街里的酒馆，这里演出的节目在当时名声很坏：女人腔的男同性恋者的表演。在这家酒店里，顾客们拥挤地坐在一排排长桌子旁边。在此之前，他们必须在衣帽间旁边的入口处等待，直到获得一个空出来的座位，而要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必须费劲地从人群中挤过去。顾客们来来往往，看来，许多顾客已经满足于不停顿的一个或两个演出节目。马上就有服务员直截了当地把一种消费递到客人的鼻子跟前，要他结账。服务员就是那些登台表演的人，这是一些乔装打扮、浓妆艳抹、爱说废话的男人。在演出厅里他们挑逗客人：“来吧，坐到这儿来，你真是可爱。”他们特别看中那些无法克服某种窘态的太太小姐。当他们走到帷幕前的时候，聚光灯的圆形光环使他们容光焕发，与此同时，他们忸怩作态、装出害羞的样子，拨弄睫毛，翻白眼，唱巴黎的歌谣以助兴，一会儿模仿皮亚芙Piaf，1915-1963，法国女歌唱家。--译者，一会儿模仿玛琳·黛德丽MarleneDietrich，1901-1992，德国电影女演员。--译者，用沙哑而鸦鸣般的声音。他们的表演始终具有一种讽刺滑稽的模仿的特色，以至于人们搞不清楚，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嘲笑被模仿的这两位女中豪杰，还是有一定数量的健康的自嘲。在这里，有一种演员和观众共享的欢乐的、几乎是家庭般亲密的气氛。所有的观众由于亚瑟夫人的表演而兴致勃勃，其实，亚瑟夫人是身材像精锐部队的士兵一样的小伙子，身着绿得发亮的、鲸须做硬衬的人造丝紧身胸衣，肌肉发达的两肩和有皱纹的脖子上围着一条具有弹性的蟒蛇，他在舞台前沿和桌子之间踩高跷似的走来走去，用非常猥亵的、总是幽默、敏捷而俏皮的插话评论节目和观众可能产生的反应。与此同时，他每次都从没有嘴唇的嘴里，像一只变色龙一样，飞快地吐出一条长得惊人的舌头，二十公分长，我并没有夸大，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淫荡，因为你全然不知道，这条舌头到底有什么用处。亚瑟夫人也会矫揉造作地咯咯地笑，拨弄睫毛，摇晃她那用短裙遮住的屁股。但是，谁要是与她进行一场舌战，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他会遭到无情的训斥。无礼是这家酒馆的风格。在这里，“搞异性恋的”同性恋者是遭大家蔑视的，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NextPage]
我们再次乘坐逗人发笑的黑色MG穿越整个城市，从蒙马特尔向圣日耳曼教堂。就在费斯滕堡小广场拐角处，离那家便饭馆几米远的地方，我的朋友敲了敲白天肯定没有发现的一扇门。等了一会儿。然后出现了一个长有小而微翘的鼻子、脸上有雀斑的年轻姑娘，她仔细地打量我们，然后让我们走进屋去。我立马发现，我的朋友在我到达巴黎的头一天还想让我看一看某种非常特别的东西。还记得，在看亚瑟夫人演出的时候，与其说他对节目--他早已经看过，而且想必感到无聊--感兴趣，倒不如说他对我的反应感兴趣。他的任务是，让我看他的巴黎。
一间很小的房间半明半暗，我的眼睛得首先适应它。房间里挤满了人。来这里的客人大半是年轻人，而且大多是美国人，他们在低矮的小桌子旁坐在不舒适的凳子上，每张小桌上点着一只蜡烛。我们走进来的时候，恰巧有人在唱歌。当这支歌唱完的时候，一支蜡烛被吹熄。这是这里的礼俗，即子夜之后，每唱完一支歌，就要一支接一支地吹熄蜡烛。这是一种能产生效果的机灵的策划。客人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参与这种仪式。它不仅时髦，而且富有情趣。谁都不可能避开它。
我的朋友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任务。他通过他的行程安排给我留下了巴黎的完美形象；他在短短的一天里让我把巴黎逛了一圈。此后，我似乎可以离开巴黎，而且可以对人们说，我了解巴黎。反正，我们对我们已经游览过的大多数城市知道的并不更多，但是对这些城市我们可以说：我们了解它们。对自以为最了解的城市，我们知道得很少，事实上我们什么也不了解。
我躺在自己的床上，把我所看到的所有东西再次在脑子里过一遍。我没有拉上窗帘，对面的一家灯光广告，总是以相同的次序，在我上方的天花板上投射变化无常的闪烁的图像。圣心教堂，伤残者大教堂，圣礼拜教堂，巴黎圣母院，协和广场，皮盖尔广场，费斯滕堡广场。然而，主宰一切的是云中的首领，那钢制的传动杆，艾菲尔铁塔。总是重新开始，我感到极度幸福，久久不能入睡。我感到过饱，但毕竟没有吃饱。在我的幸福感中掺和着一种渴慕。我缺少点什么，我感到美中不足，我说不出美中不足是什么意思。我指的是一个女人的柔软的身子，她依偎在我的怀里。一种对我低声耳语的低沉的声音：“再来一下。”
（实习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