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北
1993年，汪曾祺与文学评论家陈晓明、作家范小天以及现任《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在海南三亚。
他曾被称为“二十世纪最后一位士大夫”，“二十世纪最后一位文人”。而他自己的定位则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就是汪曾祺。1920年出生，1997年离世，他的书在其身后经久不衰，以“人间送小温”的方式继续温暖着这个世界。人们读他的文字，也探究他这个人。二十年前，一位安徽文学青年，因为偶然读到他的一册文集《晚饭花集》，把他读了二十年。
这个老人，是不随和的
今年春节，一个下午我特别无聊，于是就从湖西天长开车去湖东高邮。冬日的天空清冷寂寞，车子驶出县城，很快上了乡村道路，没有一刻钟，就完全行驶到高邮湖区的低洼的水荡之中的土路上了。四周河汊交横，大片的芦苇高过人头，一丛一丛，像一束束箭矢。正如汪曾祺在《受戒》的结尾所说：“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
这样去高邮对于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去了也只是在街上转一转，大运河边走走，或者，文游台汪曾祺纪念馆的石阶上坐一坐。不会去麻烦一个人。麻烦了别人，你自己也拘束受累。其实你是没有什么别的事情的。
对湖东的汪曾祺也是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从刚开始学习他的小说创作法，到后来的迷念他的人格和风采，到写出《忆·读汪曾祺》这样一本书，其实我至今并没真正读懂汪曾祺。
我是走了捷径了的。从抄了他的《晚饭花集》，到上鲁迅文学院结识他，一切仿佛那么自然，又是那么的顺汤顺水。他对我和另外一个青年总是客客气气。他说过：“你们两个人身上没有什么俗气。”这是对我们最高的评价了。我也曾经给过他两篇小说，私心中想请他写几句话，也好抬高抬高自己，可是并未能如愿。那个事也就过去了。
提起这件事，是因为我刚听说了一件事。说有个文学青年在某个场合认识了汪先生，不久就到汪宅去拜访。这是一个痴迷得有点癫狂的青年。他为了能每日聆听教诲，索性就住到了汪宅。汪宅的居所并不大，他于是心甘情愿睡地下室，这样一住就是多日，每天大早就举着一把牙刷上楼敲门。有一次他还带来了儿子，老头儿还带着孩子上街去买了一只小乌龟。可是这个青年实在是没有才华，他的东西写得实在是不行。每次他带来稿子，都要叫老头儿给看。老头儿拿着他的稿子，回头见他不在，就小声说：“图穷匕首现。”
这个湖东的老人，他是善良而纯真的。他在《自报家门》中说：“我父亲是个随便的人，比较有同情心，能平等待人。”这个老人，他也从他的父亲那儿学习了这些品格。他认为这个文学青年，从事一种很艰苦的工作，挺不容易的。可他确实写得不好。每次带来的稿子都脏兮兮的。老头终于还是无法忍受，他用一种很“文学”的方式，下了逐客令——一天大早，青年又举着牙刷上楼敲门，老头打开门，堵在门口。一个门里，一个门外，老头开腔了：一、你以后不要再来了，我很忙；二、你不允许在外面说我是你的恩师，我没有你这个学生；三、你今后也不要再寄稿子来给我看。
讲了三条，场面一定很尴尬
我听到这个“故事”是惊悚的。也让我出了一身冷汗。15年过去了，今天回忆起那时到这个老头家的那些快乐时光，更加庆幸自己的无知和年少时的无畏了。
这个老头是不随和的。我们多数时候，是误读了这位老人。以为他做做菜、画画画、喝喝酒，就好说话了。他是不随意附和别人的。他不会敷衍和应付。这从他的文学观就能看出，他在1986年为《自选集》写的自序中说：“我是相信创作是有内部规律的。我们的评论界过去很不重视创作的内部规律，创作被看着是单纯的社会现象，其结果是导致创作缺乏个性。”其实，这个观点，不仅仅是他六十岁后的认识，他二十七岁，在上海写的《短篇小说的本质》，就庄严地宣布了“要在一样浩如烟海的短篇小说之中，为自己的篇什觅一个位置”。之后他的一生，都在追求“创作的个性”。（所以这个文学青年，是无论如何不可能成为“汪曾祺的学生的”。）不久前扬州的杜海公布了汪曾祺一篇极短的逸文《说“怪”》，此篇也是他读了杜海给他看的习作之后写的读后感。他在文中希望家乡的文学青年，“要充分表现个性，别出心裁”，“能够继承扬州八怪的传统，尽量和别人不一样”。
我在今年这个春节到高邮转了一圈，回来思考思考，我发现了以上的结论。在高邮的文游台，我坐在青石台阶上。身下的青石透凉浸骨，它却对我的思索是有益的。是的，看看汪曾祺留下的文字吧：《受戒》、《大淖记事》、《异秉》、《葡萄月令》，就连《沙家浜》的剧本！无不“充满个性”。[NextPage]
汪先生研究的几个空白
汪曾祺是对故乡最充满深情的一位作家。他笔下的作品，大部分是描写故乡的。可是有一个现象学界一直没有注意过：汪曾祺十九岁离乡，直到六十一岁才第一次回乡。他为什么四十多年不回故乡？是千山万水、旅途阻隔？不会吧，即使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京沪线还是相对方便的，到了南京，换乘长途车直达高邮，也不是太困难。是没时间？没旅费？都不像。而他却通过笔下的文字，一次次抵达（回到）故乡。故乡的风物、人情、吃食以及街衢巷里、三教九流，都在他的笔下得以复活。陆长庚（《鸡鸭名家》）、王二（《异秉》）、小英子、明子（《受戒》）、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岁寒三友》）、巧云、十一子（《大淖记事》）、王玉英（《晚饭花》）、叶三、季匋民（《鉴赏家》）、陈小手（《陈小手》）、章叔芳（《小姨娘》）、崔兰（《小蛇腰》）……我想，这些名字的背后都是有一个真实的高邮人存在的。或许他们已经故去，但他们是真实存在过的，并且是高邮人。汪曾祺是多么热爱他的故乡啊！他为高邮留下了那么多优美的文字。
汪曾祺四十年不回乡的问题我虽然始终没有搞懂，但从创作上来讲，这一种与故乡保持一定的隔膜，对创作是有益的。这使记忆中的故乡，相对较完整地保存，是会产生一种创作上叫做“离间”的效果的。但我想，汪曾祺绝不是为了保持这种“创作效果”而故意不回故乡，一定是另有隐情。他自己不说，别人也无从理解。但从汪曾祺研究上来说，这一段空白，是有意思的，是值得注意的。
在生活中，汪曾祺并不是一个特别善于表达的人。他的话并不多，有时喝了几杯酒，话稍多一点，但也不是很多。他也不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他虽不如他的笔下的高北溟（他的小学和初中老师）那样“看起来是个冷面寡情的人”（其实不是这样，他只是把他的热情倾注在教学之中），但终归不是活跃的、喜于表达的那一类。
他把他的热情全部倾注到创作中去了。他年轻时就写得那么好。他早期一篇很长的散文《花园》，对于研究汪曾祺，应该是一篇很重要的作品。《花园》充分显示出汪曾祺的创作才能。他对事物的细部描写得那样丰沛、细微和准确。比如：“一下雨，什么颜色都郁起来，屋顶，墙，壁上花纸的图案，甚至鸽子：铁青子，瓦灰，点子，霞白。宝石蓝的好处这时才显出来。于是我们，等斑鸠叫单声，在我们那个园里叫。等着一棵榆
梅稍经一触，落下碎碎的瓣子，等着重新着色后的草。”足以证明汪曾祺早年才华的展露，也印证了汪曾祺自己所说：“沈从文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自报家门》）。汪先生的这句话并非空穴来风。
不久前，山西的李国涛先生给我寄来了汪曾祺1987年8月写给他的两封信。这是两封非常重要的信。其中一封信中写道：“一个人不被人了解，未免寂寞。被人过于了解，则是可怕的事。我宁可对人躲得稍远一些。”“让那些学我的人知道我是怎么回事，免得他们只是表面的摹仿，‘似我者死’。——我很不愿意别人‘学’我。一个人的气质是学不来的。”“《职业》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篇。但读者多感觉不到这篇小说里的沉痛。”这对解开汪曾祺对自己作品的认识颇有帮助。汪曾祺曾在《晚饭花集》的自序中说过：我对自己的作品都还喜欢，无偏爱。别人若问我喜欢自己的哪篇作品，我也是笑而不答。而这一次，对李国涛的信中，汪先生却着重说出“《职业》我自己是很喜欢的”，可见他对《职业》的重视和偏爱。
今天的高邮，岁月的影子
1995年，长江文艺出版社给汪曾祺编了一本小说集《矮纸集》（1996年出版）。这部作品集应是汪曾祺作品的一个重要文本。它的编法是“以作品所写到的地方为背景”，进行分组，这个主意是汪曾祺自己拿的。编完，汪先生发现“写得最多的还是故乡高邮”。这个集子的后面附有一篇李国涛的跋《读<矮纸集>兼及汪曾祺文体描述》，这是汪曾祺研究上很重要的一篇评论，但多被忽略。我希望今后出汪曾祺作品集时能将这篇评论给附上，这对理解汪曾祺是有益的。
这个春节的午后，高邮的街上相对显得寂寞冷清。路上行人并不多。特别是到了黄昏，店铺和人家几乎都关了门。我游荡在运河大埂上，运河的水面还是很广阔的。运河上现在建了一座很现代的桥，过了桥，到河的西岸，就是浩浩淼淼的高邮湖了。我将车直接从桥上开过去，停在湖边的一片空旷处。湖面上冷冷清清，水波涌动着，无边无际，让人心中生出一种空虚的感觉。一个老人弄了一只游艇，在兜揽游客，可是没有一个人。他对我说：“兜个风吧？”我摇摇头，他见我没兴趣，便去忙自己的了。
我在湖边坐了一会，冰冷的风灌到胸口。我转身离去，当车驶过一处僻静的街巷，一股青烟飘了过来。这个时候还有卖吃食的小摊呢，我寻着青烟走了过去，空荡荡的街边只有这一个卖面饺馄饨的妇人。坐下，要了一碗虾籽面，酱油很浓，我热热地吃下去，身上马上热了起来。
这样的行走虽然并不能回到汪曾祺时代的高邮，但多少还是能感受到半个世纪前旧高邮的气息的。小城虽变化很大，可生活在其中的人，还是高邮人。他们的口音、习性、饮食，甚至泼痞骂街，还是会带着岁月的影子。人的有些东西是很难改变的。正如汪曾祺在《钓人的孩子》中所说“每个人带着一生的历史，半月的哀乐，在街上走。”
高邮使汪曾祺从小受了美的教育。他在《自报家门》中说，我的写作跟我从小喜欢东看看西看看有关。这些店铺、这些手艺人使我深受感动，使我闻嗅到一种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他同时说：“我的审美意识的形成，跟我从小看父亲作画有关。”这些童年印象，深深地注入汪曾祺的记忆，他一生中的很多篇文章便都是写的这座封闭的、退色的小城人事。
这个十九岁从湖东高邮走出去的青年，正如他的老师沈从文所说：“凭着手中的一支笔，真的打下了一个天下。”
（实习编辑：王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