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祥：我们这一代人，努力奋斗却无功而返
嘉宾杨庆祥介绍其新书《80后，怎么办》
杨庆祥：其实最开始并没有想到会成书，本来是一篇文章，大概是在2011年2月份，我在书里面也写到了，很简单，当时我住在人民大学旁边，突然被房东赶走，房子不再租给我了。我是一个焦虑型的人格，当时放寒假了，我特别抓狂，在火车上不停地打电话给很多人，给很多中介公司。我回来就要有房子住，要不然没地方工作。
找房子的同时，我就在想，我们这一代人，努力奋斗却无功而返。我读博士，留在人民大学任教，还落得如此下场。那么，肯定有很多人比我的处境更困难。我对此很好奇，我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于是那个寒假，我开始在家里构思这篇文章。这就是我写作的最基本的动机，我希望通过我个人生活上的困境来观照我们这一代人，甚至不光是我们这代人，只不过我们这代人最为典型。
恰恰在30岁的时候，我进入社会；而当我和这个社会遭遇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世界跟我想得完全不一样。顿时，我有一种从梦中惊醒的感觉。该怎么办？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想把这本书本限定为纯粹文学的研究；我希望在更大范围之内，在更普遍的问题上跟我们这一代人，甚至是我们的父辈，还有我们的后来人进行对话和交流。
书写了一年，写得很慢，因为里面涉及到很多我不熟悉的问题。写出来以后我也没有拿出来发表，因为觉得会很矫情，你不就是买不起房子吗？何必这么矫情呢？你等一等，十年肯定买得起了，或者学校给你分一个小房子。但是我觉得这不是问题的根本，这是我切入问题的一个出发点。
后来文章在天涯发表。天涯那边看了这个文章以后，觉得有一些冒犯的东西，比如说我里面批判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新闻出版总署有个规定，就是文章里面不能出现“权贵资本主义”这几个字，所以要求我把这几个字删掉，文章的题目也改了，觉得《80后，怎么办》有点冒犯，就改成“我希望我们找到那条路”，非常励志，发了删节版。后来北岛和李陀先生他们看到我的未删节版后，觉得很好，就发在《今天》上。当时发出来有一些反响，特别是我身边的阎老师，他很快就看完了。看完之后我们两个都在香港开会，当时借阎老师的房间睡，阎老师说，“你这个文章非常重要，你应该把它写得更充分，毕竟很多问题还没有发掘出来。现在是在谈论你作为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完整的硕士、博士人的一个想法；但其实你要有底层的经验，你应该关注比如说农民工群体，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肯定更困难。”当时受到启发，也勾起了一些我自己的生活经验。我2006年在广东的东莞，有一段近乎农民工的生活，两三个月我一直在东莞生活，跟农民工朝夕相处。当时我做一个社会调查，了解东莞农民工的思想状况。由此我在书里面扩大了对80后，尤其是80后农民工的思考。80后的农民工有一亿人，这个庞大、沉默的群体，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对世界有什么想法？
同时我也觉得，仅仅从我的角度对他们进行书写或者观察可能是不够的，所以我就又补充了一些访谈、采访。2014年4月，我又去广东待了一段时间，在东莞采访了一些农民工，私企的老板，同时还有一些在国企的员工，我想从不同的层面，通过一些代表性的80后普通青年，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采访的时候我尽量不设问，就是聊天，不想有太多先入为主的东西影响他们思考，而是想让他们呈现出一个自然的精神状态。
整个稿子从2011年到2014年，花了将近三四年的时间。中间也联系了很多出版社。我觉得很奇怪，我认为没有什么冒犯的东西，但是很多出版社会拒绝出版，最后转到十月文艺出版社的赵老师还有韩老师，他们特别大义凛然，立即就出版了。韩老师给我写了很长的意见，我看了以后特别感动，他说这是一种真正在场的文学批评，不仅是身体的在场，同时也是心灵的在场。作为一个在大学里面有教职的人，在我目前所写的所有文章里面，这一次是我自己最看重的。
我以前也出了几本书，那些书出了我都自己藏起来，不送人，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为了评职称。但是这本书是我一个心愿，通过这本书我想和我这一代人沟通，发现真正的问。这里面有很多我的偏见，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这本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更是一种提问的书，可能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可以在一个共同的前提下我们来讨论。这是我特别愿意看到的效果。
韩敬群：谢谢庆祥。刚才庆祥提到，在整个书的出版的过程里面，阎连科老师从一开始读到庆祥的书稿，包括给庆祥提建议，包括在书的出版过程中四处推荐，一直在不遗余力对一个后辈年轻的学者尽他作为一个前辈的责任。不管怎么样，我们也要特别感谢阎连科老师推荐这本书，而且感谢阎老师对庆祥的鼎力的支持。
我注意到，阎老师作为一个前辈的作家，他始终在关注年轻一代的写作，以及与年轻一代的写作相伴生长的批评；所以也特别想听听阎老师您对这本书的看法，如果有可能的话，听听对您一直关注的80后一代的文学写作和批评的看法。
张悦然：阎老师刚才赶路比较匆忙，他先让我讲。这个问题我跟阎老师跟庆祥都谈过，阎老师说，他在最初的时候对80后一代，可能具体的是80后的写作者，80后的批评家，这样一些创作者，他寄予了很多的期望。十几年前，在80后刚出来的时候好像是一种特别横空出世的姿态，好像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代人会特别特别的不同，大家觉得这代人无论是写的东西还是想的事情，还有他们的表达方式都会和50后、60后、70后完全不一样。
但十几年过去了，阎老师再看所谓的80后，他也坦白对我们说，其实有很多失望的，因为他没有看到我们这代人表达出来任何不同于之前几代人的新思想，在文学领域他也没有看到这代人呈现出真正的有别于之前几代人的出色作品。我觉得阎老师作为一个外部观察者，他提出一个问题，这代人至少对他来说是那么值得期待的一代人，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80后，怎么办》这本书是庆祥作为一个内部的经历者所提出的一次自我反省。就是80后这个群体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或者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什么使他们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使他们失去了最初的那种可能封闭的、尖锐的东西，使他们变成了现在温和的，并且妥协的，极其适应体制的一代人。
在这本书里面，我的作品很荣幸作为杨庆祥的研究案例存在，放在其中有一段叫《从小资产阶级梦中惊醒》中。他选取我的那篇小说，名字叫《家》，大概内容就是，一对年轻的夫妻，我们姑且认为他是80后的一对夫妻，在丈夫的公司给他升职后，却不约而同地一起离家出走，去了四川做了地震灾区的志愿者了。
这个小说表现出了一种80后对于精神力量、历史现场感的极端需求。在2008年那几年，这种现象会表现得特别特别明显，这代人急需抓住一股精神力量，使他们摆脱这种可能他们已经觉得有问题，或者已经感受到极其不适应的平庸的、日常的，他们觉得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平凡的生活。杨庆祥这本书里有更多的分析。
我觉得很有意思，杨庆祥不仅是从一个角度，不仅是从一个群体，还从80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人群进入，比如里面既有东莞的打工者，也有像刚才说的生活还非常优越的这样一对衣食无忧的80后的夫妻，然后去发现他们遇到的问题。可能是沉重的生活问题，比如说房子的问题、工作的问题，也可能更重要的问题，不如这代人的精神困境。这本书里面，我觉得杨庆祥把这两点都表达得非常好，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本书是在为我们寻找出路的感觉。
阎连科：非常感谢大家下午的到来。我刚才进来一看，基本这里都是80、90的孩子们，我以为50、60的人会比较多，显然这是为张悦然和杨庆祥到来的。当然，我来这里蹭一点人气，我讲多一点，你们也熟悉我一点。
首先讲一点，我的儿子和你们一样，也是80后，充满着希望。在15年前，或者说10年的时候，我对80后的认识和今天完全不一样。今天说句实在话，我很失望。我发现可能我这一代人，或者说很多人对80后这一代人有误判。比如我们在10年前，15年前，说80后这一代人非常反叛，好像反叛成为这代人的标志。
到今天想，这代人几乎没有反叛的地方，从长远讲，30年代，鲁迅、郭沫若、巴金这一代人不要讲，那是真正反叛的一代人，丢掉老婆就丢掉老婆，丢掉孩子就丢掉孩子，说不要家庭就不要；49年之后，我们发现真正的反叛者是我们的爷爷，他们真的是说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才是真正的反叛，没有任何犹豫，说走就走；后来再想你们的父亲这一代人，不管是真正的反叛还是假的反叛，他也反叛，他说革命就革命，青年上山下乡时，不管父亲同意不同意，扒着火车就到乡村去了，就到青海西藏这些边疆去了，这一代人也是反叛。我发现我们到80后这样一个反叛完全是一个误判，几乎我们找不到这个反叛在哪个地方。
我今天想这个事，80后，我们为什么当时会那么大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非常能够意识到，任何一个时代的进步，其实靠下一代对下一代的反叛推动的。当然我们说要靠知识、文化、科学等等那些有头脑的思想家、哲学家引导我们进步。但是从最初浅显的地方去走，任何一个在时代完全是靠年轻人对上一代的反叛，如果没有这一代人的反叛，这个社会几乎不可能进步。
我们今天仔细想，几乎没有发现80后对我们这个时代、对我们这个社会现实有一种反叛；我们不知道他们给我们社会，给我们的现实，给我们的时代贡献了什么。比如我们都知道80后，住房非常紧张，包括张悦然谈到过她写的小说，杨庆祥也谈到他的经历。但是今天我们说房价多高、房子多紧张的时候，完全是80后的父辈，爷爷们在说房子多紧张；我们几乎看不到80后的孩子真正出来站出来呐喊，我们为什么处在这个社会，我们为什么买不起房子，为什么结不起婚？为什么找对象出现了问题，我们的工作出现了很多很多问题。
这一代人依靠上一代人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现实，但他们很少自主发声。总体来说，我们会发现，这一代人的反叛是我们对他的误判，或者说，这一代人所谓的反叛，并没有给我们时代做出一个突出的贡献。
嘉宾阎连科犀利点评80后的思想困境
阎连科：80后是懦弱的一代，我对他们非常失望
第二个误判，说谈论这一代人的时候会发现，80后特别以自我为中心。但过往谈以自我为中心，更多是从家庭考虑，因为他是独生子女，因为是孩子，所有人要围着他转来转去，他以自我为中心。但是你仔细今天去想的时候，似乎不仅如此；今天说80后以自我为中心，更多是停留在物质上的，比如说房子、车子、口红、名包、名衣服，我想要，我想买，父亲母亲帮着我买，整个周围的人要为他奋斗。但是，在这一代人身上，几乎找不到他们在精神上以自我为中心。
我去年看那个电影叫《后会无期》。之前无论对韩寒本人有多么大的争论，赞成不赞成，但是在一点上，他至少体现了一点点我们期望的那种反叛，我们期望的一点点东西；但是看完这个电影的时候，对他仅有的那点期待，我也丧失掉了。看了那个电影你会觉得，这一代人精神上的一点点的自我为中心也丧失掉了。这个社会有巨大的吸引力，连这样的人也把那一点自我为中心的精神完全融化掉、吸收掉；像一滴水融入沙漠一样，你不知道这滴水到沙漠去哪里了。也许，这滴水滴到大海里你还有机会知道，它是存在的；但是滴在沙漠里你就知道这滴水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说，我们在这点上，确实有巨大的误判。
我经常在想这些问题，因为我读了好多和80后相关的书，起初靠张悦然推荐，后来杨庆祥推荐，再后来蒋方舟他们也有推荐；我还是非常希望自己不用活太老，和年轻人多打交道，让自己没有那么快被淘汰。但是经常想这些问题你才发现，我们对80后的误判非常非常多，相对50、60，80后，这代人是相当懦弱的一代人，懦弱到我们今天面对社会现实的时候，再也找不到一种80后的声音来了。
我们从1949年之后很少有一代人完整读完大学，完成学业，但是80后完成了。我们今天知道80后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你发现，他们完成了学业，却恰恰出现这么多懦弱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在现实上完全找不到他们在干什么，他们的心灵其实完全我刚才讲到，像一滴水泼向沙漠，完全消失掉了。
社会上出现这么多现实的问题，我们看网络、报纸，在微博上谈论，你发现对抗社会的，对社会进行思考的任务，80后凭自己的精力能够完成，但是他没有做这件事。问题出在哪个地方？这代人有能力做这个事情，但是为什么没有做？几乎我们今天找不到去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人，这是一件事情。
还有一个，对80后，这一代人几乎都完成了学业，但是到底读了些什么书？80后读初中、高中，原来经常谈论这个问题，原来说过一个具体的事情，为什么80、90的孩子有这么大的区别？那是因为他们的父亲，80的孩子的父亲大多是50后出生，90的孩子大多是60出生。50年代出生和60年代出生的人有巨大的差别的，也会在孩子身上体现出来。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整个中国从1949年之后完全处于封闭状态，我们小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旧社会，受的教育就是“我们生活非常幸福，台湾人才水深火热，美国人才需要我们解放他们。”但是80后完全知道世界怎么样。在他们之前，再也没有像这代人对世界了解这么清楚，但是恰恰是因为你们了解世界怎么样，你们反而对这个世界不发出那个声音来，完整的读完大学，又对世界非常熟悉，但是对现实、对世界几乎不发出声音来，这个非常可怕。
我们还在想，当年我们看到、听到韩寒一点文章、随笔、散文、博客，我们会发现，韩寒恰恰是一个没有读大学的人；完全靠一个没有读书、没有系统教育的人替你们发声，你们在欢呼。你们自己读完大学，到世界各地走来走去，到底有没有经过这样的思考？所以我经常在讲这些问题，这些问题都出现在哪里呢？
我刚看张悦然的《誓鸟》的时候，我真的被她的文字惊呆了，我们这代人对小说的语言真的是太拖沓，随便拿起张悦然任何一篇小说看，那个文字之严谨、细腻让我们毕生难以达到。当然你看完《誓鸟》以后，你也会说有很多不满意，但是过十年的时候你再想这个小说，其实和我前面讲的问题是有一致性的。
当然，我和杨庆祥看完那个《家》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激动；这代最重要的作家里面，韩寒也好，郭敬明也好，都达不到这点。我们渴望的某一种小说，至少算是开始出现了。也许需要有很多结合的地方，需要更多修整的地方，甚至需要更多反叛的地方，从《家》这个短篇里面你会看到这个，我非常喜欢这样的。
基于同样的道理，我那次在香港在科技大学拿起杨庆祥这个《80后，怎么办》，说“看完以后我那么激动，就像当年毛泽东那一代人看中国农民调查报告一样，就看我这一代人看邓小平的黑猫白猫，逮住老鼠都是好猫的文章。”看杨庆祥的文章恰恰有这样的感受，我觉得终于有一个人，他把这一代人的问题集中进行了梳理和思考，你可以不赞成，你可以反对他，但是这一代人站出来总结他这一代人，这里面也有一些观点我不一定那么赞同，但是由于是他亲身的经历，他对这代人的思考，所以我对这书的喜欢，真的是完全像看马尔克斯的小说一样。当时觉得非常激动，然后就发了一个东西，说这个文章如何，就这么一个情况。
我觉得主要是终于有一个80后站出来认识我自己，认识80后一代人，所以特别激动。这本书其实我昨天又在家里看，我说心里话，有非常多地方令我惊奇，是我无法完成的。比如他对80后和历史虚无的问题，我的想法没有他那么深刻和系统。当然有很多地方他可以写得更好一些，可以更扎实一点。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在于说大家都说他写得好或者写得不好，而在于说他给我们了一个讨论话题的契机，让我们重新去认识80一代的人，认识这一代人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这代人到底为什么出现今天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这种状态。
但是有一点，任何我们今天说人生无论多么漫长，其实就那么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长个的阶段，就是90后现在的阶段，这个阶段长个。第二个阶段就是不长个的阶段，80后恰恰是不长个的阶段。最糟糕的阶段，就是个子越长越矮的阶段。恰恰是不长个的这代人，停止长个的阶段是最值得讨论的，一切的可能都在这一代人身上，都在他的过程中间，人生中间，停止长个的时间更长一点。
因此，我是非常希望所有的人都能看这本书，你可以看完骂它，可以把它撕掉，但是一定要知道他在说什么，这代人在讨论什么。因为讨论的是你们自身的问题。这本书远远超出了文学的本身，我完全不把它当成文学评论去看，而是一本社会性的，80后关于这一代人的思想对比，一个文化对比的自我认识的书，文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本书从文学、自身、历史进这三个点进入完成讨论。我个人觉得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点可以讨论。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看到，可以骂他，可以讨论他，可以和杨庆祥进行对话，来形成我们今天重新介入社会，介入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窗户。是他给我们打开这个门，让我们走进去看到无限的可能，哪怕是争吵的、丑陋的、懦弱的，乃至是正能量的、光明的，什么都可以，但是他给我们一个讨论的契机。
说实话，如果不是这本书，我们完全无法坐下去讨论。否则就会有人说我是年龄大，没资格讲这个问题。但恰恰《80后，怎么办》这一本书给我们这么一个平台，我希望所有人来看它，看完对杨庆祥，这对本书、出版社都形成一种了解，重新认识这一代人，重新认识我们社会的现实，重新认识我们自我。
嘉宾主持韩敬群和本书作者杨庆祥
杨庆祥：这本书献给同时代敢于思考的人，他们在受苦
韩敬群：阎老师讲得好，刚才他这个比喻是一个身体上的，实际上人长个不长个最重要是这儿，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灵魂。这方面大家可以看到，阎老师始终在长，长得比我们都快。
我也从自己的阅读经验略微补充一点阎老师说到的关于80后对自己这一代的情况。实际上杨庆祥在《80后，怎么办》里面提到过一本书，就是涂志强《个人悲伤》，前年出版的一本书。我当时读到非常震撼。其实那本书是从生活的层面上，我觉得它了解了我们80后一代的生存的困境，咱们今天的主题叫一代人的困境。当时读完之后我有很多很多的感慨，我为什么要呼应一下阎老师呢，首先这么一个写80后一代人的困境的书，真的是有一个50后的作家写的，真不是我们自己写的。我看到以后，真的是兴奋，也有点激动，一口气在微博上连着发了好多条，关于这本书的呼应。我提到，如果时光倒退30年，我说我相信我自己和我的很多的同一代人都是那个时候的涂志强。那么我们要感谢80年代，就是我们会感谢我们上个世纪的80年代。你会觉得在那个时代，我们的挣扎，我们的所谓的奋斗好像还有一些可能性，就是这个可能性你也不能确定它在哪里，但是当时我们确实努力的学习和工作，我们都知道，只要你怎么怎么样，你就一定能怎么怎么样。它有很强的因果关系，逻辑关系在里面。
但是后来我觉得在涂志强《个人悲伤》里面我们确实看到了，大家看这个涂志强，他当然资质不是那么出色，不像杨庆祥、张悦然那么好的天资，但是他非常的努力，非常非常的努力，而且非常非常善良，一直在挣扎，最后大家可以去看，他写得比较含蓄，因为没想让大家特别绝望。但是，说实在的，我看得非常沉重。
人生出彩，梦想成真，那不是我的话，那是习总书记的话，是习总书记自己对中国梦的阐释，就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就是落实到每一个中国人人生出彩，梦想成真。我当时就说，不是这本书，在涂志强的《个人悲伤》，因为当时我们的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答记者问的时候也特别提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的问题，正好习总书记又在说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我在这个时候我读到涂志强的《个人悲伤》有很多的感触，我说确实大家会看到，我们的社会阶层的固化的问题，就是中低层的我们这些年轻一代，没有背景，不是富二代，也不是官二代，我们的上升通道在哪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觉得其实杨庆祥作为案例分析了这本书，非常重要。但是确实，这个问题是由50后作家提出来的，不是我们80后的作家。
我在看涂志强的《个人悲伤》，我想到中国文学里出现一些柔韧性，出现一些新的形象、底层的，类似于底层在奋斗，老是找不到出路，最后被打回原型这种人物。杨庆祥也提到，《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面的盖茨比，其实在西方文学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形象，非常有意思。我觉得这样的文学书写可能在80后里面，可能也会出现。这是一个。
再有就是确实在杨庆祥用思想随笔的方式，他非常敏锐、非常有力量的触及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应该为他骄傲，这是我们这一代也是一个代言人，他也未必有意识要做，但是他确实非常敏感的提出了这个问题。
从这本书的写作过程里面，我们可以说，也许我们有一些定位，说它是一本失败的书，因为他的经历来自于一个个人经历的失败、挫折的感觉，我可以说它是一本失败的书，从失败的感觉里面产生的。
再有一个，也许它是一本愤怒的书，就是因为这种挫败感产生了这种愤懑、不平的情绪，来写这种书。
我觉得在写作批评里面要有这两种不平之气。大家知道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不平则鸣，就是我觉得不平则鸣可以出好文学，不平则鸣也可以出好的批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庆祥这本书是不平则鸣的书，是一本愤怒的书。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学者，杨庆祥在写作的时候还是把他的愤怒克制在一个合理的层面，当然有一些愤怒的情绪被我们比较滑头的出版人修磨得比较没有棱角。这个要抱歉。
为什么今天这么多的朋友们愿意来听，我觉得一定是有很多感同身受的地方。从提问的角度，这本书做得非常好。当然有的时候大家也许会想，是不是我们这位杰出的批评家会告诉我们怎么办呢？他这本书我想目前看，它主要是一本提问的书，虽然杨庆祥在这本书里好像隐隐约约地点到了这个怎么办的问题。我想，也许是他自己不方便讲还是什么的。最后书的结尾说，怎么办呢？“从小资产阶级的白日梦中醒来，超越异己的失败感，重新回到历史的现场，不仅仅是讲述和写作，同时也要把讲述和写作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实践。”这好像是不是杨庆祥开的一个药方？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杨庆祥自己如果让我从这书里找药方，我想只能找到这些。
下面我倒想听听杨庆祥关于这个问题有没有新的一些思考？
杨庆祥：我觉得作为批评家，最重要是做一个提问者。我昨天刚刚看到龙应台的小文章，其中有一句话，我很认同。她说，“这个社会就像一辆公共汽车，大部分人都是坐在这个车上，也不看车外，就随波逐流，这个车把他们带到哪里去就带到哪里去。但是总是有那样一些人，他们总是很好奇，就像幼儿园的小孩，有叛逆感，一定要伸头，伸出车窗外看看这个车到底往哪里开。如果发现车开得方向好像和他们想得不一样，他就喊出来了，这个车开错了，要调整一下。”她说这种人，就是这个社会里面的思考者。这种人越多，这个社会可能会走向一个更好、更高级的社会，如果这种人很少，这个社会就可能非常危险。
我这本书的扉页上有一句题词，叫“献给我的同时代的人”。其实本来有两句，后来被出版社的老师考虑删掉后半句。后半句是“他们正在受苦”。他们觉得不能以偏概全，有些人可能过得很好。我觉得也对，所以就保留了前面，献给我同时代的人。但是我觉得更严格一点说，这个范围要缩小，其实是献给我同时代的那些敢于思考、也热爱思考的人，这是我特别的初衷。
刚才我们在下面小坐了一会儿，韩老师说他以前觉得80后很偏激，现在可能会矫正一些观点。阎老师当时对80后充满希望，后来慢慢变得失望了。我这篇文章最早的题目不是《80后，怎么办》，是《80后主体与文体》，其实我主要是想讨论80后的创作。后来我发现，这个框不住我的问题，或者这个面太窄了，没有办法把我对这一代人的思考提炼出来，所以最后才改成《80后，怎么办》。
作为一个同时代生活的人，我对80后这一代，观点是越来越偏激。我特别赞同阎老师刚才说的，我们这代人，如果站在2015年的节点上来看，是失败的。我会非常坚决，甚至有点刻薄地看我们这代人的状态，就是失败的一代。为什么呢？这个失败不是说此时此刻买不起房子，或者此时此刻找不到工作。这种失败是指针对1980年代初我们的父辈，对80后的这种期望和规划，我们自己也对自己充满期待，以为我们可以走出一条新路，我们可以构建一个新的生活方式，至少在最低的层次上，我们可以构建一种新的表达自我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在2015年这个节点来看的话，这些全部都失败了，所以我觉得80后是失败的一代。
刚才阎老师提到韩寒的例子，我身有同感。我的书里面有一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叫“假面的抵抗”。我们这一代人并没有形成我们所期待的抵抗主义。这种抵抗主义在一个近十年变化特别大，都变成了投机主义，80后都变成了投机者。韩寒、郭敬明他们利用自身在文学，韩寒应该是在杂文的领域象征资本的积累，迅速服从于我们这个时代最主流的、也是最庸俗的价值观念，就是谁赚了钱财就是大人，然后立即把他们的资本转移到能够最大程度上实现利润的比例，比如电影。我知道最近韩寒的团队在上海开了一个餐馆，叫“很高兴遇见你”，一开就是十几家。我觉得，如果一个时代处在最前面的思考者都如此简单的认同于这个世界的商业逻辑和资本逻辑，我我们这代人就玩儿完了。
所以在这一点上，作为一个愿意思考的人，不愿意服从简单的规则的人，我要特别反思我们这一代，怎样从我们的语言、表达方式、生活方式方等不同方面提供一些抵抗式的东西。这是一直困扰我的，但又非常重要的问题。
不是说抵抗就说游行示威；抵抗有更多的途径，比如你写书或者生产出一个特别有力量的产品，文化产品，也是可以的。一个伟大的小说，一个特别经典的电影，我们大家知道，从《小时代1》一直到《小时代4》，再到韩寒的《后会无期》，再到何炅的《栀子花开》，我们这个文化的生态恶化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我相信稍微有一个思考能力和鉴赏力的人都能明白到这一点，但是他们居然大行其道。在这样一个文化语境里面，就像张悦然说的，我们怎么思考，这是需要我们考虑的。80后正是社会最中间的力量，但“中而不坚”，你是在中间，但是你不坚硬，不坚挺，也没有抵抗的力量。怎么在这个时候停下来？好好思考一下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和这个世界进行对话，这是我要提供的，如果有方子的话，这就是我提供的东西。具体的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
著名作家张悦然认真探讨80后的精神出路
张悦然：我们80后是时候停下来，好好认清自己的处境
张悦然：我也不觉得刚才韩老师说杨庆祥在这里面没有回答怎么办。事实上，我们提出问题，然后停下来看到自己现在的处境，这可能就是我们最需要的。其实很多的变化，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在十几年前，我自己感觉，在80后刚刚开始作为一个群体走上舞台的时候，那时候他们说什么都会觉得是叛逆，只要一张嘴，就觉得你是在另外一个语言说话。对阎老师说，这是很新奇的物种。那个时候你只要张嘴，你就是陌生的，就是特别的。但是现在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有一张嘴，但说什么都不再新鲜。都是在用已经有的规则，已经有的话语方式在说话。所以这十几年为什么发生了这个变化？这个是一点一点发生的。我们能够停下来，如果能够看到自己现在的问题，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说到我自己所做的和文学创作有关的话题，我也觉得文学的环境确实特别差。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很讨厌被叫作青春文学，很讨厌被作为一个不成熟的群体看待；但是现在我们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反而是当时作为不成熟群体所发出的声音。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我们还认为“残酷青春”的东西，是一种不深刻的状态。现在看来，残酷青春真的就是一种叛逆的、尖锐的状态。不然，你看看现在成了什么？清一色的鸡汤文学。为什么出版家会出那么多的鸡汤文学，是因为读者需要。为什么读者会需要？为什么你会所有的读者会觉得那样的书能够走进我的心里？这难道不是一代人的精神状态出现了问题吗？你们需要的东西不再是叛逆的东西，而是安抚心灵，像甜食能够一点点的安抚心灵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从写作上来看，如果我作为写作者，如果我能够认清我的处境，不向这样的环境妥协，沿着自己的道路去走，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我觉得就做到了像杨庆祥所说的要求。
我想，也许每个人都是这样，可能需要先认清这个环境，再找到自己的初心，自己的理想，沿着原来的方向去走。
韩敬群：张悦然讲得很好。稿子出来时，在网上有一些网友跟杨庆祥互动时，有的就提到他，说作为人大副教授，他怎么那么矫情之类的。实际上杨庆祥写这个书的时候是2011年的2月，那个时候他的状况跟今天可能还是有所不同的。当然那时已经是开始崭露头角的批评家，但是今天可能也就是四年左右的时间，杨庆祥已经成为80后这一代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的代表。大家可以看到，杨庆祥随着他自己的努力、勤奋、锐利，他逐渐在批评界成为年轻一代非常出色的代表，而他的境遇也就发生一些变化。每个人的境遇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包括张悦然的情况也会有类似。大家残酷的青春会过去，慢慢会随着自己的成长，个人生活上的，包括社会名望各个方面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也许有一天我们会走到自己的对立面。
像杨庆祥提到的资本的逻辑，资本的话语圈套，非常非常强大。其实不光是80后，这个时代笼罩一切，有人说悲凉之物遍布华龄，我们会觉得所有的话语的逻辑大家面临的是一样的，不会光是80后。
一个批评家讲一个事情，他说我们去反对某种模式的千篇一律，最后我们反对的方式也是千篇一律的。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吊诡的情况：就是我们努力的去破除，像刚才说韩寒的这些东西，在这个时代资本逻辑是什么？它会让一切的反抗，一切的特立独行都会变成流俗。我觉得这可能不光是80后的问题，包括我们60后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我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既然大家都面临的一个问题，阎老师是50后的代表作家，他也不会例外。我想他作为一个非常艰难却又非常坚定走在自己艺术道路上的人，这样的压力、这样的屈迫感，我想对他应该是存在的。这是我主观的猜测，想听听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今天这种妥协一切的商业社会的逻辑，我们怎么活出自己？
阎连科：我有时很无聊，比如每天下午看电影。昨天我下午还看《煎饼侠》，一个人告诉我，说老年证拿出来可以便宜一些。他们想我这一代其实是被淘汰的一代。但是当你说你喜欢《煎饼侠》，坐那儿看的时候，人家就觉得你其实还没有被淘汰。但是我看得时候在想一个问题，这么简单的电影，就仅仅只说了一点点我们的梦想，要做一个煎饼侠，而无论是艺术到拍摄过程，几乎没什么可谈的地方。为什么我也喜欢？因为它提出了一点，就是刚才杨庆祥说的，我们都是失败的一代人。这让所有看电影的下面坐的人，尤其是80、90的孩子们，他非常清楚这个电影也好玩儿，也好笑，他触动了每个人最内心的神经，我们都是失败的一代人。你要实现梦想，你也只能在煎饼侠那个地方想一想而已，真正做是做不成的，就像电影结尾说，我这个电影也是播不出来的。
不管电影如何，我觉得恰恰在这一点上，80后今天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不是说《煎饼侠》电影好与坏，但它至少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失败的一代人。恰恰是这一点打动所有观众最柔弱的地方。当然大鹏用不同的方式，用笑、荒诞、用夸张，用一些明星，用一些中国很有血统的东西来表达；但是正好是在这一点上，《80后，怎么办》从另外一个角度，以最复杂、最深刻的另外一个结构，去谈论这个问题。《煎饼侠》仅仅告诉我们一个信息，我们都是失败的一代人，这本书恰恰他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都是失败的一代人。我说喜欢《煎饼侠》的可以看看《80后，怎么办》，那些人仅仅告诉一点点，我们是有挫折的，我们是失败的，我们的梦想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恰恰在这本书上，完整的，甚至你赞成不赞成的告诉你，我们为什么会失败，谁让我们失败？我们以后有可能会怎么着？我觉得这个书的意义恰恰在这儿，我们不是说所有看煎饼侠的人都看这本书，但是恰恰它真正谈论了这些问题。
如果说失败的话，任何人会以个案说，杨庆祥其实非常成功，真正80后批评家里面的翘楚、带头人，他其实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我们从这本书来说，恰恰杨庆祥是从文学上、历史的、个人的三个向度谈论我们这代人的失败。这本书的意义不在于你杨庆祥是不是成功，而是我们谈这代人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谈论杨庆祥的成功与失败都没有意义，但是他谈论的是这一代人的成功与失败。我们今天说张悦然也非常成功，她的小说写得那么好，那么早就成名了，今天也是人民大学的老师，没什么可谈。你不能用成功失败来谈论个人，而是这一代人。反过来说，你不让张悦然谈论，杨庆祥谈论，谁来谈论我们这一代人？所以我想今天恰恰可以摆脱张悦然，可以摆脱杨庆祥，我们共同参与。
所有的媒体，都应该讨论这个。而不是什么《煎饼侠》，《捉妖记》。今天我一看《捉妖记》票房超过了《泰囧》。《捉妖记》我看了，非常无语，你看，这个钱流到了他们的口袋里，但是电影本身真的是垃圾得不可思议。
我看电影的时候，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太多讨论社会制度，讨论我们这个社会整体问题，说经济问题，说房子问题，我隐隐约约感觉到，我们这个民族最可怕的是从80、90开始，文化滑下来了，这个才是真正值得担忧的，电影坐在那里，大家一片掌声，这个效果非常好，真正给一点点对人、对社会有思考的电影，大家反而不会看，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好。不能简单归就于没有艺术院线的问题，我们某些电影没地方放，这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对文化、艺术没有保护，我觉得要思考的谁把我们这代人引导到这个地方来了。
我们80、90的孩子开学讲课，第一个孩子来自于青海的，青海的孩子你想多纯真？上去讲话，一张口就是毛泽东的思想，当时完全上去，完全真的是一个天外来人，完全是比毛还毛的人。当然这个没有什么不好，完全没有什么不好，我觉得非常好，这恰恰说明他的纯真和单纯；还有一点，孩子喜欢类似《捉妖记》这样的电影也没有错，但是有一点最深层的，就是为什么别的地方会出现10%、1%的人喜欢别的电影？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出现？即便出现，我们会不会喜欢？恰恰在这个书上，杨庆祥告诉我们，我们关心什么，我们不关心什么，那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可以不关心那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小时代3、小时代4、小时代5，可是你关心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关心另外一个问题？我想我们的问题恰恰在这个地方。
主持人：我要告诉自己的就是，这几天我得让自己看电影，买电影票去，看得太少了。
其实关于庆祥这本书可以引起的话题是很多的，刚才阎老师说到我们可以从文化随笔的角度去读这本书。当然，实际上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庆祥毕竟还是一个评论家，我们更多还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非常好的文学批评的文本。那么我非常简短地说几句话，把时间留给跟大家的互动。我想说，庆祥和他所从事的文学批评，我曾经概括，是带着自己的灵魂的生命的印记和血肉的、温度的，或者借刚才庆祥说是在场的：一个是生活的场，一个是在文学的场。这样的文学批评，我觉得是我心向往之的文学批评，当然这本书也有它的缺憾，我个人会觉得，可能因为篇幅的关系，有一些问题的开掘可以深入一点，包括举例就个案，似乎还可以更丰富一些。这是我对他不满足的地方。
我会有更大的期望。我跟庆祥说过，我希望中国会出现类似于向美国的埃德蒙威尔逊的作家，把自己的人生经历，还有对文学和文学作品对一代人的经验的融合，都能够放在一起，而且用特别好的优美的文笔。所以我期待庆祥下面的写作。
下面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咱们在座的朋友们互动。
前面是五个提问有书的赠送，大家可以跟咱们的三位嘉宾互动。
提问：各位老师大家好，。我下面想问一下阎老师，您觉得我们批判的意义，或者50-90后会有进步吗？您对于当下的这样一种现象会不会是觉得进步了，您觉得特别乐观还是有点失望？谢谢。
阎连科：我觉得你要看《80后，怎么办》这样的书，因为80后、90后没有出现这种书，你看50、60、70他们谈更多的现实问题，甚至谈到年轻人的就业问题，法律问题，就业问题，包括文学问题。他们自身不说，你关心的其实还是你个人的问题。另外一个，一个社会的进步一定是靠那些咱们今天说的，对社会深刻怀疑的人推进的，而一定不是对这个社会现实有深刻赞同的人。包括西方任何一个国家，也是那些怀疑的人在推动社会进步，而不是那些每天在高唱美国多好多好的人，那只会让美国会原地踏步。所以我想任何人，不光是阎连科、杨庆祥、张悦然，任何一个人，即使你不是对这个社会充分批判，你至少要怀疑一点问题，你对这个社会产生了怀疑，你对这个社会就充满信心。如果没有任何人怀疑这个社会，那个社会真的是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但是有人怀疑他，我们就可以对这个社会充满一点点的信心。
提问：我算是一个体制内的人，今天很偶然的机会来到这里，几位老师有没有想，之所以我们这一代会出现这么多问题，是与我们巨大的生存竞争、巨大的生存压力相关的？就想请几位老师说一下怎么从我们这代为什么没有办法出现从底层或者从工人中出现比较深刻的评论家，或者是批评家。
杨庆祥：提的问题的前提是说我们现在的生存竞争如此的激烈。首先我想说的是每一代人生存都非常激烈，你恰恰没有了解你父辈的历史，甚至你祖辈的历史，他们生存比我们更激烈。比如阎连科老师他们那个时代同样很激烈。
第二，我们应该追问，至少在我这里我会追问，为什么生存变得如此之艰难，源头在哪里？在我看来，最近20-3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过程，一方面是一个财富积累的过程，但是另外一方面，与这个财富积累同时进行的是一轮新的财富的剥削。在这个剥削的过程中，一部分人利用他们现在的资本和资源攫取了绝大部分的资源和利益，这个过程中，留给其他人的东西会变得很窄，这是需要我们反思和批判的地方。一个很大的蛋糕，很多人抢过来，切掉就拿走了，剩下的人就是一些渣渣。社会学有一个叫电梯理论，一个正常的社会就是不管你是有先有后，至少可以等待，然后就上去了。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电梯上来就不下去了，没有电梯，就挤不上来了。中国最大的问题就在这儿。
观众：针对大家刚才考虑的问题，都说80后生存压力比较大，但是我觉得我们80后生存压力应该是最小的一代，我们的父辈们他们面临的问题，今天是吃高粱还是吃玉米，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今天是吃盒饭还是下馆子炒两个菜。针对住房问题，我们父辈都是两三个孩子挤一间房子，还是把他们分开，是我们所考虑的是，我两个人是住一房一厅还是两房一厅的。如果说生存压力，障碍的是跟他们比没有什么生存压力，我们面对的物质诱惑太多了。我们为什么不叛逆呢？如果我们屈从的话得到的东西更多。但是我们父辈的人不管是反叛还是屈从，对他们来说区别不是太大。但是如果是我们这一代人，如果我们屈从一点，比如在生意场上，我可能得到的更多，利益更多。如果是在职场上，我谄媚一点，可能了解我自己了解的东西，我考个公务员，跟上级说我违心的话，我就会升官加职，得到的东西更多。我们这一代人不是说不叛逆，关起门我们讨论也是很激烈的，打开门我们就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问题应该是，如果出好的作品，要守得住清贫的人；但是我们出了很多网络作家，他们的收入都非常高，几百万，上千万，因为他如果写这些都是比较谄媚大众的东西，他能得到很多。如果说他不谄媚大众的话，得到的就很少。他通过这些东西可以得到豪宅、豪车。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可以看到这些东西。我想表达一下，为什么杨老师说我们这代不够叛逆，我想说一下为什么我们不叛逆，这个应该已经有答案了。
观众：请问一下阎老师，什么使得我们80后成了懦弱没有声音的一代？
阎连科：我刚才简单说了一下，大家都完整接受教育，但是读的书非常值得怀疑，就是受的教育是值得怀疑的。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社会资本的强大。这是一个可怕的事情。刚才有同学讲到，这个作家要守住清贫，那个不能要求作家守住清贫，那个公务员更要守住清贫。
还有一个，清贫这件事情，因为曹雪芹写出了红楼梦，但是托尔斯泰因为不清贫才写出那么好的小说。各方面的例子都非常多，但是我想，还是脑子我们自己要认识很多问题，这一代人，我想不光是你们这一代人，上一代人，我们今天是因为讨论80后、70后、50后、60后，真正刚才说的有抵御的人很少，可能四五年前很多，三年前很多，这个数字一定是一天一天减少，为什么减少，我们心里都非常清楚。
提问：谢谢各位老师。想请问杨老师两个问题，一个是您成书之后有没有在此之前感觉到非常重要的某一部分？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写到书里。
第二个问题是您肯定做了很多的大量调查，很多，有没有遇到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两件事或者人。
杨庆祥：书是断断续续的写，所以基本上在我所能够努力的范围之内，基本上我就不展开了。当然后面也做了很多笔记，可以把它写得更丰富，但是我觉得时不我待，写一本书三四年已经够长了，尤其这本书很薄，就把它拿出来了。
第二个问题，在采访的时候我从2006年开始做社会调查，做了很多问卷，也有案例的采访，确实碰到很多让我非常惊讶的事情。举一个例子，我其中有一个采访对象是我高中同学，但是我们高中以后就各走各的路，很多年不联系。后来我在此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有很多财产的老板了，我就了解他当年在广东的经历，特别让我震惊。就是他有一天走在街上去求职，最后迎面走来保安队的。不知道各位对保安队有没有印象，90年代初警察力量不够，他们聘请了大量的退伍军人做联防队，就是业余警察，他们行使警察的权力，但是没有警察的名分，他们有很多的展开的余地。这个联防队的人一走过来就看到他就说，跪下。他以前被抓到很多次了，见到很害怕。然后就跪下，保安队的人把他的包一脚踢开，他书里面有他的内衣，很破，因为他每天只有一两块钱的生活费，他以前学画画的，有一些画笔，掉得满地都是。他说你为什么要抓我？他们说怀疑你吸毒，因为他已经饿了一个星期了，骨瘦如柴，但是发现没有任何东西，保安队的人就说，“滚！”
这是他在人生中受过最大的羞辱，在大庭广众之下，把散落一地的东西一件件的捡起来。他说他特别感谢孙志刚案，如果没有那个案件，他们每个人都要受到这些侮辱。我当时非常惊讶，我相对他来说很顺利的，一直待在学院里面，没有受到过羞辱。原来在我的事业之外，有很多的人受过这样的待遇，这个待遇发生在我这里，我觉得不可以想象，但是他每天都在真实的发生，这是我觉得我特别震惊的地方。
后来我觉得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这个事情下一步就会轮到我身上。我当时问了他，说你当时不愤怒吗？他说他当时想的是什么？他说他当时跪在地上想的是，他有一天一定要混到出人头地，混到更牛的人管住这些人。当然了，他的思考框架和我不在一个平台上，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对话。
提问：阎老师，我是北京作家协会的。前两天我们跟作协到河北开了个会，会上很多老同志也谈您，谈您的作品，许多40后对您的作品，魔幻现实主义也不接受，是非常坚定和饱受的写实派，说阎老写的东西又虚又幻的，好像有点没有根基似的。但是我个人非常支持您的作品。我想到一个问题，其实在代际之间，很多作品的形式是变化的，比如我们从40后、50后到80后，这个您有没有想过，用另外一种形式会结合80后、90后的兴趣点，核心内容也是像您说的反思社会，用他们的形式逐渐推这种内核，然后让更多的人接受作家的思想，这样能够让纯文学的我们去思考社会的这批作家，就是我们的作品不至于老停留在很清苦的象牙塔里向外拓展。现在大众文化和纯文学已经是大众水火不容，我们能不能有一些作品像西方一样有更多的中间派，他兼有纯文学的思想性，但是呢，他又有通俗文学的那种可读性？
阎连科：非常感谢。首先一点，我每天都在想我能不能写一个通吃的小说，朝思暮想为这件事在努力奋斗，80、90、40、50、60都喜欢，而且每次写的时候，我找到那个再写，结果写完又不是，就这么一个情况。我每天都在想写的让更多人接受，结果总是没有完成，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现场人山人海
阎连科：80后缺乏集体层面的社会反思
提问：您有提到80、90后懦弱的东西是因为我们的教育。我特别想听听还有其他几位多说几句，多说说这些方面的事情。还有我想做一个倡导，为刚才回答的女士鼓掌，她真的有些东西戳中我们不愿意面对的事情。谢谢。
阎连科：我没有说80后这些懦弱的东西，当然也有类似的情况。追问下去，我们要看教育，看社会资本的强大，权力的强大，但是恰恰因此出现了一个问题，资本也很强大，权力也很强大，然后教育也非常潜移默化的强大，为什么这代人的内心不强大？不在于我们真的对抗权力，修整教育，说我见钱就不眼开，这些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内心强大起来。我能否做一个明白人，即便喜欢钱，但是我心里明白钱应该从哪里来。
做一个明白人是农民愿意说的话，但是做到非常容易难。回过头来，关于辛苦，关于苦难，我想横向比较比纵向比较好。父亲、爷爷很辛苦，纵向比较，发现我们比原始社会好多了，就没什么可比较的。我说这个就是希望我们更多的，要在同一个共同的圆的下面进行横向比较，为什么他那样生活，我只能这样生活。如果纵向比较，爷爷比较，那什么也别谈，我们这个社会确实比文革好，这个社会就没问题了。我想平面比较会更清醒一点。如何会改变，我觉得谁也没有，习大大那么辛苦也没有改变特别多的社会现象，凭我们改变不了特别多；但是有一点，我们内心要强大，要做一个明白人，我可以爱钱，可以爱电影、爱权力，但是脑子要清楚，什么是可以，要适可而止，敢于怀疑，敢于明白自己，明白这个世界，明白了什么都好解决，如果是完全不明白，什么都无法办。
《80后，怎么办》这个书恰恰是在这里面点出这一点。并不是杨庆祥比我们高明，比我们聪明，但是他给我们一个共同明白的契机，我也是从这本书上开始想了80后的问题。
提问：我作为一个80后，我想对今天各位说80后的失望和反叛的一些观点做一个我个人的反驳，我有三个问题，各位嘉宾可以有选择的回答。
第一个问题是，各位有的阎老师，作为一个长辈。你们是作为一个观察者，你们说我们80后不反叛，你们说我们80后没有独立思考，你们是否看到了社会足够部分，你们是否深入社会各个方面？你们说你们没有看到，有可能是你们没有收集到足够的素材，这个社会确实存在这样的人。你们看到80后的一批科技创业群体吗？
第二个问题是，阎老师您提到了，说50后、60后、70后诸多反叛的个例，但是我想说的是，在任何时代，反叛的个例都只是个例而已。现在这个时代，我们80后也有，您拿前辈的一些个例对比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您觉得这样合适吗？我觉得是不合适的，因为毕竟任何时代都是少数人走的路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路的。
第三个问题是我知道阎老师参加开讲的一个节目，现场会有一些青年的学生代表会提一些问题。您如果个人是否想分享一下您对当场那些学生代表提问的一些态度，他们提问的一些观点的角度，您是否想做一些点评，您怎么觉得的，您觉得那些学生是很没有自己个人观点的，很平庸的一些学生吗？
谢谢。
阎连科：等会儿我说到反叛问题，我其实不太用上一代人的个案，恰恰说的是上一代人激情反叛的多一点。我开玩笑，大家都往延安去，这是一个集体行为，不是个人。我们80后在任何时代找一个个案都是不合适的，这是非常清楚的。我的意思是说，80后反叛我们找不到一种积极的共存的东西，如各找个案，非常多，但是每个个案集合起来不能形成一个集体行为。个案是非常多的，上一代人也是有积极行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是非常庞大的群体，比如都到延安去，都是集体行为，是很多个案集合起来的。
第二个，我刚才讲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有一天国家领导人一定出在你们这代人身体上面，没有办法。但是科技人才这个，是两个概念。不能说80后的科技就证明我们的社会是进步的。80后的科技人员充满了正能量，带动我们社会进步，但是讨论人文和思想进步，和科技行为还是不同的。
张悦然：我替阎老师补一点，我认为您刚才说的这个概念是指青年创业者态度生活都非常积极，他们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去开拓视野。其实我们讲的不是一回事，我们在讲的不是说有积极生活态度的人，我们在讲的正好相反，是80后太积极了，我们为什么看不到那些否定的人，这个概念我们今天在前面提到的挺少的。但是庆祥这本书不断在做一个否定者，就是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对现在既定的制度，既定的规则提出否则的这样一些人，但是您说的青年创业者，其实也还是在现在有关的规则，现有的框架底下勤勤恳恳的工作。我们既需要那样的人存在，也需要一些质疑、否定现在已有的规则的一些人。
杨庆祥：关于采样，所有人文学科和所有的概念都面临采样的问题，讨论人类这个词的时候，所有有的采样都只可能在一个既定的范围进行采样，不能用另外的采样否定这样的采样。
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位朋友说的科技创业者，恰恰是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帮人存在，他们按照自己的兴趣进行创业，同时又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有独立的思维，有独立探索的精神，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希望，是我们愿意看到的这样一个结果。但事实的情况，至少据我的了解，并非如此。我们可以举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就是从1949年到现在，我们建国已经多少年了？1949年到现在，60多年，70年了，但从世界科技史的角度来看，我们真正能够拿得出一位像样的科学家在世界的舞台上，说他做出了独立的为整个科技事业做出贡献吗？对比之下，日本在短短100年不到出现很多人物。这里恰恰是我们需要反思，我们科学工作者是否太受商业思维的制约，人人缺乏独立科学探索的精神，这恰恰是我们重新反思的起点。我们的创业都是获取更多的利润，让我们的生活更好，是不是和我们倡导的科学精神，恰恰正是这一点，导致我们的科学、技术在目前整个国际范围内还是面临非常弱势的境地？
张悦然：大学教育可能无效甚至起反作用
提问：我个人非常感谢阎老师为80后撕掉反叛的标签，贴上懦弱的标签。80后确实在直面生存的问题丧失了一这口真气。我想问张老师两个问题，首先您如何看待文化产业的问题。第二就是我之前一直关注新概念文章。我其实在韩寒、郭敬明这一批新概念的写手当中，最喜欢的就是您的风格。现在刚知道您是从事文学评论和教育类的职业，所以我想请问您，原因在什么地方，会不会对创作造成影响？谢谢。
张悦然：文学产业化指的是？
提问：形式可能是不固定的，比如畅销书、电影、旅游、文化这种，将文学商业化。
张悦然：这个话题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了，比如阎老师讲到现在的电影，包括我刚才讲到的鸡汤文学的流行，确实我们也都在每个创作者不得不适应着现在的环境，这个环境比起我们最开始写作的时候要恶劣很多。我自己觉得，文学的产业化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性的问题就是阎老师说的，为什么都是单一标准的？为什么可能我们只能找到那么多《煎饼侠》和《捉妖记》的用户，而不能找到另外标准的拥护者。这个产业化里，我们80后、90后的读者、电影观众没有跳出这个标准，找到自己更喜欢，或者另外一些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单一标准是现在最可怕的。比如说，作为一个小说作者，这种鸡汤文学的流行，韩老师在出版社会遇到很多。现在书名应该超过10几个字才能出版，变成这样的逻辑。这就是单一标准的存在。
对于我来说，这个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一个作者不能够有自己选择的标准，自己的审美趣味的话，是多么可怕？还不如不出这个书，对不对？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反思的。
另外一个问题。说到我自己的经历，其实和刚才我们谈的问题有关，阎老师说，在座可能80%的人或者超过90%的人都有完整的大学教育，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我自己的感觉是，最大的问题出在我们的大学教育的质量。因为我自己觉得，在我开始写作的时候，读者都是我的同龄人，在那个时候我们交流，发现都是高中生的时候，教育当然也有很多问题，比如应试教育等等。但是之前的教育相对来说问题并不突出，因为目的很明确，就为了考试。
但是后面的这段，可能对人生最重要的大学教育上，这段教育可能是无效的，甚至是反作用的。所以80后才会变成这样。阎老师在追问，为什么你们都有大学很好的大学教育，为什么变成这样？其实，正因为我们有所谓“很好”的大学教育，我们才变成了这样。所以我现在的身份其实是一个大学老师，我自己希望我能够在跟我的学生的交流当中，我也许能够提供给他一点点真正有用的，也许对他一生有益的东西，这个是我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这对我自己的创作也是有帮助的。
提问：各位老师好，一开始的时候，各位老师在谈论“80后，怎么办”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把80后作为一代人一个整体来看的，没有做更细的区分。比如说区分男性和女性这两个群体。现在我想特别从女性的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过去的女性几十年前想的更多是相夫教子，勤俭持家，而现在的女性可能会有自己的梦想，甚至在某些平台直接和男性进行竞争。我想问张老师，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作为一个女性，您觉得对于现在那些不是只想着嫁一个好老公，过一个安逸的生活的奋斗的女性，她们当下面临的特殊的挑战、压力是什么，以及她们的出口应该是怎么样的。谢谢。
张悦然：这个视角我觉得没想过，我觉得一直会考虑80后的问题，但还没有考虑80后女性的问题。我觉得女性的压力和女性的面临的困境也许会更大，因为可能她们既要完成结婚生子等等这样的一些必须完成的人生使命，同时她们在事业上有很大的压力。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可能独生子女的原因，其实我们小的时候男孩和女孩都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我们面临的竞争的东西是一样的，没有区分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许是很大的一个话题。可能我们从80后，怎么办开始，后面我们可以再研究一下80后的女性怎么办。
小编手记：最后我们都成为了我们厌倦的人
1.
不到一年之前，我还不知道什么叫虚无。
想想也不奇怪。谈不上风云人物，但我在学校里混得也算顺风顺水。“大城市”、“中产”的标签，因为大学所在地的相对传统，倒成为我所谓的“比较优势”。在周围同学虚假或真实的吹捧中，我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和膨胀，仿佛自己真不费吹灰之力，就处于上等社会一般。“高端，聪明，世面广”，当初的自我定位，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有些羞惭。
那个时候，连写的文字都是浮躁的，我又怎可能理解虚无主义的无处不在？
直到出国留学，我才第一次被现实的巨大矛盾，狠狠地撕成两半。
国外的大陆留学生，一般混迹在两个圈子里：洋人圈和大陆圈。当同时在两个圈子涉足时，平衡两种人群及其两种思想的差异，就显得十分重要。
简单来说，国外富足安逸的生活环境，缓慢的生活节奏，使行为的意义变得不像国内般迅速被兑现。而经历现代化建设快节奏的大陆留学生，似乎还不习惯像国外的同龄人一般，勇敢直面人生带来的种种荒谬和恐惧。他们无所事事地抱着团，迫切从他者，从外物中寻求意义。于是，不知道为何，有的恋爱了，有的打牌了，更多的，是聚在一起对不在场者三言两语，指指点点，通过言语暴力，获得在自我在精神上的短暂欢愉，和情绪上的轻度发泄。
国外的学生们，有的在为政治信仰振臂高呼，有的在为学术理想勤恳研读；当然更多的，也还是渴望进入高薪行业，改善提高自我和家庭的生活环境。只是他们，大多是从自己内心出发，寻求自己人生追求的意义和方向，更重要的是，他们比大陆生们，更懂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去接受选择带来的种种后果。主体意识似乎从他们诞生之初，就流淌在他们的血液里。
而我，远不及他们。即使我不愿抱团，也愿意尝试面对人生如西西弗斯般的轮回和冰冷得恐惧的现实。于是，我如愿以偿得得到了虚无，一种不可言状，却又渗透在我思想行为方方面面的虚无。
回国后的情绪低落了很多，也冷静了很多。即使到了北京这个充满诱惑的大都会；更多的，我也开始去观察、去阅读、并理解这些浮躁的行为，背后埋伏着多少不安、迷茫与恣睢。
在三里屯，我看到的不是试衣间的暧昧，却是人们奔涌而至合影留念的奇景；在芳草地，我看到的不是方力钧曾梵志的讽刺，而是他们作品的虚伪讽刺及与资本权贵间的挑逗；在华远会，我看到的不是诺贝尔奖和北大光华教授思想碰撞的光芒，而是一出出红酒拍卖会下上流社会成员的身份互认。
钱理群说中国大学生出了太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可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怎么连一点自主性的痕迹也没有？趋从、盲目、虚伪，似乎才能更好概括他们。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2.
阎连科说，“这代人也许是幸运的，毕竟大多完整接受了整套高等教育的训练”；可与此同时，80后又该是不幸的，后现代在现代化还未完全开展时，就急迫远渡重洋，来到他们身边。于是无意识间，他们不得不承受着现代化的高效和后现代的荒谬巨大矛盾带来的裂变。一方面，国家和民族与自我间的想像性关联被无情切断，个人命运似乎和国家不再相关；另一方面，欲望的强烈膨胀和自由精神下对个人奋斗的弘扬，被逐渐确定的社会分层和有意识的阶级固化所戳破，“我奋斗18年还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病态的呻吟，于是伴随着鸡汤一道，组成80后这一代的思想体系。
杨庆祥说：“个人失败的‘实感’如此强烈，如此有切肤之痛。”说实话，当类似《栀子花开》《煎饼侠》《捉妖记》乃至《小时代》《后会无期》这种思想怪物被制造，被叙述，我们很难不对自己感到失望。
在编辑部里初看书名《80后，怎么办》，平淡无奇，竟以为是又一部鸡汤之作。直到阅读的深入，我才明确了这本书的重要性。因为在我不多的社会经验里，这是在中国80后群体中，极少出现的，带有极强主体意识的自我认识和深刻反省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杨庆祥让我联想到了杰克?凯鲁亚克，那个曾经将美国战后年轻人描述为“垮掉的一代”的伟大作家，以及那个写出《嚎叫》的诗人金斯堡。
和我一样意识到这本书内容上巨大价值的，还有我们凤凰网读书频道的同事们。于是，策划、安排、布场、宣传，有条不紊下，我满心期待着几位对虚无和主体性认识透彻的作家学者们，可以唤醒80后的迷茫和麻木。
3.
讲座当天，预料般的人山人海。阎连科、张悦然具有足够的号召力，相反，杨庆祥的名字夹在中间，倒显得有些突兀，似乎他成了他描述的80后那样，“中而不坚”。讲座很精彩，三位老师的批判和他们的文字一样，还是那么到位和犀利。每次精确点出80后的痛处，都能引发不少读者的不满；也正因如此，80后的不少人开始了反驳和回击，虽然绝大多数都只不过“鸡同鸭讲”，不在同一频道上。
高潮部分却发生在讲座结束以后。
只见许多刚刚还对嘉宾们针锋相对的观众，蜂拥般挤向阎连科和张悦然，或合影，或签名，更有甚者，搬出10多本自己的书，一本一本请求签名，却全然不顾嘉宾刚刚结束一场两小时讲座的劳累。
仿佛嘉宾在他们眼里，只是一个符号，明星般的符号。而本该是主角的杨庆祥，出人意料又情理之中地被晾在一边。他本人，似乎和书的内容一样，再一次成为资本社会里的受害者，湮灭在消费人群的大潮中。
那些追星成疾的80后读者们，你们真的知道这么做的目的吗？也许知道，不就是想获得与明星间的关联，让自己的精神情怀，得到物质认可，即使这种联系如此脆弱，如此不堪一击，如此不值一提。而且然后呢？再然后呢？当不断追问，将这种无意义的外表揭穿，读者们的行为，便变得无比荒诞，而这才是你我所没有勇气去面对的真相。
“在这个时代里，所有的人都处在一个凸显的平面上，镜子和摄影机成为最重要的媒介，只有通过它们，我们才能看到或读到自己。80后的主体--写作的主体（同时也是叙事者）和阅读的主体（被叙述者）--是一种完全"去距离"的、单一性的指涉物。写作和阅读的快感来自于这种距离的如此亲近，现在，写作者编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像镜子和摄像头里面的镜像一样不真实--并邀请读者一起来放纵。在这种共同的迷醉中，主体相互指涉，互为镜像。那个理性的、坚固的、笛卡尔式主体消失了， 但那个沉溺的、观感的、后现代式的轻的主体却无处不在。”杨庆祥如是说，也许是拉康如是说。
在和嘉宾合影的闪光灯中，我似乎看到了这种镜像似的荒谬和无奈。事实上，正是在这场以“80后自我批判、反思”的主题读书会中，这些80后的读者们，用实际行动，进行了“假面的抵抗”和“暧昧的挑逗”，完成了对书本批判内容的自我确证。失败的一代，当之无愧。
有的时候，艺术的意义不会在艺术品形成后被终结；相反，其在展出后的一系列命运和评价，都丰富着其内涵9与外延，使其不断获得新的生命。
某种程度上，这次读书会成就了一次具有先锋意义的艺术展示；读者们用实际行动，将文字的历史虚无，以现场展示的方式予以重演。他们在无意识中，成为了这场行为艺术的一部分。
想来也觉得有趣。
4.
我北京的一个好朋友，也参加了这次读书会。她对阎连科同样爱不释手，甚至用上了“惊为天人”的语词概括她初次阅读其书的感受。有意思的是，当我后来和她绘声绘色地描述起讲座后的种种怪象时，她简单明了地感慨了一句：“俗了，俗了。”
她是不多见的，真正明白自己来参加这次读书会目的和意义的人。她期待从讲座中获得对世界和社会的认知与理解，从而丰富自己的价值观，活得更明白。事实上，她也得到了自己期待得到的回答，而不需要借助明星的光环来寻求这种脆弱且虚假的历史现场感；在这种层次上，她作为一名90后，活得要比许多现场的80后，来得明白和透彻。
阎连科说，“80后是相当懦弱的一代人，他们有足够精力完成真正的对抗，结果却只是隔靴搔痒。” 对于90后而言，如何不再像80后的前辈们，活得失败和无意义？重新寻回自己的主体性，做出真正遵从内心的选择，并为这种选择负责，或许才是解决之道。
否则，借助外物寻求意义，把历史主体变成“不可承受之轻”，不过只是“假面的抵抗”。
至于怎么抵抗，我也在探索中。祈求过宗教的呵护，获得信仰的力量。但教条式的规定，让我总觉有些举步维艰。
书里有一段话：“从小资产阶级的白日梦中醒来，超越异己的失败感，重新回到历史的现场，不仅仅是讲述和写作，同时也要把讲述和写作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实践。”看起来很虚幻，很难懂。于是在讲座前，我又跑到楼下，和杨庆祥聊了很久这个话题。他告诉我，“简单的说，去实践吧，去感悟吧，却不要停止独立思考。”诚哉斯言。
拥抱不可预期的未来，多么可怕。可一想到即使在不可知的未来，那个不停止思考的自我依然存在，我的思想，依然能在自我的控制中得以延续，心里也稍微平和了一些。
5.
张悦然在读书会里说，“好像所有的文章，都要起个多长的标题才能吸引人”。
她说鸡汤文学，标题党的出现，恰好说明了这一代人的精神状态出现了问题。他们需要的不再是叛逆的东西，而是安抚心灵，像甜食一样能够一点点安抚心灵的东西。
我在写这篇手记时，曾多次要求自己，不能同流合污，与那些鸡汤文学一样，起一个烂俗的标题。
结果到了最后，可耻的我还是用了这种标题。
成了一个失败的人。
可至少我乐意。
（实习编辑：郑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