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累了，只有回忆能让我保持清醒。
回忆就像洋葱，每剥掉一层都会露出一些早已忘却的事情
层层剥落间，泪湿衣襟
——格拉斯八十自白
君特·格拉斯：爱在柏林
摘自《剥洋葱》
就在第一天，学院大厅里左后边的电话间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看到有人在那儿，就松了一口气。要是那里有三四个人在门前排队等，我就感到如释重负。我不安地避免注视它，这已经成了我的习惯。只要它是空的，直截了当地邀我进去，我每次都陷入诱惑中：现在，现在，现在……
我曾多次走进它，给自己打气，然后，拨出那个背得烂熟的号码，但是，在传出接通的第一声信号后，我就立刻挂上了听筒。对方应了一两声，却得不到回答。我的硬币就这么浪费了。
不过，那个电话间是无法永久避开的。它在等候，表现出耐心，似乎在等我这个优柔寡断的人：一个窥伺的圈套。不久，它又出现在我眼前，在我去施泰因广场的路上，或是从工作室回到学院内院的时候。
它朝我迎面而来，又在我身后尾随。对于施吕特街的这个房客来说，它在睡梦中仍然敞开，像邀请似的空着。它使我成了那里的常客，我被那拨号盘吸引，被一个个数码吸引。在梦里，我因为持续的占线信号而一事无成。但也只有在梦里才传来应答，让人兴奋地进入一次较长时间的通话。
说我胆小，可以算得上是正确地说出了我的举止。那一个接一个数字的号码就像是一串念珠连祷的组成部分，反复地说出，又保持原样，但只是短时间有用。
有一次，我排到电话亭前等候的行列里，一边与辛特尼斯班上的一个女生说笑，这对我显然有好处。她叫克里斯蒂娜，身上有些好像马驹的东西，那就是她的马尾式发型。我真想用手抚摩它，但也仅此而已。她在我的前头跨进了电话间，这时，忽然有一个人离开了，那个人很像我，天生害怕具有约束力的话语。
我的爱情就这么谨小慎微地保护在粗坯状态，懵懵懂懂地隐藏在温柔的话语下，这对我已经足够了。我享受着我的犹豫，担心接下去的事，所以想回避，因为每当我准备跨进那个小房间时，我知道，只须献出两枚硬币，拨出一个又一个号码，然后谦恭地听着一声又一声信号，那就会听到，玛丽·维格曼排练场的秘书怎么接电话，有礼或者无礼地询问你的要求，于是你说出一个人的名和姓，与她通话是你的迫切愿望，接着便是等候，直到她跳跳蹦蹦地跑过来，用十分悦耳的书面德语说“是我，请讲”，那么你就完啦，没了退路，被拴住了，因为你势必会受到控制。你不能再悄悄溜掉，只好开始说一些事，熟悉你自己，接近实实在在的人，而她的名字原本只是随便写下来的。
然后，我通过电话与一个叫安娜·施瓦茨的学舞蹈女生说了简短的几句话，我们的第一次约会就实现了。进展真快啊。一个电话就够了。
我费了很大劲儿，回忆我们后来的儿辈及孙辈的生日，才弄清了那个日期：我们是1953年1月18日会面的。大凡值得纪念的历史事件，比如，重大战役与谛结和约，我总觉得就像是在眼前，第二帝国按照俾斯麦的意愿建立的日子，至今仍有用处，我有时想起那个冰冷的日子——那到底是个星期六还是星期日呢?——但对于那一天的过程已经不大清楚了。
我们约好了中午1点钟见面，地点在动物园火车站的地铁出口处。因为我曾在森夫滕贝格和施普伦贝格之间负过伤，丢了那块金茨勒手表，身上没带多多少少能知道时间的东西，所以，我过早地站在车站的大钟下面，犹豫不决地跑来跑去，陷入诱惑之中，又克制了一会儿，但后来还是走到对面那排店铺的一张柜台旁喝了两杯酒，所以，当安娜准时来到时，我的呼吸散发出酒气，而她当时看上去还不够二十岁。
她的动作中带着一些男孩子气。寒冷使得她鼻子通红。该怎么跟这个年轻的姑娘打发中午以及整个下午的时间呢？把她带到这个转租房客的房间去？那个寡妇房东拒绝女人来访，所以我没有这个想法，即使想到了，那也是要严格避免的做法。于是，我就提出到附近的康德街去看一场电影，但是很不巧，那儿正放映一个西部片。于是，我做出了以前我从没做过的事，有礼貌地邀请施瓦茨小姐，去陶恩琴街的席林店喝咖啡和吃点心，或是去选帝侯大街的克兰茨勒店？
在文字中找不到，我们到底是怎样以及在哪儿度过了那个漫长的下午。就假定是随便闲聊吧：赤着脚跳舞的事儿怎么样？您小时候上过芭蕾舞课吗？您的新老师，那位有名的玛丽·威格曼，到底怎么样？要求很严格，恰如所希望的那样？
或是我们大谈诗歌的那些无冕之王，谈柏林东边的布莱希特和西边的贝恩？当时我们关心政治吗？
或是在吃第一块糕点之前，我就充分考虑到了相关的效果，冒充自己是诗人？
我能像个淘金者那样不停地振摇筛子，但是没有漂亮话，没有风趣的碎片，没有大胆比喻的回响，能够经久不变。我们在这儿或那儿还吃了多少块糕点或蛋糕，也没有一片洋葱列出来。我们就这样或那样地打发时间。
与安娜的真正会见是晚上才开始的，我们随着人流走进了当时很有名的“蛋壳”舞厅。如果这是说我们跳了舞，那其实并没说出什么来。我们在跳舞中配合默契，才更接近实情。我在回顾我们的十六年婚姻时不得不承认：我们确曾很亲近，直至融合为一，成为天造地设的一对。如果说安娜只是在跳舞时对我如此亲近，那么平时，我们也尽力体贴。但我们相互又常常视而不见，到处乱跑，寻找根本没有或只是幽灵的东西。后来，我们做了父母——受到责任的约束——相互却迷失了，只还跟孩子们亲近。最后是布鲁诺，他简直不知道自己该留在哪儿。
“蛋壳”舞厅里的乐队不时地演奏迪克西兰爵士乐、散柏乐和节奏强劲的爵士乐。我们忘情地跳着各种舞蹈。这显得很容易，就好像过去我们一直在一起练习过似的。就好像心情绝好的一对获得了成功。我们在跳舞的人当中站好位置。我们几乎没察觉人家在观看我们。我们真愿就这么长久地跳下去，坦诚而亲密，短促的目光和手指的轻按，分开是为了再配合，成对地旋转，踮起脚来，只想这样：跳到筋疲力尽才分开，又合为一体，然后飞腾起来，呈失重状态，比思想更快，却又比流逝的时间慢。
奏完最后的布鲁士舞曲，将近午夜的时候，我才送安娜上了电车。她住在施马尔根多夫的转租房子里。在跳舞的间隙，我想必说了“我要娶你”的话，随后，她指了指一个朋友，说她对那个人心怀感激，而这又促使我说：“没关系，我们等着瞧吧。”
这就是轻松愉快的开始，抵消了随后而来的所有沉重的东西。
摘自《剥洋葱：君特·格拉斯回忆录》魏育青/王滨滨/吴裕康译
（编辑：王日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