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谈论文学边缘化，甚至文学死亡的话题时，以为文学似乎与当代社会进程无关，这是十分错误的。因为，文学是人类价值建构和精神生长的过程，是人类生存意义的自我确证。这就是我们在经济活动主宰世界、网络语言控制信息的今天，谈论文学的意义要旨。
首先，人是生存在社会上的动物，这种生存是以理智和情感为指导的，具有方向性和目的性的。作为与万物共生的人，他的最基本的使命是为自己的存在寻求意义，我是谁，我为什么而生，我为什么而活着？而文学最基本最伟大的功能就是给予意义，是对人类的生存赋予意义。荷马史诗、希腊悲剧、《神曲》、《浮士德》、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还有屈原，史记、唐诗宋词、元代杂剧、清代的民间戏曲等等，不管它们是什么题材体裁，实质上都是告诉人们生活的意义。
文学不是哲学或宗教，它不提供生存的理论，而是以它对世界的感悟保障人类的精神永远有一个支点，这个支点即理想。不管是在精神迷茫的时候，还是在情绪晦暗的时候，或者在我们陷入迷狂的激动时刻，文学总会给予我们可靠的心灵指引。人们通过阅读，以至聆听和观看文学，领悟到人生或世界的某种真相，点燃起心中生存的信念，寻找到个人的生存目标……
今天，类似于传统的文学性阅读已经很少见了。无论学生还是成年人，都在忙于读实用类书籍。一些想读文学而又没有耐心的人，则去读网络文学作品，或是读那些所谓“新锐作家”的私人写作、肉体写作。但是，现实中还有大量给人以温暖的作品。比如，严歌苓《第九个寡妇》和铁凝《笨花》，都是在大的社会背景中的小人物的人性挖掘；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纪事》以一种近乎冷漠的笔调回叙历史，显示出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喷薄欲出的人道主义激情，具有罕见的震撼力。还有像《英格力士》、《藏獒》、《兄弟》、《等等灵魂》、《城的灯》等都是既有可读性又有文学性。而像张洁的《知在》、张炜的《刺猬歌》等虽然读起来比较累，但却可以证明确实有作家从未忘记理想和责任。在这里，文学最可贵之处在于它不管在什么环境中，总会让人懂得生活并不是茫无头绪的存在，而是充满着可能性与选择性的生机勃勃的过程。
其次，在人的文明演进过程中，文学全面而无微不至地帮助人类建立了自己的价值系统。人的价值观的形成，一方面来自社会的规范，比如政府的诱导之类，一方面来自生活中环境的影响，比如家人亲戚邻居的榜样作用。而在官方律令和家人的言行之间，可能文学对人的影响更广泛一些。比如《史记》甚至就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源头。中国文化的现实精神，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都与《史记》以来的精神脉络相通。《史记》提供了面对现实的批判态度，提供了不以成败论英雄的道德判断标尺，提供了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样板，提供了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改造的理想，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文学参与文化价值建设的鲜明范例。而民间的说唱和戏曲等等，也始终起着传播教化的作用。至于外国作品，我们熟悉的《老人与海》、《鲁滨逊漂流记》、《堂·吉诃德》、《十日谈》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都明确地在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通过树立英雄榜样，通过英雄的现身说法而逐步建立起公众的价值信仰，再通过榜样的力量和信仰的力量使公众将公认的价值观融入自己个人的日常行为即生活细节中，文学就这样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帮助我们建立起了完整的价值系统。它以形象的方式告诉人们，人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怎么样。而我们在阅读中，就接受了既定的精神秩序和系统化了的价值观，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再次是文学承担着文化的自我修正功能。文学给虚悬着的人类精神建设起一个支点，即理想，它使我们觉得活着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文学同时又告诉我们，人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怎么样，使我们有了具体的生存目标和方向。当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在某一天可能会显得非常不可思议的时刻，文学往往可以发挥文化自我修正的功能。比如文艺复兴就是对欧洲中世纪的宗教专制主义的反叛与修正，而现代主义文学则又是对资本主义的高度垄断和机械化生活秩序的批判。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以“新时期文学”为标志的一段文学历史和文学思潮，正是对此前的文化禁锢和思想禁锢的反叛，其中所洋溢的对现实的参与精神、批判精神，对个性自由和人性解放的追求，对理想主义、现代化、民主化的向往等，对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和文化多元化局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决不是像今天一些对生活毫无所知的时髦的学者所说的“伪理想主义”。
文学是人类价值生长的过程，也是人类文化的镜子，它照耀着人类的灵魂，同时也照耀着人类的行为，使人成为人。所以，文学总是与人的生活融为一体的。 所谓文化的自我修正，就是指这些文学的努力文学的叙述以其对生活的直观感悟默默地温暖着读者的心灵，于不知不觉中影响着读者对生活的判断，使读者能在纷乱嘈杂的多元化声浪中渐渐找到一条清晰的精神生长脉络，从而也为自己的生存找一个合适的方向或目标。已经迷失方向的当代文学也就在不经意中回到了它的正常发展轨道中。
(实习编辑：马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