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德]桑巴特 
现在，我就在这个独一无二的地方，充满了期望，几乎是一无所知。我坚信，我在这里，而不是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有可能查明社会历史的现实。
里瓦罗尔Rivarol，1753-1801，法国政论家。--译者说，“在巴黎，天命比在其他地方更灵验。”
外表的华丽
在我的日记里，我发现这段笔记：“偶遇达娜·T，无知，傲慢，高贵--但是，她的身体的接近迷住我的心窍，就像一个大人物的身体的接近令我神魂颠倒一样。她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有钱人，和她的母亲和妹妹开汽车在欧洲旅行。”
我在巴黎开始交往的头一个姑娘是一位美国姑娘，这绝非偶然，同样绝非偶然的是，我在到达巴黎的当天，是那位年轻的美国人在东站接待我。
和美国人的知心交往是我在美占区里度过的战后最初几年的最好阅历。我从未怨恨美国人，我亲眼见到他们慷慨大方、坦率、襟怀坦白。我和他们一样，对德国人并不信任。我感谢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新事物。我的确把他们看作为解放者。同他们打交道的时候，我每次都能在他们身上重新发现古老的美国对欧洲，对文化欧洲的吸引力，这个文化的欧洲在政治上陷入困境，美国人理所当然地想帮助它，就像人们帮助一个生病的邻居一样。人们对生病的邻居保持一定的尊敬，尽管他的不幸是他自己造成的。意大利，法国--在美国人的眼里，情况并不比这个该死的德国好多少。现在，美国人跨海过来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这里（指欧洲）能够找到某种东西，至少能够找到在美国未曾发生的事情的痕迹。他们在寻找古老的欧洲。我知道，我是属于古老的欧洲，在这个平面上，我们相遇并互相理解了。
我是在夏佑宫的入口大厅里（也就是在国际博览会原来的特罗卡德罗里）遇见达娜和她的母亲以及妹妹的。夏佑宫艺术地装扮起来，这里正在举行联合国全体会议。前天晚上，我在我的袖珍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现在，我想亲自看看，世界政治是怎么一回事。对我来说，联合国是某种非常伟大和崇高的东西。它是为行星的世界秩序建立机构框架的第一个尝试。国际组织仿效联邦制度。同一个世界的法律共同体仿效欧洲国家的法学。建立和组织这样的法律共同体是政治最高尚的任务。结束世界内战，给人类带来和平，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历史使命。我是这样理解历史的进程的，历史也就是人和地球、物种及其生存空间、寄生虫及其宿主的关系的历史。 [NextPage]
为了得到进入会议大厅的观众看台的入场券，我们不得不排长队，这像长蛇一样的队伍，它的波形纹布像有高度艺术性的阿拉伯式装饰图案一样绘制在露台的白色大理石板上，在位于这幢高大华丽的建筑物两翼之间的这个露台上，人们可以看到巴黎市区的全景，还能看到艾菲尔铁塔，它作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形象超越那些白色的穹顶建筑……好奇者的数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巴黎似乎意识到这一事件（指联合国全体会议）的意义。在这几天里，它又是世界的首都。
几年前，在这个露台上，有一个年轻的美国人举行了一次离奇的罢工。他放弃了宝贵的美国护照，要求联合国给他签发一张作为世界公民的身份证--“世界公民第一号”，谁也不想也不可能满足他的要求。为了迫使国际舆论注意他，他在特罗卡德罗的露台上安放了他的睡袋，并且郑重声明，他将在这里长期呆下去，直到他作为世界公民的身份得到这个世界组织有关当局正式承认为止。不久以后，警察把他作为无家可归的无国籍者带走。一个可怜的疯子。我非常同情这一勇敢的独自行动，我认为，他这种无政府主义的举动代表了这样一种愿望：超出所有的惯例、规划和合乎逻辑解释的可能性，以一种违抗者的行动希望和世界融为一体。克服或阴谋破坏政治，不可能是一次政治行动的问题。这正是一切无政府主义者的错误。不过，毫无疑问，这位美国人的想法和愿望是无可非议的。所以，我祝贺这位世界精神的单枪匹马的游击队员。我甚至想献给他一首诗，一首歌颂团结、同情和钦佩的诗，发表在《呐喊》杂志上。“加利·大卫，世界公民第一号，向你致敬！”
我的三位美国女士来到了巴黎，目的是为了“使自己举止文雅”。她们的教育要求并不很高。她们是有欣赏力又热情的观众，她们所看到的一切，都使她们感到兴奋。我知道这一类型的人。
她们感到自己是旅游者，压根儿不想成为其他的人。为了了解欧洲，她们用了一年的时间。在几星期之后，她们就要去罗马，然后乘车前往哥本哈根和伦敦，也许在冬天她们就将在圣·莫里茨或基茨毕耶滑雪。当然，她们的日程还没有确定。她们会不会冒险前往德国，连她们自己也不知道。她们很想去参观路德维希二世的那些宫殿。这些宫殿我恐怕知道的吧？哦，它们想必妙趣横生。多么富有诗情画意！
她们并不是真正有钱的美国人，真正有钱的美国人在克拉里奇或乔治四世有套房，或者干脆住里茨这样的高级旅馆。但是，她们也会竖起眉毛看不起那些像洪水一样涌到巴黎乘公共汽车的旅游者，更不用说那些身背旅行背包的美国人了。这些美国人，不分男女，全都穿着蓝色牛仔裤和磨损的、粗网眼的、颜色不确定的套头毛线衫，男的留着胡子，女人拖着一缕一缕下垂的长发，在这座城市所有引人注目的景点都能碰到这些美国的男男女女。除此之外，他们不仅有据点和安全所、问讯处、银行、邮局和旅行社，而且有美国特快车的分公司，对于每一个美国人来说，这些东西比来自国内的消息更为重要。每天，他们都急于知道国内的消息，以便克服在异乡感到的孤独和迷惘。
她们并不认识定居巴黎的美国人--生活在万诺大街上的那些百万富翁、拉丁区里那些贵族出身的过放纵生活的人、新闻记者和通讯记者，每天晚上，他们都要到紧挨美国大使馆的克里翁酒吧里喝酒。她们的参考书目既不是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1843-1916，美国小说家。--译者，也不是海明威，既不是亨利·米勒HenryMiller，1891-1980，美国小说家。--译者，也不是菲茨杰拉德F.ScottFitzgerald，1896-1940，美国作家。--译者。但是，她们反正会以自己的方式安排自己的节目，她们的头脑里有她们的巴黎。光明之城的图画等艺术作品、国际博览会、毕加索、疯狂的二十年代、对巴黎的大肆宣扬、新闻简讯、宣传用的录像短片、简短广告、歌曲和格什温。她们依照对巴黎的渴望，在这里寻找某种非常明确的东西。欧洲的首都也是她们的首都。她们自己并不知道也不想承认她们到巴黎的目的是什么。刺激和推动她们来巴黎的，是她们的好奇心、喜欢冒险、显示她们坦率、说明她们富有诱惑力。她们的愿望，是深深地印在每一个美国女人心中的欧洲爱好者的形象。
她们到这里--没有任何自卑情结--是作为占领者。她们曾经是有优势的。她们曾经是胜利者。她们有的是钱，随时可兑换的美元。巴黎由她们支配。她们想买什么就可以买什么，自以为什么都可以买得起。和我完全不一样。
我是德国人，这似乎一点儿也没有打扰她们，情况与此相反，她们知道我在这里研究和写书，觉得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不是法国人，这对她们来说想必是某种下意识里感到安全的东西。在这里，我像她们一样是一个外国人，对于“法国人”，她们更多地是采取冷淡的态度，说她们对法国人不信任，这似乎言过其实，但是，见到法国人，她们总感到很不舒畅。
她们觉得巴黎风景如画，但是非常肮脏。我自言自语地说，对她们来说，从加利福尼亚到巴黎的差距，有点像西欧人眼里从巴黎到开罗的差距。这里像在中东一样，充满着各种谣言、不可信赖和邪恶。人们必须给蔬菜消毒，只能喝矿泉水，被迫一天淋浴三次。
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看，我也觉得巴黎非常落后。我毫不困难地目睹了巴黎的落后。作为欧洲人，我比她们更加熟悉巴黎这座具有异国情调的极美的城市，因为我毕竟是土生土长的欧洲人。不言而喻，我期待着这座城市。不言而喻，向导的角色归我所有。因此，我倍加高兴，因为我不仅可以看，还可以为她们指路。我的经验是，学习的最好方法是教别人。 [NextPage]
达娜想了解巴黎。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她一点儿也不害怕，为了这个目的，采纳了某些概况介绍和小册子的主张。巴黎市政府的旅游局刚刚发行了一本用英语写的旅行指南，《巴黎--去哪里，看什么，什么时候，怎样去？》，它漂亮的封面是由杜飞RaoulDufy，1877-1953，法国画家和设计师。--译者设计的。的确，在这本旅行指南里，新来巴黎的人能够获得各种信息、实用的提示和地址。有上万个备考。
可是，我压根儿不想知道这一切。我和这三位美国女士交往的困难在于，一想到我将作为旅游者体验巴黎，我就会感到无法容忍，尽管是和她们愉快地在一起。我想自行负责、为自己发现巴黎。我的巴黎。不是从外部看的巴黎，而是从内部看的巴黎。简言之，我对旅游观光有一种强烈的厌恶。
尽管这样，我必须屈服于漂亮的达娜的愿望、她的果敢和热情。我试图悄悄地把我们的脚步从踩出的小路引开，直奔我特别感兴趣的那些反映文学历史的过去的地方，但是这也毫无用处。使我感到愤怒和羞愧的是，美国特快车和烹调车一直还停在那里。从参观的角度上看，我心目中巴黎的地貌和导游者的巴黎一致。每一次游览必然导致我们参观名胜古迹，而我不得不迁就导游，显然，没有其他的办法，只好参观名胜古迹。
我的三位美国女士在巴黎逗留期间租用了一个舒适的、备有家具的套房，它位于塞纳河右岸隆尚大街一幢雅致住宅的底层。她们非常自豪地说，把这个套房租给她们的是一位真正的伯爵夫人，她与其说是令人喜爱，倒不如说是不亲切，拘泥于礼节、呆板、锱铢必较，德·当皮耶尔夫人。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在那幢住宅的二楼--我在这幢住宅里接达娜一同去漫步--巴黎最后的和著名的政治文学沙龙之一当时正庄重地举行它的仪式。我被这位不友好的夫人（指女伯爵）的儿子领到那里。此人名叫亨利，是研究社会学和人种学的。他非常嫌恶他的母亲热衷于上流社会的活动，他要是不去非洲周游，就藏身在家里，躲进一间旧时的使女住房。我们讨论马克斯·韦伯和马塞尔·莫斯MarcelMaus，1872-1950，法国社会学家。--译者。他百思不得其解，我在他母亲的接待日来访，怎么会得到一点儿乐趣。
令我永志不忘的是，那位门房更加对我尊敬，她通过玻璃门的缝隙，指点我登上铺有红色地毯的狭长楼梯去找伯爵夫人当皮耶尔；但是，相比之下，当我胆怯地向她打听那三位美国女士的时候，她却用生硬和傲慢的语调回答我的询问：“门对面！”
我常常按这扇门的门铃。我很想看到达娜。她的身体强烈地吸引着我，加之调查研究的冲动不可抗拒地把我推进这座伟大的城市。很难说是什么东西更重要：是我迫切希望了解巴黎的愿望呢？还是和达娜一起外出的愿望呢？首先--偶尔再次--和母亲夫人及妹妹一道出去，但是最后总是两个人一道出去。
能陪同达娜这样一位杰出而年轻的女士，我感到很自豪。她完全符合漂亮美国女人的老一套做法。但是，这一点儿也没有使我感到不快。假若我今天想确切地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她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她帝王般的举止。瞧她走路的样子！她不是走，而是庄重而缓慢地行走，志高气扬，高傲地仰起头，下巴微微向上翘起。一个非同寻常的人，双腿，胸脯，一切都很好！但是脖子……如果没有这种过分长的、有点儿弧形的脖子，就不可能有这种威严的举止。这个脖子是完美无缺的，从微微下垂的和完全模式化的两肩中伸出来，被好几根珠链缠绕着，这才使它的尽善尽美充分地表现出来。染成金黄色的、梳理得非常好的头发平平整整地向后梳，看上去像盘在头后的发髻或马尾式发型。在那双造形美观的耳朵上戴着只有她能戴的长长耳环--这个天鹅颈使她变得特别的美。我总是一再地被它深深地吸引。
“Youaresobeautiful，“我对她说。
“Thebeautylaysintheeyesofthebetrayer！”每次她都这样回答。
（实习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