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累了，只有回忆能让我保持清醒。
回忆就像洋葱，每剥掉一层都会露出一些早已忘却的事情
层层剥落间，泪湿衣襟
——格拉斯八十自白
1999年，君特·格拉斯因“其嬉戏之中蕴含悲剧色彩的寓言，描摹出了人类淡忘的历史面目”，获得当年诺贝尔文学奖。
当地时间4月13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在德国城市吕贝克的一家医院去世，享年87岁。
君特·格拉斯，1927年10月16日生于德国但泽，为当代德国重要作家，其新颖的语言和奇诡的想象力使他成为当代世界文学巨匠中的一员。他于1965年获得格奥尔格·毕希纳奖，并于1993年被选为英国皇家文学会荣誉院士，他在1995年获得赫尔曼·凯斯滕奖。199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除了在文学界享有盛名，格拉斯还活跃在战后德国的政治舞台上。格拉斯是一个立场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坚决反对北约在德国的土地上部署核武器。两德统一后，格拉斯更致力于反对逐渐滋生的仇外主义和新纳粹黑暗势力。
德国之声在纪念文章中认为，德国的纳粹过去这一主题伴随着作家君特·格拉斯的一生。在他1959年的小说处女作《铁皮鼓》中，君特·格拉斯成为最早提出对纳粹罪责问题的德国人之一。格拉斯曾经说过，“人们曾装作似乎是某个幽灵来误导了可怜的德国民众。而我从年轻时的观察得知，并非如此。一切都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
德国之声在文章中还表示，“君特·格拉斯一生打破禁忌。他的逝世令德国失去了一位斗士和最有影响力的声音之一。他将作为一位不屈服的作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他的积极参与、反抗精神以及自身的争议都对当今德国产生了影响。”
格拉斯一生中学习并探索了各式各样的艺术形式，从诗歌到戏剧，从雕塑到绘画美术，每一样都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但是直到1959年出版的处女作小说《铁皮鼓》让他在40年后赢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才收获了巨大的文学声誉。
《铁皮鼓》：在德国比《浮士德》还受欢迎
根据格拉斯小说《铁皮鼓》所拍摄的同名电影剧照
1927年10月16日，君特·格拉斯出生于但泽，格拉斯在天主教的环境下成长，其父母在但泽开杂货店，全家居住在公寓中。这座城市是格拉斯最重要的小说故事背景，《铁皮鼓》、《狗年月》和《猫与鼠》合称为但泽三部曲。但泽是一座充满历史诡异的城市，这座原属于东普鲁士的港口城市因为一战德国战败被划分为自由市，实际上就是划给波兰。1939年，希特勒重占但泽，二战随即爆发。
1944年11月，君特·格拉斯加入军队，转年4月20日受伤被俘。对于自己的纳粹历史，直到2007年，他的自传小说《剥洋葱》出版时，格拉斯才正式对外证实，引起轩然大波。
对格拉斯来说，但泽是一个失去了的家乡。也正因为如此，他早年的作品都围绕着这座城市展开。他曾说过，“如果你失去了什么东西，你会强迫性地去回想它。而文学是很神奇的东西，它提供了这么一个可能性，把某些绝对已经失去了的东西用写作的手法再现、重生出来。”
但《铁皮鼓》在波兰曾经是被禁的。波兰曾经把划分过去的德国东部省份的历史篡改过，将它描述成本来就属于波兰的。德国在那里的历史完全被抹杀了。原先的但泽人流落到德国各地，其他地方的波兰人来到这里，第二代、第三代人在但泽出生。对于他们来说，《铁皮鼓》讲述了但泽早先的历史。
二战结束后，格拉斯从战俘营返乡，他先是做石刻学徒，后入大学学习艺术。1950年代早期，格拉斯那时候是一个艺术系的学生，第一次出国旅游，去了意大利，然后去了法国，在巴黎时，格拉斯非常穷，他还记得他是拿一幅石版画来支付牙医账单的，“我没有现金，为了赚钱，就像古代游吟诗人从一个领主跑到另一个领主那里一样，到处兜售我写的诗。这就是我那时候的生活状况。”
1950年代中期起，格拉斯也成为颇具影响力的作家团体“47社”的一员。他参与社会：无论是现实政治还是对纳粹过去的反省，格拉斯都成为当时联邦德国的道德典范。
《铁皮鼓》创作于1950年代，格拉斯说这是一个“复辟时期”，“那个年代人的行为，就像是被恶魔蛊惑了一样。”当时距离纳粹德国1945年战败已有10余年，经过10多年的遗忘和经济复兴，纳粹罪行逐渐从德国日常生活中隐去，用格拉斯的话说，社会中充斥着市侩气，“自我封闭又相互排挤”，格拉斯觉得有必要说点什么，于是就有了振聋发聩的《铁皮鼓》。
“1956年，我开始在柏林写作《铁皮鼓》，之后又创作了《猫与鼠》和《狗年月》。对于我来说，这三本书属于一个整体。我觉得，《狗年月》是《铁皮鼓》的一个提升。不过现在谁愿意听作者说话呢？《铁皮鼓》是一部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个流浪汉形象，这是一个那个年代的小人物，他的谎言、他的野蛮、他的梦想、他所有的可能与不可能都在书里出现。《铁皮鼓》中为数众多的配角都以这个主角为中心。而《狗年月》有三个叙述者，这是一本复杂得多的小说，真相变化无常，事实与事实之间相互对立，读者要从中作出自己的判断。”格拉斯回忆说。
不过小说出版之后，在德国和美国都受到不少恶评，有人审判这部小说“色情”并当众焚毁，就像在纳粹时期一样，有评论说它，“这本书亵渎神明……故意地、让人讨厌地亵渎神明……阅读《铁皮鼓》就像经历日耳曼人的噩梦一样。”
1959年《铁皮鼓》出版的时候，在当时的文学界可以称得上是一件“丑闻”。例如，1960年，他曾被授予不来梅文学奖，但因为不来梅市议会的反对，又被剥夺了这一奖项。这本书曾经被指责为“色情小说”，当然它不是。有一些新教年轻人还曾经烧过这本书。
“在联邦德国，有些人就像纳粹时代的法官一样，比如他们对《铁皮鼓》进行了审判。阿登纳内阁主张对书籍进行审查，第一任联邦总统特奥多尔·豪斯也投票赞成这一法案。我在《时代周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也受到了审查。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烙印，现在几乎很难想象。”格拉斯曾回忆说。
《铁皮鼓》里，奥斯卡拒绝生长。他保持着孩子般的样子，矮小、看起来很单纯。奥斯卡作为一个长不大的人可以在战争中幸存，但他无法逃避罪责。他促成了妈妈的死；他对舅舅（他的生身父亲）的死也负有责任，他还导致了父亲因为被纳粹党徽章卡住喉咙而死于苏联士兵的枪下。战争之后，奥斯卡终于在一个运货车厢里继续生长。奥斯卡对成长的拒绝被认为是国家罪行的象征符号。
格拉斯很喜欢奥斯卡关于马戏团的经历，马戏团是《铁皮鼓》里的重要情节。格拉斯认为，马戏团是梦想与现实直接相连的地方，流浪汉小说也是欧洲小说的重要形式，通过主人公的流浪生涯来反映他的时代。
有时候，《铁皮鼓》对格拉斯来说也可以说是一个“负担”，他从来不说这是“我最好的小说”。但时至今日，读者对格拉斯作品的兴趣还集中在《铁皮鼓》上。1979年，德国导演沃尔克·施隆多夫将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该片获得了第5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第32届国际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电影的成功，也让小说获得了持续的全球影响力。
《铁皮鼓》对世界文学特别是德语文学究竟有多重要？德国知名知识分子报纸《时代报》做的一份“我们的经典” 评选活动中，有5万名读者投票参与，评选出最受欢迎的20部经典作品，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格拉斯的《铁皮鼓》，紧随其后的才是歌德的《浮士德》。
《剥洋葱》：因首次证实自己的纳粹历史而遭受质疑
《剥洋葱》书封
格拉斯最近的三部作品《剥洋葱》、《盒式相机》和《格林的词语》前后历时6年。其中，自传小说《剥洋葱》出版带来的所谓党卫军成员丑闻，格拉斯一度遭受了全世界的质疑。
在《剥洋葱》中，格拉斯记叙了作家从12岁到32岁的生活经历，格拉斯的童年在但泽老城的炮火声中结束，17岁入伍党卫军，未发一枪受伤被俘；之后面临战后匮乏年代的三重饥饿：对食物，对女人，对艺术。在杜塞尔多夫的酒吧，业余爵士手格拉斯把搓衣板当乐器；带母亲去那“柠檬花开的南方”巴黎的地下室，为第一部小说找到了第一句话，然后一章又一章，这就是《铁皮鼓》。而引起世界哗然的党卫军部分出现在第四章《我怎样学会了害怕》。
格拉斯声称12岁时战争的爆发，对他意味着童年的结束，此前的童年记忆往往是靠不住的。在传记中，格拉斯一次次诘问年轻的自己，一层一层地剥去记忆的外皮，尽管这是一个痛苦、艰难、浸满泪水的过程，因为格拉斯认为“我们美化、戏剧化自己的经历，让它们一桩桩浓缩成轶事。我想，所有这一切一目了然，包括文学回忆录的坏名声。这就是‘洋葱’。在剥洋葱时，也就是在写作的时候，会一层皮一层皮地、一句一句地越来越明显，让人可以看出来，这下失踪者将会重新活过来”。
对德国人来说，格拉斯被认为是一个没有慈悲心肠的法官和没有限制的道德权威。他与德国人的战争健忘症不断地斗争。1990年两德统一时，格拉斯反对1990年德国的统一，还形容民主德国的“合并”是联邦德国的殖民行为。自传《剥洋葱》出版后，他敌人的机会到了，大肆渲染格拉斯的党卫军身份，连从但泽出去的波兰前总统瓦文萨都要求格拉斯放弃他的“格但斯克荣誉市民”称号。
瓦文萨的愤怒没有在波兰引起太多反响，相反格拉斯的城市之后还为格拉斯举办一系列祝寿活动，包括音乐会、展览、研讨会，以及电影回顾展。格拉斯应属世界上最著名的格但斯克人，《铁皮鼓》每年为这座港市带来众多游客，老城内多有小说主人公——侏儒奥斯卡·马策拉特的锡鼓售卖。
当时刚刚过了80岁生日的君特·格拉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正如其自传《剥洋葱》中所说，他只是向军方提交了服役书，但最终加入党卫军并非出于个人意愿。声明中，格拉斯说：“15岁的时候，我自愿加入国防军。事实上，我希望服役于潜艇部队或者坦克部队。”“但最后我被招募进党卫军并非出于我的积极加入，只是在1944年秋天，我收到来自党卫军的一纸服役书。”“常被忽略的一点非常清楚和简单：我不是自愿加入党卫军的。”
更多人还是捍卫格拉斯，比如美国作家约翰·欧文写信给格拉斯：“对我来说，你仍然是一个英雄，既是一个作家，又是一个道德指南针。你作为一个作家和国家公民的勇气都是可效仿的——你最近的被揭露的事是勇气的提高，而不是降低。”电影《铁皮鼓》的导演沃尔克·施隆多夫也在《每日镜报》上表达了对格拉斯的同情。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孟钟捷认为，“无数个如格拉斯那样战时有过糊涂之举，而战后清醒认识到纳粹过去之恶的人，或许都曾对自己的历史讳莫若深，而对外却无比勇敢地站出来反省民族问题。尽管今天的人们可以指责他们掩盖了个体的罪恶，但他们此举又何尝不是一种带血的补偿呢？”
《格林的词语》：最后一部长篇著作
《格林的词语》书封
2014年1月，已经86岁的君特·格拉斯在接受德国帕绍新闻报专访时表示，因为身体原因将无法再创作长篇小说，这也意味着他上一部作品《格林的词语》很可能将成为格拉斯最后一部长篇著作。
当时他在接受采访时感叹了自己的年老，“我现在已经86岁了。我觉得自己没办法再写一部长篇小说了。”“我的身体已经不允许我用五六年时间去完成一项写作工程，可写一本长篇小说就是要那么久。”
其实，在《格林的词语》一书中，格拉斯就已经流露出不再写作，至少无法再写长篇的意思。在该书的最后，格拉斯用短短几页描述了一位天时不多的老人的心境，如今的他还饱受重听的困扰：“周围越来越安静，我们是自我娱乐者，但我们知道，与此同时，时间是如何滴答滴答走过的。”
晚年专心于画画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
格拉斯为其诗集《风信鸡之优点》所绘插图
在过去的几年中，长居德国汉堡的格拉斯其实已经以画画为主业，专心于水彩画，他把这当成“一个新的开始”。
晚年，除了画画，格拉斯并没有停止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2013年12月，君特·格拉斯签署了一份全球作家公开信，就斯诺登事件要求各政府减少对公民的监控。君特·格拉斯对社交网络入侵私人生活表示担忧。再早之前，格拉斯因为发表一首谴责以色列的诗歌《必须要说》而被扣上反犹主义的帽子。他在诗歌中公开批评西方世界对以色列和伊朗的双重标准，指出德国因为历史包袱不敢反对以色列。
君特·格拉斯：爱在柏林
摘自《剥洋葱》
就在第一天，学院大厅里左后边的电话间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看到有人在那儿，就松了一口气。要是那里有三四个人在门前排队等，我就感到如释重负。我不安地避免注视它，这已经成了我的习惯。只要它是空的，直截了当地邀我进去，我每次都陷入诱惑中：现在，现在，现在……
我曾多次走进它，给自己打气，然后，拨出那个背得烂熟的号码，但是，在传出接通的第一声信号后，我就立刻挂上了听筒。对方应了一两声，却得不到回答。我的硬币就这么浪费了。
不过，那个电话间是无法永久避开的。它在等候，表现出耐心，似乎在等我这个优柔寡断的人：一个窥伺的圈套。不久，它又出现在我眼前，在我去施泰因广场的路上，或是从工作室回到学院内院的时候。
它朝我迎面而来，又在我身后尾随。对于施吕特街的这个房客来说，它在睡梦中仍然敞开，像邀请似的空着。它使我成了那里的常客，我被那拨号盘吸引，被一个个数码吸引。在梦里，我因为持续的占线信号而一事无成。但也只有在梦里才传来应答，让人兴奋地进入一次较长时间的通话。
说我胆小，可以算得上是正确地说出了我的举止。那一个接一个数字的号码就像是一串念珠连祷的组成部分，反复地说出，又保持原样，但只是短时间有用。
有一次，我排到电话亭前等候的行列里，一边与辛特尼斯班上的一个女生说笑，这对我显然有好处。她叫克里斯蒂娜，身上有些好像马驹的东西，那就是她的马尾式发型。我真想用手抚摩它，但也仅此而已。她在我的前头跨进了电话间，这时，忽然有一个人离开了，那个人很像我，天生害怕具有约束力的话语。
我的爱情就这么谨小慎微地保护在粗坯状态，懵懵懂懂地隐藏在温柔的话语下，这对我已经足够了。我享受着我的犹豫，担心接下去的事，所以想回避，因为每当我准备跨进那个小房间时，我知道，只须献出两枚硬币，拨出一个又一个号码，然后谦恭地听着一声又一声信号，那就会听到，玛丽·维格曼排练场的秘书怎么接电话，有礼或者无礼地询问你的要求，于是你说出一个人的名和姓，与她通话是你的迫切愿望，接着便是等候，直到她跳跳蹦蹦地跑过来，用十分悦耳的书面德语说“是我，请讲”，那么你就完啦，没了退路，被拴住了，因为你势必会受到控制。你不能再悄悄溜掉，只好开始说一些事，熟悉你自己，接近实实在在的人，而她的名字原本只是随便写下来的。
然后，我通过电话与一个叫安娜·施瓦茨的学舞蹈女生说了简短的几句话，我们的第一次约会就实现了。进展真快啊。一个电话就够了。
我费了很大劲儿，回忆我们后来的儿辈及孙辈的生日，才弄清了那个日期：我们是1953年1月18日会面的。大凡值得纪念的历史事件，比如，重大战役与谛结和约，我总觉得就像是在眼前，第二帝国按照俾斯麦的意愿建立的日子，至今仍有用处，我有时想起那个冰冷的日子——那到底是个星期六还是星期日呢?——但对于那一天的过程已经不大清楚了。
我们约好了中午1点钟见面，地点在动物园火车站的地铁出口处。因为我曾在森夫滕贝格和施普伦贝格之间负过伤，丢了那块金茨勒手表，身上没带多多少少能知道时间的东西，所以，我过早地站在车站的大钟下面，犹豫不决地跑来跑去，陷入诱惑之中，又克制了一会儿，但后来还是走到对面那排店铺的一张柜台旁喝了两杯酒，所以，当安娜准时来到时，我的呼吸散发出酒气，而她当时看上去还不够二十岁。
她的动作中带着一些男孩子气。寒冷使得她鼻子通红。该怎么跟这个年轻的姑娘打发中午以及整个下午的时间呢？把她带到这个转租房客的房间去？那个寡妇房东拒绝女人来访，所以我没有这个想法，即使想到了，那也是要严格避免的做法。于是，我就提出到附近的康德街去看一场电影，但是很不巧，那儿正放映一个西部片。于是，我做出了以前我从没做过的事，有礼貌地邀请施瓦茨小姐，去陶恩琴街的席林店喝咖啡和吃点心，或是去选帝侯大街的克兰茨勒店？
在文字中找不到，我们到底是怎样以及在哪儿度过了那个漫长的下午。就假定是随便闲聊吧：赤着脚跳舞的事儿怎么样？您小时候上过芭蕾舞课吗？您的新老师，那位有名的玛丽·威格曼，到底怎么样？要求很严格，恰如所希望的那样？
或是我们大谈诗歌的那些无冕之王，谈柏林东边的布莱希特和西边的贝恩？当时我们关心政治吗？
或是在吃第一块糕点之前，我就充分考虑到了相关的效果，冒充自己是诗人？
我能像个淘金者那样不停地振摇筛子，但是没有漂亮话，没有风趣的碎片，没有大胆比喻的回响，能够经久不变。我们在这儿或那儿还吃了多少块糕点或蛋糕，也没有一片洋葱列出来。我们就这样或那样地打发时间。
与安娜的真正会见是晚上才开始的，我们随着人流走进了当时很有名的“蛋壳”舞厅。如果这是说我们跳了舞，那其实并没说出什么来。我们在跳舞中配合默契，才更接近实情。我在回顾我们的十六年婚姻时不得不承认：我们确曾很亲近，直至融合为一，成为天造地设的一对。如果说安娜只是在跳舞时对我如此亲近，那么平时，我们也尽力体贴。但我们相互又常常视而不见，到处乱跑，寻找根本没有或只是幽灵的东西。后来，我们做了父母——受到责任的约束——相互却迷失了，只还跟孩子们亲近。最后是布鲁诺，他简直不知道自己该留在哪儿。
“蛋壳”舞厅里的乐队不时地演奏迪克西兰爵士乐、散柏乐和节奏强劲的爵士乐。我们忘情地跳着各种舞蹈。这显得很容易，就好像过去我们一直在一起练习过似的。就好像心情绝好的一对获得了成功。我们在跳舞的人当中站好位置。我们几乎没察觉人家在观看我们。我们真愿就这么长久地跳下去，坦诚而亲密，短促的目光和手指的轻按，分开是为了再配合，成对地旋转，踮起脚来，只想这样：跳到筋疲力尽才分开，又合为一体，然后飞腾起来，呈失重状态，比思想更快，却又比流逝的时间慢。
奏完最后的布鲁士舞曲，将近午夜的时候，我才送安娜上了电车。她住在施马尔根多夫的转租房子里。在跳舞的间隙，我想必说了“我要娶你”的话，随后，她指了指一个朋友，说她对那个人心怀感激，而这又促使我说：“没关系，我们等着瞧吧。”
这就是轻松愉快的开始，抵消了随后而来的所有沉重的东西。
摘自《剥洋葱：君特·格拉斯回忆录》魏育青/王滨滨/吴裕康译
（编辑：王日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