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原

　　又值9月，7年前那个洒满余辉的午后总是不由自主地闯进我的记忆，一次一次扣紧我的心弦。那天，正当我们几个人兴致勃勃地为筹划一个重大出版项目侃侃而谈时，其中一位白发苍苍的长者突然瘫倒在扶手椅里……从此，他再也没能说出一句话，直至4年后的金秋，他带着他的睿智、他的热情、他的理想、他的顿悟，默默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

　　他就是老一辈著名出版家陈原先生，而我因参与编辑《赵元任全集》之故，有幸与他结识。赵元任是一位国际知名的美籍华人学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的语言学界、音乐学界、文字改革和平民教育等多个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赵元任”这个名字不绝如缕地出现在商务印书馆的图书封面上，而至世纪之交，具有集成性质的《赵元任年谱》、《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赵元任全集》开始陆续问世了。后面的系列著作的确是由陈原助力的重大出版工程。

　　翻开新近出版的《陈原序跋文录》，按时序编排的百余篇文章把我裹挟进他60年的著译生涯中。我惊奇地发现“人文主义”的字眼并非仅仅出现在为赵元任而撰写的3部序跋作品中，人文学者其实是一组群像！有胡愈之，有张元济，有罗曼·罗兰，甚至还有蔡元培、巴金等等。他们无疑是陈原晚期关注的焦点，在他为这些人的著译作给予推介和评述时寄托了无限的深情和理想。

　　陈原说：“中国世界语运动引导世人追求和平，追求进步，追求知识，为人的幸福，为人的尊严，为人的美好理想而不断奋斗。”对于陈原而言，世界语所代表的那种超乎利己主义之上，超越国家民族界限的人文精神始终激励着他走过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

　　陈原一如他所敬仰的胡愈之那样，“是一个开拓者，他撒种子，铺摊子，他辛勤地耕耘；他开辟了一个又一个的园地，让别人去继续他的垦荒工作。”这中间有两个高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撰写外语学习著作，编辑抗战歌曲集，编写以“变化的世界”为对象的地理学教材，发表国际形势的报告，进行文学名著和电影剧本翻译；八九十年代他开拓中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组织辞书编纂、出版与研究。有人说他这丰富多彩的一生贯穿着一条“爱国主义”的红线，不错，“忧国忧民”激励了他的一生。然而，此外还有一条“人文主义”的绿线。在他早年，面对民不聊生、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两条线交织在一起，“救亡、启蒙”，“开发民智，拯救中华”，激励陈原毅然投身到世界语运动、文字改革运动直至抗日救亡运动中，随着形势日趋恶化，“救国救民”的红线成为主导。50年代以后，救国的热情逐渐被建设新中国的激情所取代。陈原还曾根据时代的要求，试图把苏联、东欧，甚至西方的思想引入中国，以便去粗取精、批判吸收，但他的视野多少失去了原来的广度和深度。新时期以后他不断地反思，他悔悟，他振作，过去10年所走过的弯路让他认识到启蒙的重要性，重新接续“人文主义”这条绿线显得尤为重要，尤为迫切。

　　主事商务印书馆后，这里成为他拨乱反正，开启民智，重塑中华民族人格的“理想试验场”，他主持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意在把“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种思潮的先驱者、代表者”所积累的时代文明的精华，“留给后人去涉猎，去检验，去审查，去汲取营养”；他研究社会语言学、辞书编纂学，还原它客观、科学、人文的真实面貌。其间他在前辈先贤中不断寻觅“具有独立人格和进行独立思考的‘真正的人’”，他找到了张元济，找到了胡愈之，找到了罗曼·罗兰，最后找到了赵元任。陈原理解赵元任把报国之心和人文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的精神，具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科学头脑。”当一个人拥有这种人文的精神，他会更加自信，更加宽容，更加通达，不偏执，不盲从；当一个民族拥有这种人文的精神，它会胸襟宽广，容纳百川，更有活力，更具创造力，走向富强，走向独立自主和民主自由。对陈原而言，推动出版赵元任系列著作融入了他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发展历程的深刻反思，是他为读者，为世人，为后代留下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实习编辑：马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