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半生多事》、《大块文章》之后，著名作家王蒙新近推出第三本自传《九命七羊》。自传展示了王蒙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历程，他以“真实、真相、反讥和信息量”四个关键词概括了第三本书。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中，他表示自传中说的全是真相，“真相是经得住考验的，而虚假是见不得阳光的。”

    “九命”不是左右逢源

    《九命七羊》的书名有点奇特，王蒙解释，民间传说猫有九条命，狗有九条命，他也有九条命，意指生命丰富多彩。“七羊”则有年逾七十及吉祥的意思。“九命”是八面玲珑的人生哲学吗？“生活领域广阔，事业与兴趣多样，东方不亮西方亮，蔫了北方有南方。到处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到处碰得到好人。”王蒙说，这并不是左右逢源的庸俗哲学。

    这本书是王蒙的最后一本自传，他表示传记在自己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前两部传记出来后，很多年龄跟我差不多或再年轻一点的读者向我反映，说从来没读过这样的传记。不仅写故事，还写灵魂，非常真实。”王蒙说。写起传记来也没有为难的地方，他就是回顾自己的经历，抱着善意的态度，尽量把事实告诉读者。“文学创作毕竟有很多虚构的东西，而传记有人生小结的性质。”

    在《九命七羊》中，王蒙讲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对中外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也娓娓道来。他评价李商隐，“在他的身上几乎集中了中国男人的志大才疏，顶不住命运，放不开功名，梦想着富贵，自恋自怜自叹，唧唧咕咕沥沥，忍不住寂寞，憋不住牢骚的毛病。”王蒙认为，李商隐这样的中国文人是弱者。“我也不是强者，我发现，自传有时是弱者喜爱的写作路子。太强的人或许都不怎么写自传。”

    文学奖再好不如文学好

    在《九命七羊》中，王蒙透露了不少自己过去没说过的东西，也有一般人不知道的事情。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真相就是其中之一。在他看来，诺贝尔文学奖就像一块激怒公牛的红布，挑起人们非理性的反应。“什么信息都没有，却硬要崇拜歌颂、垂涎三尺，或反对贬低、声讨抗议，都没有什么意义。”王蒙其实当过诺奖的推荐人，“诺奖本身是北欧人评出来的，不可能满足中国人的价值观，也没有这个义务。与其批评诺奖，还不如改善国内的文艺评奖，增加它的权威性、公信力与影响力。”他建议，国内应该建立一种真正具有艺术性的权威华语文学大奖。

    “文学奖做得再好，不如文学好”。王蒙认为最终具有决定性的还是文学作品，而不是奖项。“文学的成批成捆，作品与作家的成类成风，人物的批量生产，这是很恐怖的。”现在很多文学机关团体抱怨，自己从事的文学事业从中心滑到了边缘。王蒙认为文学并不边缘，全国每年都要生产大批文学作品，但实情是著名作家与官员越多著名作品越少，文坛越热闹离文学越远。

    研究《红楼梦》侧重谈人生

    在传记中，王蒙记录了一系列跟自己有关的争论，比如作品《坚硬的稀粥》发表后引来的批评，关于专业作家体制的一次谈话引发的全国大讨论。他表示，这些争论都过去了，再说意义不大，但他会在书中说出事情的经过。“在我年逾古稀的时候，说出真相是我的无可逃避的义务。”他认为保证真相的关键在于拉到阳光下晒一晒，考察真相最有力的试金石是时间。

    在写完三本传记后，王蒙说自己正在写一批短篇小说，一本《红楼梦》研究著作也即将面世。“我跟侧重史料钩沉的红学家不一样，史料也不是我的强项，我主要从文学与人生的角度来研究《红楼梦》。”他觉得《红楼梦》是一个特别好谈的话题，可以借题发挥，可以用自己的人生经验作补充。生老病死、富贵荣华、祸福命运，书中什么内容都有，谈论起来很方便，这也是王蒙作《红楼梦》研究的出发点。

    身为著名作家，王蒙拥有各种头衔，名誉职务难以胜数，但他表示这些并没有占用自己很多时间，对创作没有太大影响。每天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写作上。“这很快乐也很充实。我的兴趣广泛，我的笔墨不只一种，我的生活介入方方面面，牵心动魄的人与事、题材与感情都没结没完，我老是有无穷的内容等着写。同时我也随时准备在江郎才尽以后淡出文坛。”

  （实习编辑：马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