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
●忽略文学的力量固然有问题，但过高估计它的力量同样有问题。
●现在中国的小说没有作者，有的只是叙事者。
●一个作家如果没有勇气和担当，就谈不上任何才华。
日本有个重要的学者叫柄谷行人，我们请他来清华做讲座时，他重申了他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前言中的基本观点:文学正在遭遇空前的危机，而同时希望也恰恰就在危机当中。对这样一种危机的状况进行反思，当然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和出发点。对我来说，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文学在过去的一两百多年中到底扮演了何种角色？
现代主义反思
托多罗夫去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文学的危殆》。该书对整个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做了回顾:文学的危机恰恰是在近现代不断的文学变革中出现的。李陀先生在许多年前也在《漫话纯文学》中，对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进行了重要的反思，可惜的是，他的许多重要观点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现代主义不仅仅是一个叙事学或修辞学革命，用布努艾尔的话来说，现代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带有强烈政治意图的意识形态。比如说，法国的超现实主义运动一度还爆发了街垒战。众所周知，法国的结构主义的产生与1968年的学生运动关系密切。甚至，按照伊格尔顿的描述，整个20世纪的西方文学理论变革的背后，都有一个清晰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意图伦理。简单地来说，文学理论也可以被看成是某种政治理论的替代物。只是到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学界才开始逐渐意识到，通过语言学的变革来解决一切问题的尝试，至多不过是某种慰藉而已。但是，文学却被永远地改变了。我觉得，我们过去过多乞灵于文学的历史进程必然会造成许多复杂的后果。当今文学的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也与这样一个进程有关。
当然，现代性在欧洲发端，并波及到世界各地，这一过程本身也很值得研究。就中国而言，由于启蒙和救亡的现实压力，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一方面将文学的作用大大提升，但同时也使得文学的功能狭窄化了。就小说而言，过去的传统的叙事文类因其“街谈巷议、残丛小语”遭到长时间的忽视，可是到了近代，小说的兴衰却突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一文的表述即可大致了解。但是，文学的变革的动机，在中国和西方完全是两回事。
文学的科学化及其后果
这个状况是怎么造成的？
我们来简单看看西方文学的发展。“文学”这个概念进入学院研究，是在18世纪以后的事情。我们今天谈论的19世纪文学巅峰，是人类历史上的绝无仅有的特例，以前没有过，我想今后恐怕也不会有。问题是，为什么文学会突然在这个时候变得如此重要呢？
过去的大学，有语文学科，但没有文学。在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文学一直是一种秘传的经验。文学不仅不能成为一个严格的学科，而且并不存在知识上的科学性。我们谈论文学，往往是经验主义的印象式描述，而解释权仅仅掌握在极少部分人手中。也可以这么说，文学是一种神秘的知识。可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启蒙运动的展开，文学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功能被重新发现:作为一种宗教替代品的价值系统；作为社会认同的一个重要的安慰剂和粘合剂。
社会产生的巨变，对每个人都构成了很深的威胁。在这个重要的关节点上，文学发挥了重要作用。从《鲁滨孙漂流记》到《包法利夫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社会是怎么演变过来的。前者的乐观情绪一目了然，可是，福楼拜描绘的19世纪的那个世界就已经很可怕了。福楼拜怎么写包法利夫人呢，他觉得这个社会已经没有任何浪漫可言。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制，是不允许浪漫的。资产阶级已经张开血盆大口，毫不留情地吞噬着那些被历史的车轮甩出来的人。到皮兰德娄、荒诞派戏剧、加缪，文学与社会变化的内在紧张关系更为明显。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方面来回顾这一变化。从俄国形式主义开始，一直到后结构主义，西方文学理论一直致力于文学的科学化。这种科学化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解神秘化”，原来我们所习以为常的所有概念都遭到了全方位的质疑，比如经验、主体性、自我、个人、作者等等。这一发展进程，尤其是叙事学的产生和演变，固然有形式主义的嫌疑，但其背后的政治动机和社会批判意识也不难识别。即如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其“陌生化”理论主要针对的是社会的“代数化”、“自动化”所导致的主体性丧失。另外，文学的科学化过程与学院体制的知识生产也有深刻的互动关系。当然，文学在当前的学院格局中的地位也早已今非昔比。
问题是，科学化的后果相对于实践者的初衷却构成了悖论和反讽。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我们为了研究人的血液循环系统，最终却不得不把人杀死。”
第一，本来我们借重于文学是为了反对僵化，反对生活的无意义，是希望给机械的社会提供某种安慰或情感，可是科学化造成了新的机械和僵化。
第二，文学的科学化是为了破除神秘，希望通过科学化对它进行祛魅和解密，可是今天文学正在被重新变成了一种更大的神秘。举例来说，如果你不读理论，不了解日益复杂化的形式和技巧，你根本不知道作家们和学者在说什么。要指望人人都能像雅各布森那样来解读文学，本身就是一个神话。某种意义上，文学已经成为了少部分人的文字游戏。
第三，对社会现实的干预。20世纪，很多人把政治化的想法全部放入文学理论。我个人认为文学既不像他们说的那么重要，也不是说不重要。你把很多它根本不能承担的任务一定要它来承担，它就导致了泛政治化。忽略文学的力量固然有问题，但过高估计它的力量同样有问题。我们套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文学理论所留下的基本上是一个原样的世界。
第四，文学变革也是对主体性的强调和呼吁，结果这种强调却导致主体性全面的丧失。因为不论是从现代主义文学实践，还是从文学科学化的理论成果来看，人的主体性根本上就是一个幻觉。
作者的立场
文学的科学化所强调的多元化，在今天也越来越有相对主义的嫌疑。用本雅明的话说，当今的作者对人对己都无所指教。这就带来了一个小说叙事表达的新问题，就是“什么是小说的作者”。我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说了一句很极端的话:现在中国的小说没有作者，有的只是叙事者。大家都在五花八门地变化方式来写作，大家都很客气，都很理性，价值判断都很暧昧，也都很符合科学化的要求。
在这种状况下，很多人觉得写作好像就是不同的叙事修辞展示。鲁迅文学院让我到作家班去讲课，讲讲小说叙事。我看了一部分同行们的作品以后非常吃惊。他们的技术和技巧看上去已经非常好了，可以说让人眼花缭乱。但这里也有一些误区。我们似乎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过于追求所谓的客观化，过于追求观点立场的不偏不倚，我们似乎忘记了歌德的忠告:一个作家如果没有勇气和担当，就谈不上任何才华。
不过，话说回来，作者的简单介入的确有问题。作家过于信赖自己的主观经验和意图，也确实值得警惕。比如《安娜·卡列尼娜》，大家都知道作者是托尔斯泰，但是叙事者是谁呢？不知道。很多非中文系的人就会说，作者不就是叙事者吗？但是我可以告诉诸位，两者确实不一样。托尔斯泰在写《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有自己的思想偏见。他是一个东正教信徒，对文明观念、家庭观念都有自己的看法。像安娜这样的人，其实他是很厌恶的。但是托尔斯泰毕竟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在写的过程中，他就在不断思考安娜到底有没有她自己的合理性，从而修正了自己的局限和偏见。
一个文本有两种意图，一个是作家想要告诉我们的意图，还有一个是作品本身实际反映出来的意图，这两个意图是不一致的，而且现代西方叙事学认为后者更加伟大，作者不值一提。后来昆德拉把这个说法更加具体化，他认为小说中有一个伟大的声音，作家要倾听写作中伟大的声音。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但它被西方理论提到一个高度以后，就会带来新的误解。巴特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作家已死”，这个说法同样带来了一个很大的误会，认为所有的东西都在文本本身，作者很次要。我们甚至会误以为作者根本不重要，作家的经验、修养和境界通通不重要。这样的理解是根本错误的。因为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交流，不管作家本人如何“客观”，交流的“意向性”一开始就是包含在其中的，对于这一点，作者本来无须避讳。
20世纪80年代时，很多人主张要把纯文学和大众文学的界限消弭掉，他们质疑为什么要搞精英文学、现代派？这是不对的，应该向通俗文学学习，就是要把小说写得通俗易懂，小说就应该大众化。
但我们今天再来反思这个问题，有一点必须看到，中国的所谓精英文学本来就是发育不良的，或者说在80年代根本就没有建立起来。现在经过市场化的洗礼，忽然就丧失了立场，似乎所有的界限都消除了，所有电影和文学都在提示我们这个社会很堕落。问题是我们还需要文学干什么呢？加缪说过，做一个好的作家，难道就是把世界要没落这个消息告诉读者就行了吗？难道作者不需要起码的意向性的立场吗？有些作家退得比预想中更厉害，不少作家退到完全为了版税、印数而写作，而在道德上认为理所当然。
另外，什么是大众？这个问题需要仔细分析。大众在一部分人那里主要是指的那些没有话语权的无产阶级、不识字的农民，而在另一部分人那里，指的是我们当今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已经控制了相当多媒体的一个群体。他们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力，希望人为地把这个社会引入他们提倡的发展道路上去。如果不把这区分开来，笼统地讨论大众和精英，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的问题，讲到了文学为什么会变得那样重要，而今天为什么又回到了相对次要的地位，以及对作者这个问题的思考。这个思考是从我个人感兴趣的历史脉络出发，跟大家做的一个梳理，当然也有某种现实的考虑。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人都不敢说话，也不敢承担。随时可以退后，随时可以放弃。这背后固然有个人的勇气问题，但也有理论或者认识上的偏差。
说到底，文学本来是一个需要特别的洞见和警觉的事业。今天这种警觉力当然更为重要，因为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的复杂程度是过去没法想象的，做一个好的作者和读者都一样。近现代以来，不论是文学的内部还是外部，都进行了一系列充分的实践，这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历史遗存。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已经无法简单地回到从前。除了时间性的纵向梳理之外，还需要从不同的文化空间的差异性的角度进行细致的考察。而我个人认为，后者也许更为重要。
（实习编辑：马妍）
格非，1964年出生于江苏省丹徒。作家，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86年发表处女作《追忆乌攸先生》。主要著作有:《格非文集》、《欲望的旗帜》、《塞壬的歌声》《人面桃花》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