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山湾博物馆中的牌楼。
坐落于上海徐家汇西南端的土山湾，由民族英雄林则徐率民众疏浚蒲汇塘等河道堆集淤泥而成，故名“土山湾”。1864年，天主教教会在这块土地上成立了土山湾孤儿院。就是这样一个连当地人都知之甚少的地方，却被称为“中国西洋画摇篮”，徐悲鸿、刘海粟、任伯年曾于此任教，更培养出享誉中外的雕塑家张充仁、中国第一位水彩大师徐咏青、黄杨木雕大师徐宝庆等名家。
因为一次与土山湾偶然的邂逅，儿童文学作家殷健灵受启发写成《野芒坡》，揭开“土山湾”清末民初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7月16日，殷健灵来到思南文学之家，与首届安徒生国际文学奖获得者曹文轩、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者刘绪源、配音表演艺术家曹雷就小说探讨土山湾孤儿院的历史以及儿童的文学创作。
从左至右为曹雷、刘绪源、曹文轩、殷健灵。
孤儿院曾虐待收养儿童？
外国传教士成立土山湾孤儿院后，专门收养6岁以上的中国男孩，他们接受各种中西方文化，12岁开始学习诸如做鞋子、木工、铸铁、印刷术、摄像、音乐（西洋音乐），还有彩绘玻璃等各种各样的技艺。1912年，葛成亮传教士还曾带领着孤儿院孩子们以及他们制作的木雕牌楼参加芝加哥世博会。中国的许多大艺术家，刘海粟、徐悲鸿、任伯年都深受土山湾的影响。
正是这样的一段独特历史以及土山湾的别样魅力吸引了殷健灵，当她走进土山湾博物馆，看到100多年前的男孩在这里生活的黑白照片，仿佛走进了时空隧道，由此萌生了《野芒坡》的创作念头。
不过关于土山湾孤儿院，还曾流传着许多恐怖传言。曹雷回忆：“解放后，上海电影厂在那里要造摄影棚，在地底下挖出很多婴儿的骨骸，这里面原来是育婴堂的坟场。所以那时候觉得育婴堂是很可怕的地方，都是虐待孩子的地方。”刘绪源同样说道，“解放以后，一直都认为孤儿院就是宗教用来毁灭小孩的，因为在那里小孩的死亡率非常高”。
果然如此吗？刘绪源解释：“‘文革’后经过学术界的研究发现，当时土山湾天主教是以传教为目的。要扩大它的影响，必须搞些慈善事业。但那时很多人太穷养不起孩子，或者孩子是私生子，有残疾，或者孩子先天有病，养不大，爹妈不要了，就扔在马路上或者育婴堂门口，育婴堂孤儿院就会将小孩收留进去。但是问题非常大，进孤儿院的小孩，有的已经是生病了，有的已经被冻得半死了，有很多养不大的就死了，所以死亡的比例非常高。”
在对轶闻异事祛魅后，人们不禁要问当时孤儿院的真实生活到底如何，“土山湾”后来又为何能培养出那么多在艺术方面卓著的大师？殷健灵的《野芒坡》解答了这个问题，小说以清末民初的上海土山湾孤儿院为背景，以少年幼安的成长命运为主线，塑造了一群中国孩子和外国修士的鲜活群像，殷健灵通过主人公幼安为艺术及自然之美而与教会抗争的故事，写出清末天主教进入中国后的水土不服，由于对中国情况的不了解，尽管做慈善但仍不知如何教育中国孩子，以及教会中人与人之间不了解的一系列问题。
刘绪源评价：“《野芒坡》把握得很好，既写出了天主教在中国传教过程中，对下一代的慈爱、培养、救护，又写出其中也存在黑暗事例，有不公平，不讲道理的地方。”另据史料记载，土山湾孤儿院创办了学校和各类工场，由中外传教士共同传授西画、音乐、木雕、泥塑、印刷、照相、冶铁、木工、彩绘玻璃等技艺，这些孤儿们因此可以学到一技之长成为进入社会的立身之本。而东西方文化因此在这一时期得以碰撞融合，成为此后培养一批在艺术方面卓有成就的大师的基础。当然，殷健灵亦借此创造出在绘画、雕塑上颇具天赋的主人公幼安，演绎出一系列因艺术及自然之美寻找到自我，与教会进行抗争的故事。用中国的角度写黑塞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是通向自我的征途。人人都在奔向自己的目的地，试图跃出深渊。我们可以彼此理解，然而能解读自己的人只有自己”。
《野芒坡》书封
文学最常用的一种方式是混合和嫁接
在交流中，殷健灵提及《野芒坡》的创作缘起是由于世博会前一次对土山湾博物馆的参观。“那个地方并不大，但是当我走进去的时候，我受到了震撼，因为那是一些真实的，可以触摸的实物，有100多年前的黑白照片，还有他们当年做的各种宝塔、西洋家具、烛台、令人惊叹的牌楼。照片里面，男孩子垂着长辫子，他们和外国传教士一起演奏西洋音乐、野炊，也在操场上踢足球。尤其让我震撼的是一张垂着辫子的清朝男孩子，站在油画架前画油画的照片，这张照片那么真实，它给了我一种冲击，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冲击，让我萌生了写这部作品的念头。这样一个念头，灵光一闪，但是我找到了一个细微的亮光，它引领我走进了一个感动我、打动我的一个创作过程。”
如何将转瞬的灵光打造成一部完整而打动人心的小说？殷健灵将和土山湾、清末民初的上海、艺术绘画、江南传教史乃至太平天国有关的一切图文资料收归囊中，遍读能找到的清末民初都市小说，上海图书馆和徐汇图书馆所存的相关资料被一一捋过，包括那个时期的上海民俗、饮食小吃、时兴的家具、交通工具、服饰变化、街市布局、日常生活细节，以及西人入境对上海都市文化的影响。
“不过文献资料太多在另一方面也会成为写作的障碍，毕竟小说不是报告文学，不是历史传记，”殷健灵坦言，“历史当中，都是名字，没有生活细节，但是文学作品必须要让这些没有表情，没有温度的文字拥有活生生的血肉。我用了文学当中最常用的方式，就是混合和嫁接。”
殷健灵认为文学独特于历史的地方在于，“文学的魅力比历史要光彩得多。从前学过的历史知识，大多只记得年份事迹，却少有激荡心灵。可是文学不同，它有着历史的真实，又经历了一种化学反应，从而拥有了那种获得跨越时间和空间、打动人心的魅力。”
中国的儿童文学需要灵魂
在曹文轩看来，作家对复杂历史的把握要求作家对生活的理解、感受必须是完整的，“宗教的问题、艺术的问题、个人的问题、教会的问题，那么多的问题，怎么来表达。那时候你要用你对人生完整的理解，完整的把握，重新来解释这一切。”
曹文轩评介《野芒坡》时道:“与殷健灵之前的作品相比，《野芒坡》出现了新的走向——她从对心理的剖析而转向对灵魂的叩问。‘灵魂’这个大词，在中国儿童文学中很少出现。”
儿童文学中的“灵魂”究竟为何？这次曹文轩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解答。
“文学离不开四个字，世道人心。但是现在的文学创作有一个我一直不认同的状况，大量的作家，尤其是自认为有思想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们只写世道，不写人心，忘记了对人心的琢磨和猜摸。而殷健灵无论是写浅显还是深刻的作品，始终把她的笔墨牢牢锁定在一个词上，就是人心，到了《野芒坡》大概更是这样。这也是我认为的一个好的作品，应该有的一个处理方式。既写世道，同时也是写人心。
“其次是两种责任感的问题，一是政治责任感，二是道德责任感。一些被当下认为非常了不起的作家，他们往往只有一种责任感，就是政治的责任感，而少了道德责任感。《野芒坡》之所以让我喜欢，因为殷健灵主要的责任感，不是表现在政治上，是表现在她的道德上。这个道德、灵魂与人性，和种种文学最基本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这个我们是在读《野芒坡》的时候，需要注意到的第二个方面。
“最后，小说作品无非是写两种经验，一种是写让人感到震惊的那种人生经验，一种是写非常日常化的人生经验。《野芒坡》写的是前者。从小说主人公幼安没有人要，流浪街头，到被收留，一直到后面大起大落的描绘。殷健灵开始从日常经验转移到对那些让人感觉到震惊的历史上，这也是她的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个新的转向，这在中国女性儿童文学作家中很少见。”
曹文轩认为，一个成功作家的作品中是看不出代际的，而殷健灵的作品正是这样没法判断代际，“当你作品里头，把代际的痕迹抹掉的时候，只想到是一部小说的时候，我就可以下一个判断，这是我心中所认定的文学作品，中国的儿童文学需要这样的作品。”
（编辑：郑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