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日前刊发李洁的文章《鲁迅是否看过日军处决中国人的影像》，称在仙台的东北大学的校史馆里，仅存放的4张幻灯图片中，没有鲁迅所说的围观“呼喊万岁”的幻灯片，便质疑鲁迅弃医从文的动机来自“创作”而感到吃惊。这篇文章使笔者开始思考鲁迅与日本人的一些问题。
其实，东京大学藤井省三教授早在2002出版的《鲁迅事典》（三省堂）一书中，就已经说在残存的15枚幻灯片中，没有发现鲁迅所说的幻灯片。藤井教授的解释是鲁迅可能看了其他的影像，记忆发生了错位的缘故，但没有说弃医从文的动机是“创作”的。实际上鲁迅的问题点并不在弃医从文的动机上，而在于弃医从文本身的逻辑通路发生了短路。
不错，鲁迅是弃医从文的。为什么要弃医从文呢？据他自己说是受了一批毫无表情，神情麻木的看客的刺激，于是想着先救治他们的心灵。一个是病入膏肓之人，一个是神情麻木之人。先救谁呢？从生命最宝贵的视点来看，当然是先救治病入膏肓之人。就是这个浅显的道理，在鲁迅那里却发生了惊天的颠倒：神情麻木之人先救，病入膏肓之人可以后救甚至不救。我们知道“活僵尸”在乎的就是一个“活”字。现在这个仅有的“活”字也被剥夺了，岂不残忍？看着病入膏肓的人患病至死而不救，也不如同杀人？这样推理下去是可怕的。看来鲁迅也被看客们麻木了。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这里有个假设。如果鲁迅在藤野先生的指教之下，学医而成，那么他会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好医生吗？这个问题的转换也就是：当祥林嫂、单四嫂子、孔乙己、阿Ｑ、华老栓、夏瑜等这批病人满身臭味，哼哼呀呀地躺在病床上，鲁迅会不厌其烦地为他们实施回春之术吗？他是否会这样想：“活僵尸”还有救治的必要？
这是个有趣的设问。从鲁迅厌恶身边人和身边事到厌恶整个国民性来看，这是有难度的。否则他就不会弃医从文了。一心只想“我以我血见轩辕”而鄙视人的肉体之痛，有资格有能力救治人的心灵吗？肉体与心灵，究竟谁为先？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在鲁迅那里成了最大的问题。但具有意味的是，这个颠倒的一个最大结果就是中国诞生了精神与文化意义上的鲁迅。以前说没有孔子，会万古长如夜，那么能否说没有鲁迅的诞生，是否也会万古长如夜？我们今天谈论近现代中国之所以还有些底气，是否也与出了个鲁迅有关？
▍二
不过，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鲁迅在今天确实遭遇了尴尬。这种尴尬一方面是来自于他本身的知识话语对中国文化的反复鞭打，另一方面今天承载这种中国文化的主体力量，实在反感这种带有病态的入木三分的鞭打。所以，鲁迅的边缘化和边缘化的鲁迅，又本身是他知识话语中自带的那么一种先天不足。他可能自己也看出了这种先天不足所带来的麻烦，所以他在死之前的一个月写下《死》的文章。其中写道：“自问数十年来，于自己保存之外，也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却是可以自白的。”为什么要这样自白呢？是他意识到自己将来必处尴尬的处境？所以他又留下7条遗嘱。其中一条说：“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不忘记他就是糊涂虫？这又作何解？
无疑，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不懂鲁迅，就不懂近现代的中国。但这个重要性在笔者看来其实还仅仅是单向度的，它本身并不构成任何的话语权。因为它仅仅是“元叙述”。因为是“元叙述”，所以放在当下的语境下，发生错位和误解也是很正常的。问题是这个错位和误解是在“后叙述”的语境下产生的，这就令人生疑，这个“后叙述”的语境竟然还不如“元叙述”的语境来得理想化？因为这些年我们倒是用一种偏执和狂躁，用一种要么黑要么白的单向思维，去肢解“当之无愧的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李泽厚语）鲁迅，怎么不产生问题呢？因为不是圣人而被捧上圣坛，因为不是伟人而权当伟人祭祀。一般而言结局都不妙。鲁迅就是这方面的遭遇者。
▍三
鲁迅的形象这几年在中国并不佳。有很多说法。如一说鲁迅什么人都骂遍了但就是不骂日本人。一说鲁迅临死之际都相信日本人而不相信中国人。一说当时在上海虹口区的内山书店是日本的情报站，内山完造老板是情报头目，鲁迅与内山打得火热，岂不是最大的文化汉奸？于是，中学语文教科书里的鲁迅，陆续地被“请”了出来。于是，鲁迅对专制和奴性的揭示，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语言禁忌。因为就是怕“子弹和匕首”有时也会被他人在冷风和阴雨中投向“不该投”的地方。
是的。鲁迅赞扬过日本人的国民性。说“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慧，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鲁迅全集》第13卷）
是的。鲁迅病逝后，是一位日本艺术家朋友，为他取下面模，作为以后的塑像素材。今天我们记忆中的鲁迅形象，就是日本人的杰作。鲁迅万事相信日本人，说日本人做事认真中国人做事不认真。为了讲日本人的认真，鲁迅举了杀人的例子。“日本人杀人的认真”——这个在我们今天都不敢讲的话题，当年（1932年11月22日）的鲁迅则在北京的辅仁大学发表《今春的两种感想》为题的演讲。鲁迅说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有一种团体就有一种徽章。这种徽章如果被日军发现是很难免一死的。“然而中国青年的记性确是不好，如抗日十人团，一团十人，每人有一个徽章，可是并不一定抗日，不过把它放在袋里。但被抓去后就是死的证据。还有学生军们，以前是天天操练，不久就无形中不练了，只有军装的照片存在，并且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也忘却了。然而一被日军查出时是又必定要送命的。”
最为意向性的是鲁迅还加以评述道：“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做戏似的。日本人一看见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为他们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当然要认为是劲敌。这样的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看上去口气很轻曼很随意，好像在叙说一件于己无关的事情。但情绪的鲁迅是急不可耐的，理性的鲁迅更是怒不可言的：中国人怎么会这样？用杀人来衬托日本人做事认真，被杀者全是因为不认真。看似说的不是人话，但你再听鲁迅说：这一天因为是月蚀，故大家放鞭炮来救月蚀。“在日本人意中以为这样的时光，中国人一定全忙于救中国抑救上海，万想不到中国人却救的那么远，去救月亮去了。”上海事变（指1932年1月28日军进攻闸北）又要一年了。但我们中国人呢？“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大家好像早就忘了。”这样看来，鲁迅鞭打的是这种健忘而又不认真的国民性。中国人善于“做戏”，而日本人“做事是做事，做戏是做戏，决不混合起来”。（《二心集 新的女将》）
▍四
是的。鲁迅是在阴冷中，是在悲凉中，还能看到野草的不屈，还能看到北国之雪的晶莹。人死后有坟地，有坟就是连接了期望而不是绝望。这种在阴冷和悲凉中放置对人的生命，人的生存状态的关照，就比单纯的民族，国家，社会这个单向度要来得深刻和入人心。扣问存在的意义，扣问经验的意义，这就使得鲁迅一开始就有个思考的高度。而这个高度是他在日本留学期间获得的。
说他有日本的情结，说他喜欢日本人，即便是在国难当头也没有骂过日本人一句（其实这个判断是有问题的。鲁迅去世第二年，延安举行第一届鲁迅研讨会，主题恰恰就是“抗日与鲁迅”），如果放置在存在的意义和经验的意义的这个大知识背景下，而不是单纯而老套的从国家社会历史来看的话，这能构成什么问题呢？战争中的敌对者就一定是日常中的敌对者吗？战火中就不能有人性之光闪烁？如是这样，我们当年八路军的将领们收养日本小女孩等的历史故事，又为何成为美谈？然道在同一命题下有两个或多个的解构文本？用民族主义大棒敲打人，如果越是有力越是能击中人的话，就越表明这个国家的文明和文化实无太大长进，就越表明这个国家的国民性仍然没有得到改造：今天的他可以高喊抵制日货，明天的他也可以到日本爆买马桶盖。这就如同鲁迅在《说胡须》一文中说，我从日本回到故乡来，嘴角上就留着宋太祖似的向上翘的胡子，坐在小船里，和船夫谈天。
“先生，你的中国话说得真好。”后来，他说。
“我是中国人，而且和你同乡，怎么会——”
“哈哈哈，你这位先生还真会说笑话。”
实际上鲁迅所谓的“不骂日本人”的做法，恰恰反映出了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最为深刻的忧虑和矛盾——选边。一方面是民族国家，不能不为大不为尊；另一方面是自己的民族国家不如西方国家和脱亚入欧的日本，憎与恨都不站在理性的一边，甚至于感性也不符。苦恼中的困惑，困惑中的苦恼。
甲午战争的两年后，即1897年，一位中国青年人来到了日本横滨。他就是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这年是31岁。甲午刚战败，跑到战胜国去干什么？照我们现在的思路看不就是汉奸的嘴脸？但孙中山不这样思考。他务实地感到需要借助日本的力量，来完成“起共和而终二千年帝制”的重任。
鲁迅是在1902年来到日本横滨港的，这是甲午战争后的第7年。在时间上不能算捷足先登，但是他把日本看得最透。大家熟悉的《藤野先生》散文，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你看，使鲁迅勇气倍增与良心发现的不是中国人而恰恰是日本人。
这要在今天，会令多少人愤怒？网上潮水般的谩骂肯定会淹没任何声音。但当时的人则显得心平气和。是当时的人愤青不够还是今天的人太过纠结？这里我们想起一个图式：救亡与启蒙。国难当头，当以救亡为先。但救亡就一定要压倒启蒙？或者救亡就必须终止启蒙？对此鲁迅持不同态度。他的观点是没有持续的启蒙何以“立人”？无以“立人”又何以“人国”？他说日本在那个时点上已经是从“立人”到“人国”了。所以，要到日本去留学，要到日本去拜师。那时的张之洞干脆打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的旗号。
▍五
鲁迅发表事实上的处女作《狂人日记》，并第一次用上“鲁迅”的笔名，是在1918年。这年鲁迅是36岁。从“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开始到“救救孩子”结束。“很好的月光”与“救救孩子”之间有什么逻辑连带呢？看不出来。在这里，鲁迅要么就是深埋了自己的逻辑，要么就是干脆没有逻辑。
尽管月光很好，但在月光底下发生的事情却令人毛骨悚然——吃人。这或许是鲁迅构思的意象学。36岁的鲁迅总算看出了点历史的门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狂人日记》的木板刻画
历史就是吃人？其实在鲁迅之前早有人道破。如康德就说过“上帝的事业从善开始，人的事业从恶开始”。马克思说得更干脆：历史的凯旋门就是建筑在千百万人白骨之上的。践踏着千万具尸体而前行的就是历史。通过暴力、战争、掠夺、压迫、阴谋、残酷、滥杀无辜、背信弃义等等来斩傣辟莽，开拓旅程的就是文明。
但鲁迅的深度是将吃人具象化，指出在中国是“仁义道德”在吃人。在这里鲁迅把批判的笔触指向了几千年来的封建礼教。但问题是仁义道德又是如何吃人的呢？仁义道德是个无形的文本之物，它是怎样化为绳索，化为匕首，化为血淋淋的虎口来吃人的呢？鲁迅没有展开。只是写道：“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只是写道：“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本想批判吃人的礼教，但一个不小心却把礼教绝对化，原则化了，表现出了礼教的“原教旨主义”倾向。写《狂人日记》本想控诉吃人的历史，不意成了鲁迅对自身历史命运的一个冥冥之中的预言：“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视。”
这里，“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视”的写法，对国民性的揭示相当精准。当然与此同时，鲁迅也把自己套进去了，从周围人要吃人到“我”也无意中吃过人，表明鲁迅的原罪意识的形成。
日本学者，鲁迅研究大家竹内好称《狂人日记》表明了“罪的自觉”。而写有《鲁迅与日本人》的伊藤虎丸则说鲁迅达到了“个的自觉”。何谓“罪的自觉”或“个的自觉”？就是小说中在狂人的追问下，年轻人最后说：“我不同你讲这道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吃人生态中的一个公开秘密，被鲁迅揭破了。
从这一意义上看，笔者认为其实有两个鲁迅：一个是中国的鲁迅，一个是日本的鲁迅。中国的鲁迅总是在设问：为何“难见真的人”？日本的鲁迅总是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如果说中国的鲁迅是大悲，那么日本的鲁迅就是大爱。大悲是个人行为，所以也叫个体鲁迅。大爱是普世的，所以也叫人类鲁迅。周海婴在《我的父亲鲁迅》一文中说内山完造是个“基督徒”，思想浸透了“博爱精神”，“对中国的贫富贵贱都是一视同仁”。这或许就是鲁迅与内山交往的潜在性因素。因为鲁迅在骨子里也具有博爱精神。
《狂人日记》的木板刻画
▍六
记忆犹新的是，我们曾经给了鲁迅三大光环：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现在看来前两个家已经褪色，只剩下文学家，因为他有小说有散文有翻译。但更本质地看，更能显露鲁迅体质的是诗人。他是用诗人的不确定性思维来思考中国与日本，思考中国人与日本人。所以他说一个不宽恕，这倒是诗人的情感与气质，如是政治家就是不及格。如果是一位诗人，那么他不骂日本人（其实他也骂日本人），他虚构弃医从文的动机（其实现在还没有证据），都是在想象的射程之内了。因此鲁迅又是诗意的。
诗人往往孤独，所以鲁迅是孤独的；诗人往往怪诞，所以鲁迅是怪诞的；诗人往往冷峻，所以鲁迅是冷峻的。正是这种诗人的敏锐性，使得鲁迅成为西洋美与东洋美的最早的发现者，也就是懂得中国之外的世界中也存在着美的事物的最早的中国人。
关于这点，日本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吉川幸次郎也持这种看法。正是因为看懂了西洋美的本质在于人的精神的关照，所以鲁迅最厌恶的就是中国的国粹。他要青年人不要看中国书，不要读老庄。说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而（尔）文、易卜生。说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iio。当然，晚年的鲁迅收敛或自我抑制了诗人的这种气质。因为在他看来，比起发现新的美，与眼前丑陋的现实进行抗争更具现实性。
现在有个学术时髦，就是将鲁迅与胡适作比较，然后让你选择：要胡适还是要鲁迅？要一个温和的自由派还是要一个阴冷的怪诞派？在笔者看来，胡适主张制度建设，认为制度才是根本。鲁迅主张国民性改造，认为再好的制度如果还是这种德性，又有何用？况且这种德性的人怎能制作好的制度？胡适看到了制度问题，所以他主张白话文，写新诗，写中国哲学史，红楼梦考证等，做些基础的工作。鲁迅看到了文化问题，国民性问题，所以他看透的多，破坏的多。先破后立的一个结果就是唱出了不破不立的逻辑先声。这样来看，鲁迅与胡适，谁更深刻？自然是鲁迅。谁更公知？自然是胡适。那么当下中国是要更深刻还是要更公知？笔者认为还是要更深刻的好，因为只有深刻通救赎。
鲁迅在《兔和猫》里有一段阴冷的笔触：“那黑猫是不能久在矮墙上高视阔步的了，我决定的想，于是又不由的一瞥那藏在书箱里的一瓶青酸钾。”
鲁迅在《明天》里有一段怪诞的描述：“单四嫂子早睡着了，老拱们也走了，咸亨也关上门了。这时的鲁镇，便完全落在寂静里。只有那暗夜为想变成明天，却仍在这寂静里奔波；另有几条狗，也躲在暗地里呜呜的叫。”
鲁迅在《文床秋梦》里有一段荒谬的妙语：“春梦是颠颠倒倒的。夏夜梦呢？看沙士比亚的剧本，也还是颠颠倒倒。中国的秋梦，照例却应该肃杀，民国以前的死囚，就都是秋后处决的，这是顺天时。天教人这么着，人就不能不这么着。”
这样来看的话，阴冷，怪诞，荒谬是鲁迅审视世界的基本着眼点。或者说，鲁迅的生命意义就是体现在这阴冷感，怪诞感，荒谬感这“三感”之中。所有的思考对象，所有的审美对象都应着这“三感”而变得阴冷，怪诞和荒谬。所以，鲁迅“骂不骂日本人”的问题本身也随着这“三感”而变得阴冷，怪诞和荒谬。
鲁迅与友人，内山完造（左一）与鲁迅（右二）
▍七
鲁迅曾问过内山完造老板：孔圣人还在世的话，他是亲日派还是反日派？
内山回答道：大概，有时候亲日，有时候反日吧？
听了内山的话，鲁迅哈哈大笑。
为什么要哈哈大笑呢？
他是否想起了自己写的什么？
诸如“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
诸如“哪里也不想去。哪里也不必去。就死死地固守在这块土地，与种种鬼鬼魅魅死打烂缠，显现真勇士的猛志固常”。
当然，他更不知道他所喜欢的日本，从1953年开始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教科书中收录竹内好翻译的《故乡》一直沿袭至今。这也就是说，只要在战后接受过义务教育的日本人，想绕都绕不开鲁迅。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如果还纠缠于鲁迅骂不骂过日本人，真的不显得无聊吗？
鲁迅对自己的死后安排是：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那么我们对这个问题是不是也来个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编辑：郑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