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樟柯

　　采访人：新京报

　　受访人：贾樟柯

　　前言

　　这几年贾樟柯始终是大家谈论中国电影必说的一个名字。没有办法，你绕不开他。并不是因为法国《电影手册》评论说他的《小武》摆脱了中国电影的常规，标志着中国电影复兴与活力；也不是因为他的作品成为欧洲电影节的宠儿。而是因为他的镜头始终和我们这个国家息息相关。从《小武》开始，我们逐渐意识到个人的命运在时代中如何被荡涤，直到《三峡好人》，我们终于明白那似乎跟我们毫不相关的生命，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体现，在时代的洪流中，我们都被击败了。这是需要勇气的，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并不是每个导演都能做到的。

　　和之前的那些前辈不同，贾樟柯的作品没有对国家寓言的迷恋，也没有对城市青春的痴迷，这个从小在录像厅里进行自我电影修养的导演，有着来自“民间”的朴实和力量。他明白“民间”是一个什么含义，所以我们在镜头里能够看到卑微、麻木以及些许的乐观。

　　当然来自贾樟柯的话题最多的还是他的转型，他的商业化倾向。可能大家对他给予的期望太高了，所以把自己的理想变成了贾樟柯的理想。商业化本身无可厚非。连之前侯孝贤的电影在台湾都是票房很高的。让是否进入市场成为考量一个作品是否在艺术上成功的主要因素，有些失之偏颇。

　　今年贾樟柯戛纳亮相，带的是一个上海的故事。这应该也是他的第二部“商业性”很强的作品了。但明显的感觉是，贾樟柯已经成熟了，他公开地谈论中国电影人在世界电影节上亮相的意义，让我们觉察到他的责任感和从容。这期人物报道，本报记者张暄在戛纳给你带来一个转型的贾樟柯。

　　在法国的这些天里，“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贾樟柯受到世界级导演和明星的追捧，朱丽叶·比诺什潜入了他入围戛纳一种关注单元的电影《海上传奇》的首映式，导演阿巴斯、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克·穆勒和若干个电影节的主席前往映后酒会捧场。以往在中国人的印象中那个总在抨击当今时代的艺术片导演，在戛纳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影平台上，收获的是外国人对艺术家“长达五分钟的掌声”的尊敬。

　　可是，当贾樟柯的电影在海外电影节频频获奖、高端商业品牌竞相加盟、法国知名发行商高价收购国际发行权，他的纯艺术之路越走越顺的时候，一连拍摄了三部纪录片的贾樟柯却打算转向商业。他告诉《新京报》记者，他接下来的计划有张曼玉主演、有北野武监制，有朱丽叶·比诺什加盟，有武侠有战争有年代，并笃定自己的电影同样会收获“高额的票房回报。”贾樟柯的转变缘何而来？如今他一边遥望着未来，一边告诉自己保持清醒：“我相信自己这么多年一直放着不拍，就是希望我足够强大，足够成熟，我能够控制我自己。”他还认为，商业之轨迹不能是一条不归路。

　　“中国电影不能缺失国际盛会”

　　新京报：你现在收到的关于《海上传奇》的反馈是怎样的？

　　贾樟柯：比较好，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之前有过很多的准备，这部电影的语言需要很多的准备，它有18个人，它有强大的中国历史信息在背后。在剪片的时候，除了对中国历史的讲述之外，18个人代表了18个不同的故事，有的人经历了文革，有的人经历了父亲被暗杀，有的人经历了富有然后变得贫穷，有的经历了爱情，我希望这些东西能够弥补语言的挑战，然后给观众感动。

　　来了戛纳之后，这一切得到了很好的印证。我看到《Screen》杂志出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它开头在讲，“如果你不懂中国历史，你可以很好地欣赏中国电影，如果你懂，那么你会欣赏得更好。”（笑）所以我就放心了，普遍大家的保留意见就是有点长，大家觉得可以去掉几个人。不过这个也是仁者见仁，我觉得很难割舍。很难满足所有人，大家都觉得长了一点，两个小时18分。

　　新京报：我看到消息说，这部电影已经被法国一个很大的片商买了是吗？

　　贾樟柯：是的，是MK2，法国很大的片商。（他们是什么时候看到这部电影的？）我们之前寄了DVD过去，他们就决定买，在戛纳签约。（我看他们只买了两部电影，另一部是阿巴斯的影片。）对，他们是从《二十四城记》就开始与我合作。（他们购买的价格是怎样的？）他们是定金制度，先给我一个定金，然后收发行代理费，然后开始在全球版权交易，我们保留了中国大陆和香港，基本上定金可以收回三分之一。

　　新京报：既然你们从《二十四城记》开始合作，这部影片有多少收入是从海外回收的呢？

　　贾樟柯：《二十四城记》是我们合作的第一个项目，他们给了很大一笔钱，表示诚意。因为《二十四城记》是一部纪录影片，但是他们给出的价格相当于一部商业电影的价格。到这部电影就比较客观了，毕竟金融危机，我们就没有要太多钱，收回三分之一的样子。

　　《二十四城记》到目前为止，虽然没有《三峡好人》好，主要的大电影地区都销售得很好，而且有很新的市场开拓，这部电影非常受东欧关注。比如在波兰、捷克、塞尔维亚、波黑等国家销售比较好。（你研究过为什么吗？）因为有共同语言吧，他们和中国一样经过转型。

　　新京报：那《三峡好人》是因为获奖，才导致市场不错的吗？

　　贾樟柯：它会有获奖效应，因为这个效应，导致印度、巴基斯坦、不丹的版权都卖出去了。一般来说，在这些国家很难卖掉的，像印度电影本土产量很高，他们对外语片需求特别少，而且又不是英语片，不丹、锡金很难想象电影怎么回事。金棕榈会有这种效应，大家很难想象。

　　新京报：这也许就是艺术片为何会企图在电影节上拿个奖项。

　　贾樟柯：这几天我也在看国内的报道，大家好像对电影节还是不太理解。电影节究竟是做什么的？它是效率最高的介绍和销售电影的平台，像戛纳电影节注册的记者有四千名，展商就更多了。从宣传的角度来讲，你很难找到一个更好的平台，就是说有四千家媒体在同时关注你，十几天里面各种展商之间的交易如此活跃，因为越有影响力的电影节它的效率就越高，成本就相对比较低，比如说我们没有影展，我们怎么可能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跑来跑去，而且你的电影很难被人家看到。尤其是一些地区，比如说我们以前很难想象的泰国、韩国、伊朗，这些地区的电影都是通过影展的介绍逐渐崛起的，告诉大家还有这样优秀的电影，在电影的版图上还是有这样的影片存在的。

　　新京报：现在国内艺术片的环境不是很理想，仅仅依靠国内可能很难收回投资吧？

　　贾樟柯：我觉得我是这样一个观点，当然国内不是很好，还有很多开拓的空间，即使国内很好，国外也是不能放弃的。国内有很多人认为，是不是因为国内票房不好，因此不能放弃国外的观众，所以你们就只能做这样的电影，但是对于任何一个从业人员来说，你是做手表的要参加全世界的手表展，你做游艇的要参加全世界的游艇展，做导弹的做飞船的，要参加航空展。每个行业有一个这样的行业盛会，中国电影当然不能缺失这样的电影盛会，它代表着你的电影的水平，在国际电影上有没有发言的权利。

　　如果没有人能够代表中国出现在影展上，那么中国文化就很难被别人接受，没有办法输出，如果文化没有输出，那商业电影也很难输出，它都是一体的。美国电影之所以能够被全世界接受，那是因为它背后有很严肃的美国文化的影响力，中国的商业电影想要输出，必须先建立商业电影的影响力，才能被人接受和理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文化先行，它是有能力被世界理解和接受的。

　　“中国如今是最活跃的市场”

　　新京报：你和王小帅坚持了这么久，有没有感觉国内的环境正在变得好起来？

　　贾樟柯：在改善中。以前我总跟同事说，我们的电影总是有宣传没票房，都愿意介绍愿意帮忙，但是宣传变不成观众进电影院的动力，这一类型的观众随着新科技的发展流失很厉害。（3D的冲击？）不是3D，毕竟它是两个类型的电影，是网络下载。基本上票价越来越贵，这种电影的受众群体是大学生，收入有限，他们基本用免费的方式来观看电影。我跟国外记者也说，我的观众肯定非常多，但是票房不好。这都是阶段性的，你就处于这样一个时代，你只能做好自己手头的事情，不能立刻改变现状。

　　另一方面有很多新的商业模式出现，高端品牌的介入，帮你做一些营销，它跟我们的合作不是那种贴片，不需要什么回收，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地介入这种合作。我们会算原来要投入很多人力资源谈这件事情，现在有很多人找上门来跟我们谈这件事情，基本上可以消化。（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呢？）本质上谁都知道文化的重要性，我觉得打心眼里这种电影是受到很大尊敬的，他们除了倡导消费外，还希望自己有文化的底蕴，有他们倡导的文化。

　　新京报：这两天我在电影节上也打听了一下，听说中国电影并不是那么好卖。

　　贾樟柯：总体来说，亚洲电影在金融危机后受到的打击特别大，尤其是商业电影受到的冲击更大。以前香港地区还有韩国，或者中国内地很大制作的电影，都还会有欧美的发行，近年就缩减了。金融危机影响还是挺大的，今年都在消化之前的电影，大家消费能力有限，华语片对他们来说的确是外语片，所以消费少了很多。（反倒是很多人想进来。）现在中国是全球最活跃的市场。（超过美国？）当然没有超过美国，但是比法国比欧洲要火，我长期和法国制片人合作知道他们的困难，我们的投资市场是别人所期待的，我们有大量的资本愿意投电影。这两天除了采访就是谈合作的时候，他们希望从中国找到钱，而且拍的是法语片。（你也像阿巴斯一样开始拍摄外语片？）他们出演员，有几个故事还不错，其中有一个去阿尔及利亚拍摄，讲述年轻人的爱情故事。我觉得中国也可以慢慢这样。哦，突然有种感觉，原来我们也可以帮你们拍个片。

　　新京报：在中国，大家都在到处找导演。

　　贾樟柯：一方面说银幕量增加，电影总体的产值正在增长，去年的票房60亿，别的行业不会像电影产业这样飞速增长，它是有高的风险，但是它又有高回报。（尤其是某些案例给了投资人极高的预期，比如《非诚勿扰》。）但是其中也有误解，我接触很多投资人没有经验，于是以为电影票房2亿3亿都是他自己拿的，你要跟他讲，你只能拿38%。

　　现在有点像群雄聚会，但是大家都没有做好准备的感觉。

　　“我的作品一直和当代中国互动”

　　新京报：最近的电影都比较偏纪实电影，还会继续下去吗？

　　贾樟柯：最近不会了，四年都在拍摄这种电影，我真的已经拍烦了，目前都是这种模式，还有就是积累的故事片的“债”要还。现在我有“两怕”，第一怕见老板，《在清朝》、《双雄会》都欠了老板的债；第二是怕见演员，我有计划要拍一个上海的故事。我现在不敢见比诺什，从六七年前我就对她说，明年电影就开拍啊，结果一晃六七年过去了。有时候她通过翻译问，“现在怎么样了，我最近要来中国要不要谈一下剧本呀？”我都吓死了。还有就是张曼玉，之前风风火火宣布了计划，如今又没了，我得赶紧把他们拍出来，把我这“两怕”去除了。（比诺什可是都堵到《海上传奇》首映式了吧？）对。（笑）[NextPage]

　　新京报：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贾樟柯：这和我拍《海上传奇》有关系，当时想要拍一上海1927年大革命，就去收集资料，就做了很多采访，我当时想，既然已经访问了，那就拍个电影多好，但是没有人愿意投钱，它不像《东》呀，《无用》呀，20天就拍完了，它肯定是要辗转反侧，耗费很多时间经历，战线也拉得比较长，当时我们做的预算就比较高。正好上海开世博会，上影的任总给我打电话说拍一部上海的纪录片吧。我说好啊好啊，求之不得。

　　比诺什的故事主要拍中国人、俄罗斯人、日本人、韩国人等等革命家的故事，我想拍一个以革命为主题的电影，因为上世纪人类最伟大的活动就是革命。那么，它的真相是什么，它背后又是什么？

　　新京报：那张曼玉的电影呢？

　　贾樟柯：《在清朝》之后就是这个。我这次来了也在和北野武导演开会，基本上是现在开始把剧本落实完，写了一个初稿之后再也没有动，就去拍别的电影去了。（他们对你的初稿满意吗？）很满意。那个故事讲的是四九年背景下的一个家庭，一个人是国民党，一个人是共产党。（感觉戏剧性很强，你很久没有拍过这样的电影了？）很久没有，我说过我一直和当代中国互动，现在决定回头看一看。

　　新京报：这其中的动力来自哪里？

　　贾樟柯：还是这些故事背后的意义。像《在清朝》讲述晚清的，因为我自己不是学历史的，但一直拍所谓的变革，很长时间感觉变革指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的变革，但是拍久了，突然觉得这些变革是从晚清开始的，这些变革背后的目的是现代化。中国人有现代化的要求是从清朝末年开始，当时一下子觉得自己落后了。变革一直延续到今天，是个世纪行为。这令我个人对历史的兴趣一下子激发出来。《在清朝》讲变革之初的故事，四九年是国共之间决出胜负的年代，太多人被它影响了；二七年的故事是大革命，有革命有屠杀，有国共之间的恩怨。虽然这两部电影都有点类型片的感觉，但是背后都延续了变革这个主题。（有没有想过要拍革命三部曲？）没有。这个应该叫变革三部曲。

　　新京报：这样的电影投资很大吧？

　　贾樟柯：需要一些回收投资的保证，需要有一些吸引普通观众的点在。要不然没有高额的资本，很难拍历史片，需要再造环境，投入很高，所以还是要用类型片来完成它。

　　“我觉得自己现在足够强大”

　　新京报：有考虑过自己为什么会一下子从这样变成那样吗，从艺术到商业？

　　贾樟柯：转变还是有挑战的，毕竟一下子要拍武侠动作片。我从来没有拍摄过武侠片，古装我也没有处理过，是很大的挑战，但是我不觉得这是妥协。这怎么能是妥协呢？不等于说一个人一直做西餐，改做中餐就是他妥协了。这是一个兴趣的转移，是类型的需要，我不认为自己妥协了；而且我也相信，观众看完电影之后就知道，包括《海上传奇》也是一样，很多人之前以为它是一部上海世博会的宣传片，但是我相信大家看了就知道，其实它是对我们目前上海一个很大的弥补，也是对我们忽视历史的一个很大提醒。

　　新京报：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电影票房一下子火了，你会怎么办？

　　贾樟柯：我觉得一定会。到时候最大的问题是还有能力和情怀来拍像《三峡好人》、《二十四城记》这样的电影吗？不能是一条不归路，再也不能回头了。（你确定自己不会迷失吗？）我相信自己这么多年一直放着不拍，就是希望我足够强大，足够成熟，我能够控制我自己。我觉得最终没有人能够帮助你，只能靠导演自己的见识。这是意志力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自己现在足够强大，不会被自己弄晕了。（到时候所有的投资人，演员都来找你。）那我们就再拿这笔钱拍一个《三峡好人》。（可是他们要的是北野武，要的是比诺什。）那就对不起，我暂时不拍这样的电影。（如果一亿不成两亿，两亿不成十亿，你还能忍得住吗？）不会这样的，我相信大家都还清醒。其实我现在还有很多这样的构思，等待着拍。我库存太多了，暂时没有这样的担心。我比较担心的是自己没有了创造力。你都不知道自己想要拍什么，那个时候你会迷失。（比如会为了当下的流行拍摄一个应景的东西。）是的，这样就比较危险了，因为我到现在还有很多突发的灵感，还在培育很多正在萌芽的电影，所以我不担心。它们就像树一样，《在清朝》、《双雄会》这些树长大了，其他的小树苗也还在慢慢地成长。这几件事做完了，它们也该长大了，就可以拍它们了。

　　新京报：（灵感没有枯竭）这是否就是因为你到现在还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关注着普通人的事情？

　　贾樟柯：我觉得和这个有关。我还有正常的生活，而且我希望能一直保持下去。导演生活很危险，很容易被别人包围。你可能会变成一个小朝廷，所有人都捧着你，没有人对你说不，你的所有生活都被别人安排好，最终一大把年纪还很幼稚。要向世界级大导演学习，他们很多人至今出门还坐地铁。（你还坐地铁吗？）我偶尔啊，只不过没有他们那么彻底，因为北京的地铁没有那么方便。

　　新京报：如果你一旦发现自己就要迷失了，你会怎样告诉自己stop？

　　贾樟柯：我觉得作品会提醒自己。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你一定知道自己这一部作品拍的好还是不好，不好的作品会让你很难受。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提醒。（不是每个导演都很爱他的每部作品吗？）按我的经验不会，片子拍得不好你自己心里很清楚，别看某些导演嘴硬，我相信以他们的能力和艺术的见识，他们的痛苦是非常个人的。这是回避不了的，你自己会告诉自己。

　　（编辑：王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