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文学领域有四大情书集：沈从文先生写的《湘竹书简》、鲁迅先生的《两地书》、徐志摩的《爱眉小札》和朱湘致刘霓君的《海外寄霓君》，部部经典，催人泪下。情书不仅反映了一桩桩浪漫的爱情，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过往时代的大背景。

　　著名哲学家宗白华先生说过，民国文化正处于启蒙与过渡阶段，孕育了最大的丰富性，当那些文人大师们成为了爱情故事的主角时，一封封堪称经典的情书也就诞生了。

　　情书的内容离不开根本的东西——爱，即使像沈从文这样的大家，也会写出“我不仅爱你的灵魂我也要你的肉体”的直白，被当时的女学生拿到胡适面前指责其“耍流氓”。飘逸如徐志摩，也不能免俗。虽然他写出“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但在给陆小曼的情书里还是一如普通恋人的歇斯底里。“我的肝肠寸寸的断了……啊我的龙，这时候你睡熟了没有？你的呼吸调匀了没有？你的灵魂暂时平安了没有？你知不知道你的爱正在含着两眼热泪，在这深夜里和你说话，想你，疼你，安慰你，爱你？我好恨呀，这一层层的隔膜，真的全是隔膜：这仿佛是你淹在水里挣扎着要命，他们却掷下瓦片石块来，算是救渡你！我好恨呀，这酒的力量还不够大，方才我站在旁边，我是完全准备了的……”这哪里像是那个写出“在前进中有我的方向”的诗人，爱情让每个人找不到方向，但这种以情绪为旋涡的情书并非真的主流。

　　情书所搭建的个人空间是对主流话语的疏离。在这种个人化的美学领域里，自由说话、放情倾诉本身就是对话语霸权的对抗。王小波在信中对李银河说：“我最爱听你思想的脉搏，你心灵的一举一动我全喜欢”。

　　思想者的情书是一个复杂文本，因为灵魂的道路崎岖无比，精神的风景奇崛险峻。思想抽空了，激情抽空了，爱也便失去了重量。诗人的爱之所以如此动人，是因为他们的爱带来了丰厚的精神收益。

　　英国诗人艾略特与美国女友艾米莉·赫尔顿频繁通信6年，艾略特自称是“作为书信作家的英国诗人”，他直截了当地说：“写信的欲望是根深蒂固的”。俄罗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也是一个“情书疯子”，她常常彻夜不眠地给帕斯捷尔纳克、里尔克等精神情人写信，信末大多是这样的句子：“信纸用完了，一天开始了”。

　　书信来往是一种朴素的精神互动形式，也是两颗心灵互相丰富、互相依存、互相碰撞的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爱情在生长，诗意在飘荡，灵感在回响。可见，情书的审美价值是其它类型的文本所无法替代的。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许多刻骨铭心的情书往来，如高君宇与石评梅、庐隐与李唯健、鲁迅与许广平、郁达夫与王映霞等等，两颗相通的心在动乱年代里艰难地支撑着、彼此慰藉、抚摸、关爱。这些书信今天读来，依然给人以心灵莫大的冲击。他们在爱的乌托邦里走得很远很远，因为他们拥有灵魂里最坚韧而又最温柔的一面，从而达到了情感热度、精神硬度和思想深度的契合。有些情书实质上是可以当成人生哲学来读的，王小波有一封信专门与李银河讨论“人为什么活着”。其中的感悟是真切而绝无半点矫饰的。

　　温馨而柔和的爱情是容易把人带入健康敞亮的心灵世界的。一个人在情书语境中极少愤世嫉俗，极少暴跳如雷，极少大呼小叫。这当然要归功于爱的滋养和润泽。王小波在情书世界中如同一个痴情而又充满幻想、渴望快乐生活的孩子，努力用真情修复着被“文革”所破坏的日常生活。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爱情。但是，我们可以断言，内心贫瘠的爱情是不足道的，而那些闪烁着人性光芒的大师之爱注定会凝化为一部经典。在当今这个欲望强烈而情感稀薄的时代，但愿这些书信集能够给那些习惯了陈词滥调、装腔作势的人们以醍醐灌顶的洗礼。

　　（实习编辑：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