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闻言
当代中国文学面临困境的两种表现，一是文学经典影响的式微，二是文学创新能力的不足。但这或许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面——经典影响的式微必然带来创新能力的不足，创新能力的不足也必然伴随经典影响的式微。而且，这种文学的困局，扩大点说还不单纯是中国文学的问题，它还是整个世界文学的问题。即使以毕生之力来品读、研究、推广文学经典的哈罗德·布鲁姆，也不能不以无可奈何的挽歌语调写道：“诚实迫使我们承认，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文字文化的显着衰退期。我觉得这种发展不可逆转”。
面对这种不可逆转，有人将其归咎为电视、网络媒体文化的崛起，有人将其归咎为高等教育的平民化导致了审美能力的普遍降低，还有人将其归咎为文学创作的过分市场化带来了“劣币淘汰良币”的畸形局面，当然也有人像布鲁姆那样认为，是大学中以女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新历史主义者、解构主义者、拉康派、符号学派为代表的“憎恨学派”的风起云涌，扰乱了文学的审美标准和经典尺度：“媒体大学（或许可以这么说）的兴起，既是我们衰落的症候，也是我们进一步衰落的缘由”。
然而文学经典影响的衰落并不意味着经典本身价值的衰落。即使是布鲁姆也注意到，尽管他所说的“憎恨学派”为了抛出更多经典作家的候选人（如非裔美国人和女性作家等等），不惜重新定义文学并主张任何一种美学立场都是一种意识形态，但在对真正的经典作家的定位和评价上却并无太大分歧——西方的经典就是以莎士比亚和但丁为中心的。其中的因由，我想与经典的形成与确立机制有关。人们常常试图确立经典的普遍标准，如人性的标准、审美的标准、独创性、超越性之类，但经典的形成和确立，最终所留下的似乎只有一个标准，即是否能逃脱时间的残酷之手而死里逃生或死而复生。在这样的意义上，布鲁姆说经典是“一份幸存者的名单”无疑是恰当的。不能通过时间的汰选和考验的文学作品不能成为经典，用布鲁姆的话来说，除了色情作品之外，“一项测试经典的古老方法屡试不爽：不能让人重读的作品算不上经典”。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永恒的生命力，即存在于历代读者的不断的重读、重释和重新发明之中。我们可以想象某个当代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会成为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但正如布鲁姆所说的，批评家并不能造就经典之作，正如任何憎恨网络不能造就它们一样，“对经典性的预言需要作家死后两代人左右才能够被证实”。而这其实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盖棺才能定论的意思。
不过，在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语境中，有时盖棺也还不能定论。文学传统的形成和文学经典的确立还有更复杂的机制。在自然科学甚至社会科学的领域里，后出的成果往往会形成“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现象，但在文学创作的领域里，后出的优秀作家作品却不会降低前代伟大的作家作品的价值。人们不会因为有了莎士比亚便忘记了荷马，不会因为有了卡夫卡便不会再去阅读巴尔扎克。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复古与创新，甚至会构成钱锺书在《论复古》中所说的那种“必死必朽”的人死而复生的现象：“日月无休息的运行，把我们最新的人物也推排成古老陈腐的东西；世界的推陈出新，把我们一批一批的淘汰。易卜生说得好：‘年轻的人在外面敲着门呢！’这样看来，‘必死必朽’的人就没有重见天日的希望么？不然！《新约全书》没有说过么？‘为什么向死人堆中去找活人呢？——他不死了，他已在坟墓里站起来。’”当然，这死而复生的人是否因此便获得了永生和不朽，是另一问题，他仍然得接受时间的汰洗和考验。在《鬼话连篇》中，钱锺书曾区分了“immortality”的两层含义：“不朽”和“不灭”。“不朽”包含着一个好的、肯定的价值判断，“不灭”却只是一个纯粹的存在判断；“‘不朽’是少数人的privilege，‘不灭’是一切人的right”。古今中外所有的作家从其肉身的存在来说，其实都是“必死必朽”之人，但其中少数的伟大作家因为创作了“流芳百世”的经典着作而获得了“不朽”的特权，而更多的作家只是在争取自己的“不灭”的权利。本质上说，所谓“憎恨学派”有时也不过是重新发掘那些已经被湮灭的作家，放大他们为女性代言、为底层发声等的创作行为的价值，为其争取重新“不灭”的机会，并试图赋予其“不朽”的色泽，但这样的作家作品是否真的能实现咸鱼大翻身，从此进入到经典作家作品的行列，则仍然有待时间的证明。
爱默生说过：只有传世之作才值得继续流传下去。这话既昭示了经典的高度，也说明了经典的自负与傲慢。经典的难以企及的经典性，足以产生对后来作家的压抑和后来作家对经典作家的反抗，从而构成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它意味着正像歌德和海明威所觉悟到的，任何一个认真的当代作家，都不是同自己的同辈人竞争，而是同古代的伟大人物和死去的优秀人物一决高下。海明威曾说，“这好比长跑运动员争的是计时表，不仅仅是要超过同他一起赛跑的人。他要是不同时间赛，他永远不会知道他可以达到什么速度。”前代经典的存在，就如人类100米竞赛史上的不断被刷新的纪录，跑不进10秒以内的运动员注定会被挡在经典时刻的门槛之外。甚至某些号称武侠经典、女性文学经典之类的作品，也难以在文学经典的高门槛面前获得登堂入室的殊荣。这真足以让后来者焦虑和绝望。在过分的焦虑和绝望的主宰下，甚至无论研究者还是创作者都会产生出一种扭曲、变态的所谓独创行为。因为正像白璧德在《文学与美国大学》中所说的，“真正的原创性实在太难了，因为这要求作品既表现出普遍人性真理，同时又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在达不到这种原创性的情况下，将研究与出风头等量齐观、将反传统建立在无知与无畏的基础之上便成为获得“创新”之美名的两种途径。当然也有人自知难以达到不朽而急流勇退，“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俗谚在这类人那里便只剩下了后半句，而长此以往，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学的未来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引导下便必然走向一个不可逆转的衰落过程。而事实上，在我看来，人们面对经典的高度，大可不必垂头丧气。因为虽然每个肉身“必死必朽”的人大多不能进入不朽的行列，但却可以留下自己生命和情感的足迹，甚至在一个偶然的时空里拨动另一些人的心弦。至少，当我读到安扎尔杜的如下诗句时，是不禁为其深深打动的。而其作者，恰恰是可以归入布鲁姆多有非议的“憎恨学派”的：1950英里的开放性伤口/划开一个印第安人的村庄，一种文化/使我长长的身体虚弱不堪/标界的篱桩扎入我的身体/让我四分五裂啊我的王我的王/这是我的家/是我有着带刺铁丝网的/形销骨立的边缘。
自然，人类并不十分清楚经典生成的内在机制。浪漫主义者主张天才最重要，现实主义者主张生活最重要，女性主义者主张性别政治的正确性最重要，然而人们几乎可以找出反驳这每一种主张的强有力的反证。甚至在《欣赏经典》中，王小波还不忘记叮嘱人们，“经典作品是好的，但看的次数不可太多”，因为“看的次数多了不能欣赏到艺术——就如《红楼梦》说饮茶：一杯为品，二杯是解渴的蠢物，三杯就是饮驴了”。这当然也不无道理，《天鹅湖》是芭蕾舞剧的经典，但最坚强入迷的人看上300遍，也照样会觉得难过至极。但可以肯定的是，经典无疑更经得起人们的不断重读，有经典意识的作家也更有可能创造出不朽的杰作。而所谓经典意识，其中的一个重要构件即是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说的那种历史的意识，即不仅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要领悟过去的现存性：“这个历史的意识是对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结合起来的意识。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意识到自己在人类文化链条上的暂时性的宿命而仍不失对永恒性的追求，或许是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得以产生的一个基础。
（实习编辑：王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