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让·吕克·戈达尔
采访人:新浪娱乐
受访人:让·吕克·戈达尔
今年已经79岁高龄的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Godard)的新片《社会主义》(Socialisme)亮相戛纳电影节,这位法国电影新浪潮运动的旗手近年来很少在媒体上露面,最近就有记者前往戈达尔定居的瑞士日内瓦湖边的一座小镇,采访到了这位世界电影的大师级人物,与戈达尔深度探讨了他最新的电影作品——《社会主义》。而在谈到了近日身陷陈年官司中的波兰斯基,戈达尔也希望身在戛纳的每一位电影人都能支持波兰斯基。
关于新作品的起名到内容
问:为什么要将新作命名为《社会主义》呢?
戈达尔:我一般都会提前为电影命名,提前为电影命名就像是音乐中提前定下基调一样,我会拟定一张题目的列表,比如一份充满高贵感觉的题目,或者一份有关银行的题目。一开始我给这部电影起了《社会主义》这个名字,不过随着电影逐渐成形,我也越来越有些不满意,现在的这部作品更应该起名为《共产主义》(Communisme)或者《资本主义》(Capitalisme)。但有一个很有趣的巧合:我给哲学家让·保罗·卡尼尔(Jean·Paul·Curnier)寄送了一份这部电影的小册子,当时电影名还未最终确定,仅有制作公司维加电影(Vega Film)起名为《社会主义电影》(Film Socialisme),他阅读完毕之后给我写了一封长达12页的信,信中表达了他对这部电影的喜爱。于是我对自己说也许他是对的,所以最后我选择保留这部电影的名字。
问:影片在地中海巡游的想法是从何而来呢?是荷马吗?
戈达尔:刚开始我本想计划让故事发生在塞尔维亚,不过没能成功,于是我又想设计一个发生在圣马丁岛家庭的故事,不过这个也不适合电影的长度。
问:的确这部影片里的人物设置类似一本小说,这在您的作品中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
戈达尔:也许吧,不过这么说也不太准确。在将所有人物都转化成电影角色之前曾被打断过,的确他们都很有标志性,有人会觉得他们仿佛是来自于另一个时代,他们在地中海开始了一段新的旅程,故事中他们走过的路程正是当年莎士比亚年轻时走过的地方。
问:您是怎么在电影中安排这一切的呢?
戈达尔:没有什么特定的规矩,这些东西同样适用于诗歌、绘画或者数学,特别是古老的几何学。角色的组合就像是基础的几何学,非常的基础,所以我给大家展示了海洋,这种感觉不能完全用词汇来表达,他们就像是一个个团体,而当我们谈起团体时就会联想到社会主义,如果我们谈起社会主义那肯定又会说到政治。
关于知识产权
问:您从来不对自己的影片进行知识产权保护,这样的话任何艺术家都有可能会从您的作品中窃取东西。
戈达尔:我是反对所谓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我认为就没有知识产权这个东西,人们把很多东西放在因特网上,大部分东西并不怎么好看,但我并没有感觉到他们从我身上拿走了什么,我家就不能上网。
问:您在《社会主义》中使用的一个镜头约翰·福特(John·Ford)早在1964年的《安邦定国志》(Cheyenne Autumn)中就使用过,对您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吗?
戈达尔:从法律角度来说我看不出来为什么我要去鉴定这两个镜头的差异,如果我要在法庭上进行申辩我就需要雇佣两名律师走两套系统,一个为引用权做辩护,从来没有一个科学家会因为使用前人发明的公式而受到审判,而另外一名律师为摘录辩护,我并没有引用前人的东西,只是受益于他们的成果。
[NextPage]问:在表现中东的宁静时,您为什么选择阿涅斯·瓦尔达(Agnès·Varda)创造的片段而不是自己拍摄一段呢?
戈达尔:因为我认为阿涅斯·瓦尔达的那段片段非常精彩。
问:但阿涅斯·瓦尔达的影片中并不是那么呈现的。
戈达尔:没错,这是我进行的编辑,我重新做了组合,但我不认为这破坏了原本的影片,我认为它们非常符合我想表达的东西,既然它们已经在那儿了我为什么不用呢。艺术作品不应该被当做财产进行划分。
问:您的这部电影作品在影院上映的同时也将在互联网上进行播出吗?
戈达尔:这不是我的想法,在制作预告片时,我本想放在YouTube进行一下宣传,将影片放在网络上进行播放是发行商的想法,既然他们付钱了我就接受他们的请求,如果我可以主导发行工作我是不会这么做的。我花费了4年的时间来制作这部电影,在制作方面这是一部非典型性的影片,影片是花费了大量时间分成一段一段进行拍摄的。
关于电视
问:上世纪80年代,我们经常可以看见您在媒体上频频亮相。
戈达尔:是的,但我现在比较介意这个事情,我不在想反对电视的某些做法了,相反我还有些相信这东西。我不认为这会改变什么,但这的确会改变人们的兴趣所在。我对电视的有些节目很感兴趣:比如讲述动物的节目、历史频道,我也非常喜欢看美剧《豪斯医生》(House),但我不能连着看十集以上。
关于演员
问:为什么这次您会邀请阿兰·巴迪乌(Alain·Badiou)和帕蒂·史密斯(Patti·Smith)参演这部电影但最后他们的戏份很少?
戈达尔:我拍摄这部作品的时候帕蒂·史密斯正好在我身边,所以我让她参加了这部影片,但由于她扮演角色的原因我没有必要拍太多她的戏份。因为我想引用一段胡塞尔关于几何学演讲的想法吸引了阿兰·巴迪乌。
问:为什么会有阿兰·巴迪乌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礼堂前的那一段戏?
戈达尔:因为游轮上没有人对他的文章感兴趣,但面对空礼堂时,巴迪乌很高兴,他说自己终于有机会在没人出席的状况下进行演讲。我的电影中没有任何指向性,不是我创造这个空礼堂,我不想做出任何评论,我只想去表现,表达一些情感的交集。
关于正义
记者:您在电影中说道“如果法律不再公正,那么正义将会超越法律”。
戈达尔:这句话关系到作者的权利,每个DVD在开始前都会加上FBI的刑事警告,但你也可以超越表面意思去理解这句话,你可以想象罗曼·波兰斯基的拘捕事件。
问:您对波兰斯基在您生活的国家被拘捕有什么看法?
戈达尔:我又是法国人也是瑞士人,我虽然住在瑞士但我要给法国纳税,我喜欢瑞士的很多地方,而且我的根在这里,但从政治角度来讲有些事情让我很是震惊,这种震惊程度可能和波兰斯基差不多。瑞士政府不愿意服从美国,他们可以与美国对话但是不接受美国的意见,我希望戛纳的每一位电影人都能支持波兰斯基,而且正是瑞士的正义也不都是完全的正义,就像当年他们支持已经入狱的导演贾法·潘纳西(Jafar·Panahi)一样 。
关于希腊危机
问:此次希腊的债务危机是否影响到了您的电影?
戈达尔:我们应该感谢希腊,西方世界不断向希腊放贷,哲学、民主主义、悲剧艺术,我们总是忘记悲剧与民主之间的联系,没有萨福克里斯就没有伯利克里,没有伯利克里就没有萨福克里斯。我们现代社会的科技都需要感谢希腊,希腊向当今世界要一万亿的版权都不足为过。
问:希腊现在也被指责是骗子。
戈达尔:这让我想起了以前在学校里学过的一段诡辩,他们说伊巴密浓达是骗子,那么所有希腊人都是骗子,因为伊巴密浓达就代表着希腊。[NextPage]
关于美国
问:奥巴马总统的当选是否改变了您对美国政治的看法呢?
戈达尔:有意思的是曾经也有其他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对奥巴马的当选并没有什么强烈的感觉,我一直都希望不要有什么人加害于他,他代表的美国和乔治·布什代表的美国并不一样。
关于体育
问:您还对体育感兴趣吗?
戈达尔:是的,但我为现在的足球完全没有什么防守可言,只是一味的进攻。除了巴塞罗那队,不过这只队伍也不能在连续两场比赛中发挥同样的水平。
关于传记
问:在过去的一个冬天里,您拍摄了一部向埃里克·侯麦(Eric·Rohmer)致敬的短片?
戈达尔:我是受电影公司之托做的这件事情,我想使用他文章的题目,去唤醒上世纪50年代他对年轻的我们的影响,对于他这个人我真的不能讲得太多,你不能讲太多与你分享很少的人。不过这个理论并不适用于安托万·德巴克(Antoine·de·Baecque)。
问:您看过安托万·德巴克为您撰写的传记吗?有感觉受到这本书的打扰吗?
戈达尔:我曾快速的翻阅过这本书,因为安妮·玛丽的部分的确打扰过我,因为那一段的东西并不真实。我也因为家中有人向他提供文件而让我感到不舒服,这种方式很不好,我也没有组织这本书的发行。
问:您和埃里克·侯麦还有联系吗?
戈达尔:有一些不多的联系,因为我俩曾在巴黎住在同一栋楼里,所以我俩以前经常聊天。
问:您看过他的最后一部电影吗?
戈达尔:我在DVD上欣赏了他的这部作品,我个人对间谍题材的东西很感兴趣,但是很难想象他也有兴趣拍摄这样的题材。
关于特吕弗
问:您是否真的认为特吕弗(Truffaut)的电影没有什么价值?
戈达尔:不,不是没有意义的,只不过他的那种电影不是我所要追求的。
关于死亡
问:您是否思考过自己的死亡?
戈达尔:是的,不可避免得我思考过这个问题,关于死亡,老了以后会更多的去审视自己,比起以前我的社交生活改变了很多,我真的很想捡起网球拍去打打网球,但由于膝盖的原因不能实现这个愿望。当你老了以后,童年的事情反而渐渐清晰起来,但我并不为死亡而感到苦恼。
(编辑:王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