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寅 金梦

　　采访者：沈寅 金梦

　　受访者：陈可辛

　　在票房 5 亿多的《中国合伙人》之后，陈可辛又开始了新的冒险，新片《亲爱的》是他导演生涯中最写实、最贴近生活的一部作品。但他称自己不是艺术片导演，不排斥商业的考量，比如对明星颠覆性的使用，令影片带来更多关注。在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时，陈可辛说：“我觉得票房是非常民主的一个投票，人家拿钱出来投票是最真实的。”

　　来内地之前，陈可辛有两个选择。 一是冒险去拍不熟悉的古装大片，一是冒险去拍不熟悉的内地现代戏。当时他选择了前者。2013 年，他想试试第二个选择，就拍了《中国合伙人》。

　　如今，第二个选择里又多了一部新作《亲爱的》。

　　《亲爱的》的创作灵感，来自一则新闻纪录片。彭高峰因儿子被拐走，花费三年在网络上寻找。“我们其实听过很多打拐、拐卖的故事，里面的苦，里面的惨和悲，”陈可辛对《外滩画报》记者说，“但这个纪录片还有下半部分。孩子找回来后其实问题更大。”

　　生活比任何小说或剧本都峰回路转。彭高峰（电影中黄渤饰演的角色原型）告诉陈可辛，孩子回家时已 6 岁，对养母高永侠（赵薇饰演的角色原型）有感情，彭高峰觉得自己是“第二次拐卖”。这句话让陈可辛触动很深。更出人意料的是，高永侠还有个同样被拐来的“女儿”，她来到深圳，希望能够收养这个女孩。

　　陈可辛在《亲爱的》的拍摄现场。影片的创作灵感，来自一则新闻纪录片

　　作为一名导演，陈可辛敏锐地觉得这个故事可以拍成电影，而对于社会责任，他其实并没有想太多。他想把这个故事带给他的触动，用电影传达给观众。

　　他奔着这个目标出发，但一路上充满冒险。他从未拍摄过如此写实的电影；他的出身和教育、从业背景，与故事中的人物距离遥远；此外，是用非职业演员，还是一如既往用明星？又该用哪些明星？

　　从另一个维度看，中国电影市场在这几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如《白日焰火》等小众艺术片，也有了过亿票房；二是如郭敬明、韩寒、邓超等人的导演处女作，也纷纷拿下数亿票房。对于陈可辛，一位来内地拍了十年电影的香港导演，面对市场会有何解读？在蓬勃的市场面前，他是否会更有信心？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等候着陈可辛。他出现时依旧是一头标志性斑白长发，穿着自己精心准备的服装。但或许是连日来为新片奔波，他脸上有些倦容，不像以往那般神采奕奕。拍照前，他吩咐助手拿来他准备的另一副眼镜，戴上时，那个曾经的陈可辛又回来了，又开始滔滔不绝讲述他的电影。

　　张译饰演的角色是“万里寻子会”这个特殊团体创始人

　　黄渤在《亲爱的》中饰演儿子被拐、后来苦苦寻子的父亲

　　别把演员神化了

　　B：这则社会新闻，在你看来，可以改编成电影的基础是什么？

　　陈可辛：我们一般把电影分为正反派，确实在电影结构里面就是正反派。我不喜欢绝对反派的电影，因为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正派和反派。但是拍成电影，黄渤肯定是正派，那赵薇就代表反派，因为她是把小孩拐去的家庭，不管她知不知情。可当你进入反派的世界，会发现反派的故事比正派的还动人。影片从中间开始，把观众本来的视角全部转换，观众突然间被扔到了对立面。这个结构很特别，不是打拐、拐卖，也不是感情、哭或者悲剧，最动人之处是把人性的两面都表达出来了。

　　B：如你所说，影片结构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在叙事上由于“寻找儿子”这个目标，会拉着观众往前走，而后半部分，在找到孩子之后，延展出一系列社会问题，但相对前半部分会显得分散。你对后半部分是如何处理的？如何让叙事更集中？

　　陈可辛：虽然有原型，但不可能完全没有改动。比如原型彭高峰夫妇在现实中没有离婚，而影片中处理成离婚了。我有个非常好的编剧张冀，给了我很多想法，我一个香港人不可能拍出那么接地气的影片。别说是香港人，就算是内地导演也不一定会跟老百姓那么贴近。

　　编剧给了我一个很有层次的剧本，从一个原型的故事带出不同层面的社会阶层，以及各种社会问题，包括改革开放 30 年后这个暴富的世界。因为儿子失去了，你能够看到不同阶层的人物，有钱没钱都不能避免这种悲剧。

　　另外一个改动是，李红琴（赵薇）的那场官司是虚构的。自始至终我都觉得她不可能把女儿要回来，这种无奈对我来说是最感人的。就是在人生中，到了一定年纪，你会发现无论对错，无论你做过什么，命运就是这样。李红琴是一个非常悲剧性的人物，她代表了中国女性，从传统到现代，女性在身份上处于不公平的地位。影片中，她连有没有生育能力都要听她老公的，她一度以为自己没有生育能力，可最后她怀孕了，包括她之前为了让民工作证还和他上床等等，这些都是虚构的。我觉得编剧这样设计很聪明，使得后半段戏剧性更强了，也让电影更饱满。

　　B：说到“二次拐卖”，这是否也是你让赵薇用方言演出的原因？因为小孩的方言就体现了他的生长环境，他可能回到原来的家庭却有了之前的乡音。

　　陈可辛：首先是要把农村和城市中的人分出来。其次是既然决定了找明星来演，比如赵薇，就会想如何把她变成李红琴，觉得她必须不像她自己，那最不像的方式就是讲方言，方言是绝对有效的，所以让她讲回她老家的方言。这个方言能够让观众忘记她是赵薇，也为赵薇服务，使得这部戏质感强了很多。

　　关于用明星而不是用非职业演员来演，我犹豫过一两个月。但是我生长在一个非常商业化的电影工业里，我也不是艺术片导演，这个题材已经是我这么多年拍过的戏中最写实、最贴近生活的电影了。我的判断、审美，都不会让电影一下变成艺术片，用很写实、很艺术的拍法，所以对我来说，用明星拍戏是很正常不过的。

　　B：明星也会有一个问题，比如内地演员是科班出生，表演方式受过训练，你如何让他们拿掉技巧性的表演方式？

　　陈可辛：我一向都是非常非常抗拒学院的表演方式。我觉得内地演员非常厉害，演技上绝对比香港演员好，但香港演员有个优点，当你抓到他们一些特质的时候，可以通过剪辑来保证他们的质感。我只要抓住演员一瞬间的真情实感，那个性情中人的感觉我就能剪辑出来，我一向都是这样拍戏的。很多影帝影后，拿过不少奖的香港演员，哪个不是剪出来的？哪个是能从头到尾演得那么好的？

　　B：梁朝伟也是吗？

　　陈可辛：梁朝伟也是剪出来的，都是剪出来的。我觉得别把他们神化了。既然这样，最后我还是决定用明星去演。因为我以前也有不少经验，比如《甜蜜蜜》拍黎明。张曼玉就不用说了，她是演技派，谁拍她都好。但黎明大家都觉得他是偶像，不可能演得那么真实，我就跟他聊天，找到他内核最贴近黎小军的部分，所以他就演得很好。包括李连杰演《投名状》，其实也是找到他非常有野心的一面，他内心中那个非常好胜、非常不妥协、非常反智的那一套。其实都是演自己，但不是观众认知的那一面。所以观众看他，觉得他以前的戏都不是这样，有一些没看到过的特质，那他的表演就出彩。

　　《甜蜜蜜》里的黎明，和《投名状》里的李连杰，都在陈可辛的调教下展现了不为人知的一面

　　B：你不教戏吗？

　　陈可辛：我不会教戏，我又不是学表演的。我们就是聊天，就像晚上喝酒聊人生一样，就是聊人物聊透了。与其告诉他们这些人是什么，倒不如让他们怀疑这个人物是什么。他们不停地问我，而我就不停地反问他们，你觉得应该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我非常有耐性，在创作上非常开放，让大家参与，使得所有人的才华都被释放出来。

　　B：在电影语言上你会设计吗？比如在看守所那一场，警察的机位可能会比较高，赵薇就比较低，因为她在受审。

　　陈可辛：我越来越没有设计。拍戏拍得久了以后，那种学院派的我就逐渐丢掉。赵薇为什么这样子拍呢？是因为我觉得她蹲着好看，所以镜头肯定是从上拍下来的。其实不会有一些符号的东西，我本来就不是一个非常有符号的人。影评里所有的解读，都是我看完影评才知道的。其实，影评人的角度就是要找一些你心里的潜意识，就是你不一定知道，但是他帮你找，找完之后，来判断你的戏是以什么心态去拍的。你说得那么悬，我也不可能反对，但真的是这样。其实拍戏拍久了，你就会觉得不管怎么拍，只要戏好看就好。[NextPage]

　　B：影片里有个很特别的团体——寻子会，由一群丢失子女的父母组成。他们有原型吗？

　　陈可辛：寻子会的原型是“宝贝回家”，编剧写的时候改成了“万里寻子会”。张译演的角色也有原型，就是“宝贝回家”的孙海洋，是彭高峰的哥儿们。我们聊天时听孙海洋说，他好朋友找到儿子后，摆了一个庆祝宴，宴会上他喝酒就喝哭了。我们就把这个放大了放进电影里，还给他按上了“土豪”的阶层。

　　我们看了很多纪录片，抓到很多素材，但如果问我们有没有和这些现实中的人物做访问，其实是没有。也可能是拍戏多了，觉得抓到够了就够了。我也不想那么贪心去拍那些丢失孩子或者寻子的个案，因为这不是寻子电影。说到底，一开始吸引我的也不仅是拐卖这个题材，而是一个那么特别的故事和人物。

　　B：黄渤以前是演喜剧的，你现在让他来演一个很写实的角色，而赵薇也有一个颠覆。当这些颠覆多了的时候，观众会不会只关注这些，而忽略了电影本身呢？

　　陈可辛：你不能“想要吃蛋糕，又要蛋糕在你面前”。所以找这些大明星去颠覆，肯定有宣传效果的，肯定会有好处，得到好处就要承受会不会因为他们出现，使得观众只关注颠覆而不关注电影的风险。我觉得这么多年来都是这样做的，我觉得只要电影的力量够，电影好看，其实所有的问题在十分钟之后就解决了。那电影好不好看，老实说也说不准，因为每次都是赌博，尽管赵薇说“导演那么有经验，他说行我就相信了”。但是多牛的导演每拍一部戏都是赌博，只是他这次赌的时候比较有底还是没有底。

　　陈可辛来内地拍片也有整整十年了，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市场的飞速发展

　　票房是非常民主的投票

　　B：《中国合伙人》最后的票房达到 5.37 亿，这个票房是否出乎你意料？

　　陈可辛：我觉得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一句“好，出乎意料”，因为《中国合伙人》从开机到上映，整个中国电影市场有巨大的变化。开机的时候，像《中国合伙人》这种电影有两三个亿，已经不得了了。因为它没有先例，没有这个类型，那么当时拍完要上的时候，也是《致青春》上的时候，客观来讲把这个电影卖不卖钱的台阶又抬高了很多。

　　那么现在回头来看，《中国合伙人》对我来说当然是非常好的票房。它是一部男性主导的戏，故事是讲男人的，但其实当时比较卖钱的都是女性主导的戏，所以整个观众群体都是女性带动的票房，从《失恋 33 天》到《致青春》就更明显了。所以其实真说不准，很多人看完以后觉得好看，但是觉得很“男派”。

　　还有就是，它其实是一个“60 后”的故事，那也不是观众的主体，觉得“80 后”、“90 后”看了可能会没感觉。老实讲上片第一天，都不是那种一上就爆的票房。第一天其实才两千多万，理论上总票房就差不多是一个 2 亿多的戏，因为通常电影第一天的票房乘以 10，就是这部电影最终的票房，所以最后做到 5 亿多我是非常满意的。

　　B：你在内地拍了十年电影，想听听你对现在内地电影市场格局的看法？

　　陈可辛：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没人能回答，太大了，因为简单来讲，这个市场是一个非常高速的发展，可能比内地的 GDP 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实跟中国经济情况很像，老外也不能解读为什么内地的经济发展那么快，电影市场也一样。尤其是最近两三年，无论你做多少分析，做大数据等等， 其实都没有人能回答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从去年到今年，都已经是翻天覆地了。

　　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电影的乱世吧，乱世就是一个出英雄的时代， 所以也说不明白为什么有些电影卖钱。不明白就说明你老了，你已经不是年轻人了，你不懂年轻人喜欢什么。所以尽管不明白还是要去看、去吸收，多上网，多看看年轻人都在说什么。

　　我觉得票房这东西是非常民主的一个投票，人家拿钱出来投票是最真实的东西。但也不能说胜者为王， 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 你不能用你的价值观和审美去批评别人的选择。 有人喜欢肯定就有人不喜欢，有多少人喜欢一部电影，就有多少人讨厌一部电影，永远都是这样。

　　B：这几年二三线城市的银幕数比以往增加很多，如你所说票房像一个民主投票，那当这个数量占到一定比例的时候，会不会影响电影或者价值观的一个走向？

　　陈可辛：确实会这样，其实就是城乡越来越富起来，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你去泰国，去中东很多国家，都会有这个问题。城乡富起来后，他们的投票率越来越高，然后就有一些所谓的中产、所谓的城市精英，现在就站出来说其实他们投票是错的，因为他们的知识水平不够。其实这个恰恰是没有民主的质素，民主就是要捍卫意见不一样的人的权利。

　　B：在社会结构中，中产阶层、知识分子可能会引导社会往一个更良性的方向发展，你作为一个创作者，拍摄电影是希望影响中产，从而对社会有一个向前推动的作用，还是更想迎合草根，因为他们可能更代表票房？

　　陈可辛：我觉得我拍电影的使命感也没那么大，也没有想要拍电影去改变世界，我只是想拍我喜欢的电影。 我一直觉得，如果城市比例越来越大，我拍合拍片其实是走一条回头路。因为香港都是城市人、中产，以前就觉得来拍合拍片，中国那么大，构成不一样，当时我曾恐惧要不要把戏往回拍，退后可能就会卖钱，进步则不会被市场接受？我来了内地几年，明显觉得不是这回事，我拍戏可以拍得更深刻了，因为内地的观众比以前香港观众水平更高。

　　现在我们面临的市场，要是我是光线、华谊兄弟这样的电影投资方，我就只讲一个公司的责任，必须找一些会拍城乡戏的导演拍。但我是一个导演，我能尽量去尊重，但我不能改变自己。我就算真要拍一部城乡观众喜欢的电影，我也拍不出来，也拍不好，因为我不懂，我不懂的东西难道能拍好吗？

　　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作为一个导演我反而没那么纠结，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市场行为。就如《亲爱的》，这个电影可能本来是一部很小众的电影，因为对市场尊重，我用了最大的明星，也用了我的方法，这个其实是我做的最大尊重，不算是妥协，因为我也喜欢用明星去演戏。但如果让我完全没有自我风格，去讨好市场，我做不出来，做出来也不会好看。

　　不过你说我对于这个市场有没有责任，把它引向一个更良性的方向，就是太大的使命了。我是一个导演，肯定做不到。而且我觉得我只要把我目标的群体做好，其实就够了，我觉得我也有足够的群体支持我继续把电影拍下去。

　　（编辑：张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