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诗人作家杨渡在《大家》发表一篇有关胡适的文章《为什么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学人张雪忠针锋相对发表文章《“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看似与杨商榷，其实是批评胡适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同时批评胡适“思辨力的孱弱和对自由主义思想源流的生疏”。我在微信上看到不少人转发这篇文章（有朋友也转发给我），同时不少人都认同张的文字，比如同是“大家”作者的温克坚就在微信上说：“胡适那篇流传甚广的散文根本不是严谨的政治学分析，混淆了很多概念。”
不妨率先纠正杨文的一个笔误。杨文开头说：“1958年胡适写下《容忍与自由》的时候，是为了缓和《自由中国》杂志与蒋介石的冲突。”但胡适两篇容忍与自由的文字（一文章一演讲）都写于并发表于1959年。
1959年已经是胡适人生的晚年（1891-1962），正如张文所说，“这两篇文字是胡适的晚年作品，应可视作他的成熟思想”。是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不仅是胡适晚年最成熟也最精彩的格言（凝结了他一生的经验），而且与鲁迅临去世前同样也是最精彩的格言正相对照“一个都不宽恕”。从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格言中，我们看到的几乎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物形象。
就胡适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与其说来自他的康奈尔大学的老师布尔，不如说来自他自己的经历以及他对历史的感知。这句话虽然源自布尔，因为布尔在一次谈话中对胡适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但，如果我们对胡适有所了解，便知道这一思想亦即容忍与自由的关系，早已呈现在他以往的文字中，只是没有这样格言式的表述而已。
的确，胡适不擅思辨，正如这两篇文字也不是严谨的政治学分析；但胡适的自由主义是经验形态的，它并非诉诸学术，却经得起历史的挑剔；因为经验来自历史。近代史上的自由主义发源于英伦，按照哈耶克的看法，英伦自由主义就是立足于经验与传统，它和大陆自由主义偏于理念长于思辨注重建构有着明显的不同。如果注意一下胡适留学美国的背景，当不难理解胡适为什么习惯于走经验主义的道路，毕竟美国承继的就是英伦传统。当年胡适放弃康奈尔转学哥伦比亚，正是不习惯该大学来自欧洲尤其来自德国的思辨风习。故此胡适有关自由主义的文字，没有思辨色彩，乏于学理分析，却多历史传统中丰富的经验底蕴。这种盎格鲁-萨克逊自由主义的传统路径，不知道是胡适的缺陷，还是他的特点。
欲了解胡适晚年这一成熟的思想，似不可不注意他早年有关容忍与自由的两封信。一是1925年12月写给陈独秀的一封信，另一是1926年5月写给鲁迅周作人和陈源的一封信。这里我们涉及的只是胡适的第一封信。
这是书信的开头：“独秀兄：前几天我们谈到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的事，我对你表示我的意见，你问我说：‘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
1925年前后，中国政坛正处于一个风云诡谲的时代。中国国民党为反北洋政府，联俄容共，给政局更添诡异。当时，北京掌控在北洋政府手中，但，当时作为革命党的国民党在北京有地下力量，积极操控学生与民众，试图掀起推翻北洋政府的“首都革命”运动。以上胡适信中的火烧《晨报》事件，就是国民党部署的首都革命运动的一部分。
▲ 胡适（右）与陈独秀
胡适写道：“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于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是使我很诧怪的态度。”
1925年11月28日和29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运作北京学生和民众进行了为期两天的首都革命。这场革命最典型的事件除了在天安门和神武门游行集会外，就是放了两把火。第一把火是5月28日烧了当时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家，第二把火就是5月29日烧了梁启超研究系为背景的《晨报》馆。29日这一天下午，约五万学生和民众在天安门广场召集国民大会，会后照例进行示威游行。因为游行组织者的国民党内部左右内杠，游行未完便宣告解散。但，其中一只队伍解散后径直往《晨报》方向而去。
这是来自现场记者的报道：
群众游行示威之际，由许多人手竖旗帜，大书打倒《晨报》及舆论蟊贼等语，遂蜂拥至宣武门大街，将该报馆举火焚毁。接待室火先成灾，火焰突起，消防队闻警赶到扑灭，结果已延烧他处，该报馆房舍大半，业成焦烬，附近房舍，又以扑救关系，拆毁破损甚多……
胡适当时不在北京，但这一事件无法不引起他的注意。当他和陈独秀说起这一事件，陈的态度很明确：该烧。这一句话让胡适在头脑中盘桓了五六天，于是就有了这么一封容忍与自由关系的信。
“你我不是曾同发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那天北京的群众不是宣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的眼睛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在胡适眼里那些火烧《晨报》的人都是“暴动分子”，这样的称谓极不宽容。在胡适那里宽容原本是有语境的，只有不同的言论观点思想和价值倾向之间才有宽容可言。行为尤其是触及法律的行为便没有什么宽容不宽容，因为它超出了宽容的语境。这一点尤当注意。你可以批评《晨报》但不能火烧《晨报》，因为后者已经不是言论而是行为，并且是针对他人言论的行为，这一点让胡适尤难接受。而为这样的行为陈独秀说该，胡适便再也忍不住发而为文了。
暴徒为什么火烧《晨报》，其中重要缘由之一便是《晨报》的言论及价值倾向。它触痛了当时同反北洋的两党的痛处，所以在舆论上它被暴徒们宣为“舆论蟊贼”。这舆论不过是反苏舆论，它与国民党的联俄政策直接抵牾。1925年10月1日，诗人徐志摩接办《晨报副刊》，上手不数日，就发表了清华教授张奚若的文章《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由此徐志摩和他的朋友刘勉己推出了两个专辑“关于苏俄仇友问题的讨论”和“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晨副”周刊和该报其他周刊就发表了五十来篇稿件。
尽管两方观点都发，但该报及主持该报副刊的徐志摩的倾向也很明显，即苏俄于中国是赤色帝国主义。这是一个极有时代意义的话题，因为当时它关乎中国的政治走向。正当讨论如火如荼之际，一场针对这场讨论的大火从天而降。这场大火该不该容忍，胡适当然说不。北洋时代是20世纪就法律而言的最不坏的时代，但在该时代的“正义”面前——这正义是由革命党解释的，法律近乎停摆。政治大于法律，于是来自民众的“正义的火气”使得这一违法刑事事件不了了之。并且陈独秀还认为这把火没什么不应该。
胡适继续写道：“我也知道你们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讨论自由，也许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至少我可以说，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认别人有尝试的自由。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你说是吗？”
自由，是胡适的根本信仰；同样成为胡适根本信仰的还是自由，但这不是自己的自由，而是承认别人的自由，这种自由哪怕是和自己不一样的，甚至是异己的。对异己的自由的承认，就是容忍。在这里，是自由难，还是容忍难，一目了然。胡适这里表达的其实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有关自由的“群己之权界”。己欲立而人亦立，己欲达而人亦达。否则己欲立而人不能立，己欲达而人不能达，那么，这样一种不容忍的社会，其实就是专制社会。假如对方必以同样的方式对抗，甚至你死我活，这样则势必导致自由的取消。
《晨报》的言论和主张或许是错的，但，这也属于它自己的言论自由，何况徐志摩发稿大体是两边言论都发，但，它自己的倾向也是有的。这就触犯了和它对立的政治势力。这股政治势力自己在行使“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时，却用大火侵犯别人的言论自由和财产权利，居然还认为火之应该。这样一种态度，已然是专制的内倾，只是它此刻手中没有权力而已。须知，火焚《晨报》，不是当政的北洋政府，而是不当政的民间政治势力以及由它操纵的民众。它（国民党）没有获得政权便尚且如此，一旦大权在握，如果不是专制又还能是什么？这里，不是自己的争自由，而是对异己自由的容忍，成了专制与否的试金石。
书信最后，应该是对政治局面的不乐观，胡适不免悲情。在回顾当年陈独秀被捕时，一些反对白话文的老先生署名写信担保营救。那是在反对白话文最激烈的空气里，让胡适感到这是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可是，那样一种社会几乎每况愈下，不复存在了。
该信在这样的感叹中结束：“但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不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和诬蔑。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的眼界。我是不会怕惧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胡适这封信其实应该是20世纪思想史上的一份文件。容忍与自由的关系在这封信中应该表述得很清楚了。读过这封信（包括上述我提及的另一封），就不难理解胡适晚年为什么要就“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作两篇文章。
在胡适这两篇文字里，摆事实就是讲道理，而不是抽象地论述道理。后者一向就不是胡适的选择。它没有思辨，没有政治学分析，没有学术上的高头讲章，因为胡适不是在论证自由主义。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以及无数历史上的经验，谈论容忍与自由的关系，其实就是自己的自由和异己的自由之间的关系。不但没有偏离自由的主题，而且触及自由之难的隐微。尤其胡适坦诚，他和他的老师一样：“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实在是胡适一生追求自由的经验结晶。因此，胡适这句格言，不是在阐释自由主义的原理，它毋宁是争自由者的一种自律。我本人很认同这句话，也很看重这句话。因为就我自己而言，我知道，追求自由易，做到容忍难。因此我个人愿意以胡适此语为座右。
（编辑：郑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