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故事深受各个年龄层人群的喜爱。人们在孩提时代便会听到半真半假的幽灵故事，随后则有更加成熟的黑色幽默故事，比如“小威利斯”、“血腥玛丽”、“死婴儿”等，以及其他成套的残酷玩笑。在校生喜欢读埃德加·艾伦·坡（EdgarAllanPoe）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和一些夏令营传奇，比如疯狂的斧头杀手、畸形的巨人埋伏在森林深处袭击不设防的童子军等。万圣节的鬼屋故事和好莱坞的恐怖影片也迎合了人们同样的需求，在可能承受的范围内把恐怖推到了极限。
虽然恐怖故事的成分没有多少变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风格却有所发展，甚至在口头传说方面也是如此。年轻的美国人显然是由于无法接受过于戏剧性和难以置信的“恐怖”而转向一种新的口头传说，这些故事带有现实的背景和似乎更加合情合理的内容。也就是说，他们喜欢都市传说，尤其是有关和他们一样的人的故事——如约会的情侣、学生和计时保姆——这些遭受了严酷的折磨和可怕威胁的人（例如“男友之死”）。
这类少年恐怖故事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当少年走出家门、进入社会时，各种危险可能会向他们靠近。因此，尽管这些传说的最直接目的是制造恐怖气氛，但是同时也在传递一种警示：小心，这种事情可能会发生在你的身上！此外，这些故事还包含某些朦胧的性主题，诸如把车停在情人道上，或者在陌生人家中（玩具屋里）临时看管小孩等。这些性成分既给故事提供了更多的娱乐性，也对现实世界的危险给予了警告。所以，这些青少年喜爱的“真实”口头传说源于他们自己的恐惧、所关心的问题及其个人经历。
目前此类都市传说中最重要的例子当属常被叫做“钩子”的故事，比起“男友之死”来，此故事因更加古老、更受欢迎而流传更广。
1960年11月8日，当美国人民都去投票站选举约翰·肯尼迪当第35届总统时，在作家艾比盖尔·范·巴伦（AbigailVanBuren）颇受欢迎的专栏里，刊登了一封少年的来信：
亲爱的艾比：
假如你对青少年感兴趣，就会把这个故事登出来。我不知道它是否真实，不过这没有关系，因为把故事讲出来便达到了我的目的。
一对情侣把车停在“情人道”上，一边听收音机一边亲热。这时主持人停掉音乐，说有一个犯有强奸和抢劫罪的歹徒逃到该地区，据说他的右手是一把钩子，而不是一只手。这对情人听完后感到害怕，便把车开走了。当男孩把女孩送到家时，他绕过来为女孩开车门。这时候他看到——门把上有一把钩子！
我想我这辈子肯定是不敢把车停在那里来验证是否真有其事了，希望别的孩子也不要这样做。
——珍妮特
此故事好像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便有了，它和“死亡之车”及“消失的搭车客”之间有共同的主题，而且，我们在第一章中已谈到，它还对“男友之死”的产生有影响，因为后者出现在60年代初期。实际上“钩子”（或者叫“钩人”）的故事并不需要新闻界的报道来赋予它生命力或可信性，因为这个任务早在1960年的选举日之前就由少年口头传播完成了。在1959年，“钩子”在青少年中便已是人人皆知，只是和别的当代传说一样，人们在其基本情节的基础上添加了许多详细的描述，使故事具有了鲜明的地方色彩。
一位学生所讲的异文是1960年在阿尔伯克基从她小时候的保姆那儿听说的：
收音机里传来消息，说本地的疯人院里有一位疯狂杀手逃跑了，此人的右手是一只钩子，而不是一只手。女孩吓坏了，乞求男孩送她回家。男孩变得疯狂，猛踩油门把车开得飞快。到家后男孩下车，绕到另一边为女孩开门，但他却看见门把上挂着一个带血的钩子。
“钩子”的故事是少年恐怖故事中最受人喜爱的故事之一，其最大的魅力在于故事情节的整齐性，每个情节都合情合理。另一方面，由于故事缺乏细节，这似乎正好证明其几乎不可能发生。毕竟，要让一个罪犯或者疯子去掉一只手而装上一个钩子；当收音机里正在播报此人逃跑的消息时，这个极具威胁性的人正好来了；而正当那对情人的车要急速开走时，此人却正好把他的钩子挂在车门上，这样巧合的情节究竟有多少可能性呢？此外，为什么那个人不用他的好手去开车门？那个男孩由于幽会被打扰已经很恼火了，他又怎么可能在到家时还绕过来礼貌地为女孩开车门呢？疑点实在太多了——不过它仍然不失为一个好故事。 [NextPage]
邓迪斯采用弗洛伊德的观点，认为故事中的钩子是生殖器的象征，它刺向女孩一侧的门把（或者诱人地撞向她的车窗），但是接着由于车突然开走而被撕开（象征着阉割）。在他看来，讲这个故事的女孩“并不是害怕男人所缺少的东西，而是害怕他所拥有的东西”：一个有“完整的手”的情人可能真的会“用他的钩子向她刺进去”。只有在女孩把车窗摇上去或者突然坚持要回家的时候她才能得救，而这时候情人不得不“快速开走”，不然他自己可能会做出性狂人的越轨行为。故事中的收音机虽然原本正在播放着浪漫的背景轻音乐，后来却突然传出“来自社会的代表道德的声音”，对于这样的警告女孩子十分在意，而男孩子却不屑一顾。邓迪斯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反映了真实的约会，它会产生焦虑……尤其是对女孩子。”
二：“保姆与楼上的男子”
如果说一个女人夜里独自开车可能会遭到隐藏在后座的男人的袭击，那么对于更年轻的女子来说，在一个陌生人家中也会面临同样的危险。另一个恐怖传说“孩子的计时保姆与楼上的男人”的故事结构和“后座杀手”相似，它很可能是同一个故事的翻版，为的是迎合青少年的亲身经历。以下这个标准版本来自一个14岁的加拿大男孩（1973年）：
有个女孩在蒙特利尔的一座大房子里照看3个孩子。一天晚上她在看电视的时候电话铃响了。这时候孩子们都上床了。她拿起电话来，听见对方在歇斯底里地大笑，女孩问他想干什么，他什么也没说便挂了电话。她迟疑了一会儿也就不去想它，接着看电视。
15分钟后，电话铃又响了，当她拿起电话来时又听见了歇斯底里的笑声，然后电话又挂断了。这时候她开始心惊胆战，便给电话接线员打电话说明事情的原委。接线员让她先冷静下来，如果那人再打来电话，要尽量拖延时间，以便追踪电话的源头。
果然电话在15分钟之后又来了，那个人还在歇斯底里地笑。女孩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只是一个劲儿地笑，接着就挂了。5秒钟之后接线员打来电话，让女孩赶快离开，因为那个电话是从楼上的分机打出的。正当她扔下电话转身要往外走时，那个人从楼上下来了。他狂笑着，手里拿着一把带血的屠夫刀要杀她。她赶快跑到街上去，那人并没有追出去。她叫来了警察把歹徒抓了起来，紧接着警察发现，那个人已经把3个孩子都杀了。
这件事实际上早在两年前（1971年）就已经有相同的故事流传了，其中的一个地点是蒙特利尔西南大约1500英里处，另一个发生在得克萨斯州的奥斯丁，还有一个于1973年发生在印第安纳州布鲁明顿的一个学生宿舍里。以上三个公开发表过的故事仅仅是口头传说广泛流传的样板而已。它们之间的异同之处给传统范围内的民间传说的变异提供了一个经典例子。这三个版本的故事都发生在深夜，而照看孩子的人都在看电视。三个故事中歹人都有规律地打了三次电话，然后女孩给总机打电话，后来又有一次电话。所有讲述故事的人都把事件发生的环境描绘得相当怪异——其细节却都是每个幼儿临时保姆所熟悉的——陌生的房子、电视上的节目、始料未及的电话及其带威胁性的内容、来自总机的突然命令，以及最后令人毛骨悚然的结果——原来打电话之人一直躲在房子里（在其背后），如此可怕的结尾类似于“后座杀手”。至于故事中的一些技术问题，即如何把电话从一个分机打到另一个分机、如何追踪电话号码的过程等，故事的传播者似乎并不关心。
民俗学家休·塞缪尔森（SueSamuelson）仔细阅读了美国民俗档案中未发表的几百个关于“楼上的男人”的故事之后，得出的结论是：电话是该故事情节中最重要并且最能调动情绪的东西，即攻击者通过电话骚扰受害者，而这个东西正是受害者本人很喜欢的通讯工具。塞缪尔森指出：做计时保姆是年轻女孩社交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份工作可以让她为未来的角色，即一个男权社会强加给她们的角色做准备——料理家事和做母亲。故事中最具深意的一点是，发出威胁的男人来自楼上——在女孩的上方并且可以控制她——这显示了传统的男女性别关系。通过杀死孩子，此人造成了任何一位母亲都可能遭遇的最悲惨的灾难。该惨案发生的另一个因素是计时保姆本人在看电视时精神过于集中，连孩子被谋杀都察觉不到。因此，这不仅仅是一个恐怖故事，同时还对年轻女孩发出严厉的警告，要她们忠于职守。
这些使人们深信不疑的恐怖传说，偶尔也从一些令人胆战心惊的神秘故事变成滑稽的冒险经历。以下这个1976年收集于亚利桑那州的版本，便是一个好例子：
1969年8月8日，她到史密斯家帮忙照看孩子。这家有两个孩子，一个5岁，另一个是7岁。当她哄孩子们上床睡觉以后，就到客厅里看电视。 [NextPage]
这时电话响了，她拿起话筒。电话里的男人说：“我在楼上，和孩子们在一起，你最好上来。”
她立即把电话挂了，惊恐不已。不过又觉得肯定是个恶作剧电话，于是她继续看电视。接着电话铃又响了，她挂断电话以后比刚才更害怕了。
那人说：“我在楼上和孩子们在一起。”然后详细地把孩子描绘了一番。她挂了电话之后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要报警吗？“我还是给总机打电话吧。他们可以追踪线路。”她这样想。于是她给总机打电话，对方答应将尽其所能。大约10分钟之后电话铃又响了，这会儿她吓得发抖。
她拿起电话，听到那人说：“我在楼上和孩子们在一起，你最好马上上来！”她尽量在电话里拖延时间以便总机可以进行追踪，这一次是那个男人把电话挂了。
当她给总机打电话时，对方说：“快跑出去，那个男人用的是电话的分机。”
她还是不太知道该怎么办，是否应该上楼去救孩子呢？“不，”她想，“那个人就在那儿，我要是上去找孩子们，他会把我也杀了！”
因此她跑到隔壁邻居家报了警。不一会儿警车到了——足足来了10辆车。警察在楼上楼下搜了一番，却找不到什么男人，只有一个7岁男孩，拿着录音机坐在电话旁。后来他们才得知，原来是街上的另一个男孩给他出的主意，告诉他如果下一次家里再来计时保姆就这么做。显然这个男孩不想要他的父母外出、不喜欢家里请来的计时保姆。他以为只有这样做才能达到目的。果然从此以后他就不再有计时保姆，而是被送进了幼儿园。
（实习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