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作家略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他的德文版小说正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亮相。诺奖公布时，恰好拥有诺奖得主作品的出版社都有点像是“捡着了”，但是，这并不是“押宝”得来的，也不全凭运气，更多得靠出版社的经营。

　　2014年10月9日，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当晚，99读书人编辑彭伦在朋友圈发了一条信息：“哇，莫迪亚诺，太好了！”

　　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留言恭喜—实际上是同喜：99读书人早买了帕特里克·莫迪亚诺9本书的版权，上海译文则刚在7月出版了莫迪亚诺的《缓刑》。

　　莫迪亚诺当然算爆冷。“据说到最后，他已经从博彩公司的名单里被去掉了；2008年法国作家刚得了诺奖，按照惯例，不可能很快又给法国作家。”上海文艺出版社国际部主任张翔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也很意外。

　　当当网上莫迪亚诺的书，在诺奖颁出一小时后宣告断货—非畅销的外国文学，通常的印数也就几千册。“万能的淘宝”上，莫迪亚诺作品也纷纷被挂牌：预售无现货。

　　紧接着，99读书人的官方微博公布：将陆续推出莫迪亚诺的9本作品。

　　“这次算给他们捡着了。”圈内外都有人不无酸意地表达羡慕。

　　每逢诺奖“放榜”，掌握获奖作家版权的出版社，无异于“高中”。但“高中”并不等于就此发达—诺奖这门生意，并没有它看上去那么好做。

　　版权战：买定离手

　　彭伦已经很多年不预测诺奖了，反正“每年都比较意外”。

　　莫迪亚诺9本书的版权，99读书人是在六年间陆续拿下的。2006年，先跟代理莫迪亚诺的迦利玛出版社买下四本书的版权。看中的原因：故事性很强。

　　每本的版权授权费只有几百欧元。“那时的外国文学市场不像现在这样竞争激烈，除了几家老牌的出版社和几家民营出版公司，做外国文学的不多。”彭伦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

　　2008年，四本书中的《暗店街》和《夜巡》合为一本，《星形广场》和《环城大道》合为一本，99读书人与上海三联出版社合作出版。

　　“两本书无论装帧还是营销，都比较欠缺。”彭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两本书的销量仅有四五千册。

　　2010年，99读书人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青春咖啡馆》。彭伦是这本书的编辑，他觉得“故事有商业潜力”：女主人公童年不幸，她的单亲母亲是舞女，她自己长大后嫁给一个她不爱的男人，结局是跳楼自杀。

　　《青春咖啡馆》出版当年，获得了傅雷翻译出版奖，“加印两次，印了2万本，2013年卖光了”。直到诺奖公布前，这本书一直缺货—如果没有得奖，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次加印？

　　莫迪亚诺得奖当晚，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青春咖啡馆》加印5万册；2005年出版的莫迪亚诺小说《夜半撞车》，也加印7万册。

　　上海文艺出版社则将在11月初和99读书人联合推出莫迪亚诺最著名的作品《暗店街》，起印5万册。

　　上海译文的行动最猛，决定为他们得到珍贵版权的《缓刑》和《地平线》分别加印9万册，10月下旬出炉—2014年7月出版的《缓刑》和2012年出版的《地平线》，首印都是五六千册。

　　按照国际出版业惯例，最初购买莫迪亚诺版权的99读书人有版权优先权。但2010年莫迪亚诺新作《地平线》问世后，彭伦觉得：没什么新意，加上当时已有多部作品版权，就没再买。

　　上海译文趁机买下了《地平线》的版权。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吴洪回忆：“过程不太困难，也没别人买；正好《缓刑》在国内的版权到期，就把两本一起买了。”版权费提高了一些，但仍然“不算很高”。

　　“整个外国文学出版，版权是最重要也是最激烈的一环。”吴洪正在密切关注莫迪亚诺新作，他预料版权争抢将会相当激烈，版权费也会非常高—可能会是5倍乃至10倍的增长。

　　2008年赫塔·米勒获诺奖前，中国很多出版界人士甚至都对她一无所知，也没有谁拥有米勒的版权。版权争夺后来演变成了一场拍卖会：任何出版社均可报价，价高者得。

　　米勒当时的版权代理人蔡鸿君要求出版社把全部作品打包拿下。最后“夺标成功”的是凤凰联动，业内猜测，“那次的版权费可能接近20万欧元”。

　　上海译文给《缓刑》和《地平行》一次性加印9万册，是个不小的数字。2008年上海译文出版了当年诺奖得主勒克莱齐奥的三本作品，“其中两本总印数也就一两万册，到现在还剩一点库存。”吴洪对南方周末记者透露。

　　吴洪最早看到莫迪亚诺是1984年。1978年《暗店街》获得法国龚古尔文学奖，1984《外国文艺》第一次发表了莫迪亚诺的《暗店街》。开篇一句“我的过去一片朦胧……”被王小波用在了小说《万寿寺》里。

　　“莫迪亚诺在国内的知名度肯定比勒克莱齐奥高。”吴洪说，他看好莫迪亚克的销售前景，也是受了过去两年诺奖出版盛况的鼓舞。2012年的莫言，最好的作品卖出超过百万，2013年的爱丽丝·门罗，一本《逃离》卖了七十多万册。

　　“我们也挺关注莫迪亚诺的销量。”译林出版社副社长袁楠心情复杂，她的关切和错失的机会有关。

　　早在1994年，译林就出版了《暗店街》—99读书人要出的新版《暗店街》，用的就是当年译林的译本。“当时是作为法国当代文学出的，卖得一般。”袁楠说，版权期限一到，译林没再续约。[NextPage]

　　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后，中国拥有帕特里克·莫迪亚诺作品版权的出版社纷决定加印，册数从5万到9万不等。诺奖作品要畅销，一个铁律是：诺奖公布时，作家的作品正好在市面上有售。诺贝尔的新闻效应通常也就一两个月。

　　销售战：帕慕克·门罗·正面教材

　　畅销的一个铁律是：诺奖公布时，作家的作品正好在市面上有售。“诺贝尔的新闻效应也就是一两个月。”张翔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01年《钢琴教师》获得了戛纳评审团大奖，那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原著小说的版权已经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手里，很便宜，“500还是800美元”，但总编韩敬群认为时机还不到，“当时的出版环境，这类书也就5000到8000册的市场。”

　　2004年，耶利内克获诺贝尔奖，北京十月文艺趁势推出，“卖了11万册，创了当时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销售的记录。”韩敬群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译林是多丽丝·莱辛和爱丽丝·门罗在中国的主要出版社。莱辛得奖前，译林已经出过《金色笔记》，“卖了几千本”，得奖后，原书加上诺贝尔授奖词和领奖词，做成了典藏本，出版已是一年后，印了一万多册。“莱辛我们打平已经很好了。”袁楠一面惋惜，一面又觉得，“其实还是成功，因为对提升品牌很重要”。

　　吴洪的经验是：“作家得奖前你已经获得了版权，肯定赚钱。如果等他获奖后，再去拿版权，就不见得赚钱。”

　　按照版权协议，《赫塔·米勒全集》要10万套起印，版权期限5年。购买版权后，还要翻译、出版……买得越多，出版周期越长，等到推出，往往已是半年或一年后—黄金时机已过。

　　“到目前为止，《赫塔·米勒全集》已经开始赢利。”2014年10月，凤凰联动总裁张小波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此时已是购买版权的第6年。

　　但时机并非畅销的惟一硬道理。

　　勒克莱齐奥2008年获得诺奖时，市面上有售的是他的《乌拉尼亚》和《诉讼笔录》—可读性都不强，读者一窝蜂买来，反而败坏了胃口。《诉讼笔录》总印数过5万。2012年出版的《逃之书》和《偶遇》，印数都在一两万之间，没有加印。彭伦至今替勒克莱齐奥惋惜：“假如是《流浪的星星》，可能销量不一样。”

　　据人民文学社出版社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的数字，勒克莱齐奥的14种书，发货量约9万册（注：发货包括已售出、在途和在架），每种不到一万册，并不理想。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显然是正面教材。2006年帕慕克获得诺奖时，他最有名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刚好在中国出版，根据京东图书显示的数据，它至今累计卖出了40万册。

　　张翔分析帕慕克在中国畅销的原因：“整个框架比较感性，如果有很多政治批判，或者相对理性思维，在中国销售可能会弱一点。”

　　帕慕克的记录8年后被门罗打破。《逃离》70多万册的销量让它成了“可能是2000年以来所有诺奖作家中卖得最好的一本”，新经典文化外国文学总编辑黎遥大吃一惊，他原本设想，五年版权期内，能卖到10万本就挺好了。

　　相比帕慕克，门罗的小说在文本上又更有优势：大部分篇幅只有几十页。畅不畅销，“不一定是文学水准，还是看风格、题材。”韩敬群总结。

　　布局战：迟早有一块云彩下雨到你们家

　　即使再不济，近10年，大部分诺奖得主的单本作品，销量也都在一万以上，按照外国文学的普遍行情，足够冠上“畅销”二字。“得了诺奖是比没有得的好些。”张翔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都是买了以后撞上诺奖了。”袁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译林2002年出版库切的小说《耻》，2003年库切得了诺贝尔，几个月就卖出了近7万册。

　　诺奖实际上不是平白无故“撞上”的。袁楠把译林出的外国文学作品称作“产品线”，这条产品线上有门罗、卡尔维诺、卡佛、朱利安·巴恩斯的多部作品，还包括菲利浦·罗斯的31部作品，“即使不得奖，这些人也有很大的传播价值”。

　　“出版社是在做整个外国文学的出版布局，竞争的就是眼光、布局能力，只要有好的布局，迟早会有一块云彩下雨到你们家。”韩敬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耶利内克的《钢琴教师》就是“布局”的结果，它原本是“曾经轰动的20世纪外国女性小说丛书”系列中的一本。

　　这个系列里，还有专家选的意大利作家达契娅·马拉伊尼的小说《惶惑的年代》，“估计国内没几个人知道她，但她这些年一直在诺奖名单里”。

　　“过去很多出版社可能一个作家只卖一两本书，卖得不好就不做了。现在说到某个作家，业内人士就会想到他是哪个出版社的。”彭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99读书人的“产品线”也很长，其招牌“短经典”系列至今出了近50种各国的短篇小说，不仅囊括了卡佛这样读者耳熟能详的作家，也有大量生僻名字，比如“非洲最重要新生代作家”、尼日利亚的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

　　“短经典是赚钱的。”彭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不过赚不了多少，像我们这样的民营出版公司，还跟国营出版社合作、分利润。”

　　在张翔眼里，“全民追诺奖”的时代，随着1980年代全民读书热的消逝，早就翻篇了。

　　近10年来，几乎所有的诺奖作品，在获奖的三个月后就开始滑向波谷，成为“过季商品”，逐渐趋于平稳。

　　“某种程度来说，诺贝尔奖是一个‘屌丝奖’，就是屌丝都知道。”张翔回想起一本老版的波普尔的哲学书，版权页赫然印着：1987年，第二版，印数20万。

　　“哲学书尚且如此，更不用提文学。”张翔很感慨，“现在印书，三年做5000本了不起了。图书市场的萎缩幅度，就是只剩一个零头。”

　　（编辑：王日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