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春与儿子一起“认得几个字”

    题记

    最近许多人提到台湾作家张大春都很激动。还有媒体近似狂欢地报道，张大春来啦！传说中的张大春就这样坐实了他神奇的面目。

    我对张大春的了解，是从两年前读一本小书《春灯公子》(印刻出版)开始的。那时，只管读得痛快，全然未去想他小说叙事的苦心，更不晓得那一番出口成章、张口便来的快意，是他每天下午在电台给人说书练就的。后来，又陆续看了他的《四喜忧国》、《小说稗类》，如今的《聆听父亲》，直到近日在上海见到张大春本人，我才觉得要用一种身份去概括眼前这个人是难的。

    眼前的张大春不修边幅，牛仔裤、灰衬衫。头发微微卷曲，甚至有些零乱，架在脸上的眼镜旧得连镜架都褪了色。这个有着优秀的小说创作功力、深厚的史家眼光的人，写下过《鸡翎图》、《大说谎家》、《欢喜贼》、《城邦暴力团》、《战夏阳》、《将军碑》等，却声言要放弃一个“随时随地拥有著作权身份”的小说家角色。如果一定要用小说去界定他，他愿意被人称为小说的工匠。

    他写得一手好书法，却不矫情。到上海的这一夜，“大头春”在沪上老朋友的家里，泼墨挥毫，喝酒畅谈，直到凌晨三点散去，第二天照样出现在华东师大的讲台上，两小时的“我所继承的中国小说传统”演讲，谈古论今，如水之流。

    能说，会说，用张大春的说法，这是“张家的德性”。年幼时，父亲抱他在膝盖上说“石头里蹦出一只猴子”；长大了，每天下午他上电台说书，随着惊堂木一拍，“说书人张大春，今天伺候您一段儿”，引来听者无数，已经拥有六七十万的固定听众。说父亲，他甘愿收起玩心，暴露弱点；说孩子，他马上快活地站起身来，手舞足蹈中，一段段和孩子们玩在一起、说在一起的画面仿佛就在眼前。

    难得不在家里待着，儿子说：“爸爸不在，家里很安静。”

    把小说“玩儿得转”

    “东家听来西家播弄，夜里梦见醒时摆布，乡间传说市上兜售，城里风闻渡头捣鼓。”这句写在《春灯公子》封底的文字，道出了张大春的生命情趣。从《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我妹妹》，到《大说谎家》、《欢喜贼》、《城邦暴力团》、《聆听父亲》、《春灯公子》、《战夏阳》等，张大春一直在尝试不同的写作文本和写作方式。而张大春喜欢用“玩儿”来形容他的尝试。这后面至少隐藏了三层意思：作者对小说这种东西充满兴趣，所以写出来的东西不枯燥；作者在创作时自由发挥，不受条条框框的限制，所以写出来的东西新鲜、有创意；作者功力深厚，能把小说“玩儿得转”，所以写出来的东西有水平。张大春说过：“好的小说能够显示小说的自由，不能显示出小说这门艺术的自由的小说，大体而言，就是故事而已。”

    在张大春专心写作的年代，台湾流行过魔幻现实，也流行过米兰·昆德拉，“我们叫昆腔和马派”，张大春说自己也曾经模仿他们写作。当时，张大春在报社工作，早上六点半到报社后，先看30多份报纸。然后挑出当天最能够被议论，或者是最能刺激读者耳目的新闻，他就把新闻大致的内容改写成小说情节，形成一天1100字左右的连载。“这个连载本身是一个小说，可是每天都会加入当天的新闻。这个形式当时写的时候，非常得意，我认为全世界不可能有第二个人会这样做。”年轻的时候，人总有着强烈的思考热情，喜欢把大部分激情都灌注在一些很终极性的问题上，企图就人生意义、人类命运、社会公平等等找出个答案。现在，张大春坦然地说，“过了这时段了”。他甚至“反对在这种大的问题、繁复的思辨问题上花太多的心思”，因为“我们能接受、能追寻客观知识的力量，是有限的。”在他另一本小说里，张大春写道，“人生没什么意思，也没什么道理。”“回想念研究所时，有三四年以上的时间，全部泡在西方语言学、美学、人类学结构主义上面，当时很热爱。后来回想，相当无聊，大白话能说的，统统‘学术’着说。”

    让笔下人物返璞归真

    有人说，张大春天生善于故弄玄虚。“乡野怪闻、魔幻后设、都会传奇，真真假假随手拈来，每能浑然成趣。”评论界称其为“天才”。张大春对天才的解释，是“能够耐得住超乎常人的辛苦锻炼”。“如果只看结果，是看不到什么叫天才的。就像我，撇开对自己的要求，每天写一篇6000字、8000字的小说，我现在就不费力，就跟吃蹦豆似的。”

    写作所谓的“天分”，在于“不费力”。但“不费力”正是长期“费力”练出来的。张大春犹记得2000年到2003年写60万字的《城邦暴力集团》，当时还习惯手写的他，“800字一呼吸、2000字一呼应”地写完最后一个字，发现书桌旁，一摞稿纸的最底下一张，已经脆了。旁边无人，他笔一丢，桌子一拍，说：“此后再无难事。”

    当技巧玩到极致时，张大春返璞归真了。《聆听父亲》就是这样一部转变的作品。阿城打了个比喻，“我觉得他原来勾拳比较多，这本小说却是直拳式的作品，它能够直接打到你的心脏。”这部后来被台湾作家朱天文称为“有着‘弱点’的书”，成了张大春的转折点。

    不渲染，不经营细节，也尽量不去从事任何细致刁钻的功夫。张大春说，“写《聆听父亲》，我曾经对自己允诺：不能建立在任何一个我所不了解的事实的想象上。”他丢弃所有小说的盔甲，参透笔下人物，返璞归真。他说，“我希望能捕捉到对人事最起码的一点：人努力活过一世，恐怕最后就留下一个点在历史的长流中。所以写人生是越简单越明了，不加任何的想象、雕饰，甚至消灭了细节，就是所谓的‘一笔勾魂’。”张大春告诉记者，写这本书对他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提示，不是他要如何创造、经营，也不是要发明小说史上的某种技术，只是如何记述一种被记述的对象的技术。“这是我给自己的一项功课。”这是张大春《聆听父亲》里的一句话。“即使答案永不出现，我依然要换一个方式继续追问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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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忍住不写”，成为了笔耕不辍30载的张大春现阶段“最辛苦的锻炼”。“很想写，还要在脑海里转一转，那个很折磨我。写不是问题。会想，是不是有谁写过了，这个狄更斯写过了，那个马尔克斯也写过了。不认真去想的人，永远不会明白这种折磨。判断一个东西值不值得写，这个消耗远远大于写的消耗。”

    文化通过家族背景传承

    面对沪上媒体的那个下午，张大春照旧讲了几个钟头的故事。他的话匣子从国民党赢了台湾大选开始打开。说起这次祖国大陆之行，张大春显然感到了某种变化的讯息，“有一种开放，它不仅仅是我的书进来了，它带有另外某种讯息，是值得探究的。”

    早在1988年，张大春第一次回到祖国大陆。“三月来，四月下旬回去台湾，这一段时间对我有启蒙意义，这是我第一次切实地从季节变化上，理解到个人突然面对的不同的世界。”“台湾四季如春，没有明显的季节更替。而北京一片白杨树的枯枝，40多天后离开时，杨树全部发了嫩芽。”张大春说，“我看着笔直的路，嫩绿的树叶，白色的树皮，眼泪突然就流下来了。”为什么落泪？“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诗经》上的句子，过去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可是季节分明的变化，如此亲近的一群家人，四十多天的熏染，把我感动了。”

    所谓家族的熏染，大事不说，每举小事。张大春说，“到姑姑家，看到有四五本书要绑一下，姑姑总拿出一大卷塑胶绳，每一段长短不一样，是由每天买包子的绳攒的，每一根都绑在一块儿，接头的地方都被修剪过。我看着那一卷塑胶红绳就笑了，我娘也是这么干的。我姑姑说：这是咱们张家门的德性。”张大春从那卷塑胶绳中隐隐感觉到，在很细节的地方，生活可以联系在一起。

    还有一次，大春和六大爷、五大爷三个人躺在旅馆里，大约十天，每天都谈家中往事。一年多后，六大爷寄来了七十页的《家史漫谈》。这件事情使张大春感觉到，文化通过一种家族背景传承下来有种温情在里面。张大春后来在自己主持的“NEWS98电台”节目中举办了一个“聆听家人”的征文活动，邀请宝岛听众书写自己家族的故事。张大春说：“这是一个抢救家族记忆的机制。”参与者之踊跃、引起回响之大，通过这次征文令张大春意外。很多尘封在人们内心的记忆复活，历史得以重现。

    多年父子成兄弟

    张大春说自己跟父亲的关系是，“多年父子成兄弟。”“有时候和父亲吵架，妻子劝我不要对父亲那么凶，我对她说：‘你懂什么，他是我朋友，他不该这样对朋友。’”

    张大春祖籍山东济南张家“懋德堂”。父亲是1949年从内地去台湾的第一代外省人。写《聆听父亲》时，张大春伏在书页里唏嘘。曾几何时，父亲希望儿子考第一名，儿子就考第一名。父亲希望儿子是大学教师，于是他就做了大学教师。他对文字的感情，启蒙于小时候，父亲抱他在膝头，每天讲一回故事。至今他还记得，有一次为了庆祝他小学毕业，父亲破例给他讲了两回，那是相当的精彩……

    1997年的2月6日，除夕那一天，张大春的父亲喝高了，摔在浴室里。父亲一生健硕，却在洗澡时跌坏了一束比棉线更细的神经纤维，继而瘫痪在床。此后，张大春只有通过交谈的方式，让父亲感觉他过去77年的生命。而就在父亲摔倒前没几天，还在帮儿子用自制的滚轮将家里几千册的书，从一楼“搬运”到三楼。其实，在张大春的讲述中，可以看到对中式父子关系的准确描述，“跟我这一代许多父母不同的是，我的父亲对于让孩子长智慧这件事没有太积极的作为，有些时候——尤其是当孩子发现这世界有些奇趣、有些新鲜的时候——他的反应还显得异常冷淡，像是要刻意敷衍那种‘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的冲淡之气。”爸爸不鼓励儿子的个人意识，他教儿子拉胡琴，习大字，一天读一段《水浒》，散步的时候品评人家门扉对联上的书法。而母亲呢，说的从来就是实用语言，吃饺子，羊肉要配胡萝卜，猪肉才能掺白菜。最后一个故事是，父亲千里逃婚，在外过散漫日子，母亲用半残疾的病足，走了几百里去投奔他。父亲抱愧终身，从此安于室，妻儿在，不远行了。这是中国人才能写出来的故事。

    张大春谈关于写作动机那段，令人印象深刻。父亲每日都在做着劳而无功的康复练习，医生说：“其实从他摔倒的那一刻，就无法改变结果了。”张大春说，写作，终其一生的操练，也就是于事无补的康复运动。原始的恐惧是“我怕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爱我。”我相信他的话，所有的写作，都是伤口上开出的花朵。

    关于孩子

    在《聆听父亲》的扉页上，分明地写着几行字：“爸爸，我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你写稿用触觉，写出来的东西就是假的；如果你写稿用讨论的，写出来的东西就是真的。”这是张大春的儿子张容在3岁时说的一句话。张大春讲自己孩子们的事，总是兴致勃勃，讲累了会站起来搭着椅背继续说。

    有一次，张大春对儿子张容说，“如果把你学过的每一个字的构造、原理还有变化的道理都像讲故事一样地告诉你，会不会让你对写字有多一点点的兴趣呢？”

    “不会！”儿子立刻坚定地回答。

    “为什么呢？”

    “这跟懂得字不懂得字没关系，跟你讲不讲故事也没关系。我知道我的字写得很丑啊！”

    “那你会想把字写帅一点吗？”

    “我想把字写得让人看懂就可以了。”

    “你不觉得字写得漂亮一点、好看一点，自己看着也舒服吗？”

    “就跟你老实说吧──帅的人很好，人们会比较喜欢他；帅的字没感觉，而且很浪费时间。这样你懂了吗？”

    “你的意思就是要先玩够了才会去练习写字吗？”

    张容慎重地想了一下说，“你这样就懂我的意思了。而且你一定要相信我：我总会有玩够的时候。”

    不过最让我觉得有趣的是他讲的一个小故事：他的儿子和女儿一天合计恶作剧，把一只绣花拖鞋绑在一条绳子一头，挂放在门上面，想诱他被打脑袋。

    两个小家伙齐齐来到他面前，大的说：“爸爸，你愿不愿意去玩一个没有玩过的游戏？”张大春忍住笑，故意说了句“我才不入你们的局呢!”两个小家伙立刻傻掉：“什么叫局啊？”于是，一边一个坐好，张大春掏出白纸，开始说文解字，从“局”字的甲骨文“像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讲起，讲到《太平广记》中汉初四老坐在大桔子里下棋的典故，告诉他们“局”就是局限，就是限制，比如“广电局”就是你只能在广电这一块管辖，其余的就不是你的范围了云云。两个孩子听得津津有味，当老爸的很得意地说：“所以，就是我没有入你们的局，是你们入了我的局了！”小女儿立刻问他：“那你愿不愿意被鞋砸一下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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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春讲孩子们的事，是最温馨逗趣的。在聊天中，他总是自嘲数学极差，经常得鸭蛋。有一次，七岁的儿子数学考了六十九分，反问他：“你以前不是都考零分的吗？”张大春说，“你不能跟我比呀！”

    可是，能比，还是不能比呢？这真是一个比哈姆雷特的天问还难以回答的问题。张大春说。

    不惑之年重新认字

    近10年来，张大春像小学生一样开始重新认字。在《聆听父亲》之后，他写了本趣味盎然的书——《认得几个字》。这是一本教孩子怎么认字的书，“买卖的买，练琴的练，背书的背，从语言学，从文字学，从声韵学，想办法找一些小故事，让我6岁跟9岁的孩子有兴趣听。”通过童稚的儿女，说文解字成了一则又一则好听的故事

    张大春说，“我们在生活之中使用的字——无论是听、是说、是读、是写，都仅止于生活表象的内容，而非沉积深刻的知识与思想。穷尽人的一生，恐怕都未必有机会完完整整地将听过、说过、读过、写过几千几万次的某个字认识透彻。因为我们对于认字这个事情想得太简单。生命在成长以及老去的同时，我们觉得自己已经脱离了‘某个阶段’，认字这个活动应该已经轮到儿孙辈的人去从事、去努力了。往往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智开始萎缩，我们的语言趋于乏味”。“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你认得字吗？我说，‘我认得几个字，不过，还在学习。’”

    在张大春心里，认字，从来就不只是国语教育，更是情感教育。他说，女儿没有想到，父亲要教她写字。她脸上很快地掠过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说：“你不是只会打电脑吗？”“那时的我已经很久不用硬笔写恭楷，稍一踌躇，女儿立刻问‘你忘了怎么写字吗？’‘没有忘’，‘那你在想什么？’呵呵，就是那一刻，我想的可多了。我想我不应该只是为了教会孩子写出日后老师希望她能用笔完成的功课而已。我应该也能够教的是这个字的面目、身世和履历。这些玩意儿通通不合‘时用’，也未必堪称‘实用’，但却是我最希望孩子能够从文字里掌握的——每个字自己的故事。”

    采访手记

    读史不闭门，张口能说书。这是张大春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回想起来，喜欢张大春，也许就是因为他活跃的思想，精彩的表述。他的身上有着难得一见的传统文人气，却没有一丝故作姿态的文艺腔。他的说话经常被自己打断，话说到一半，又生出另外精彩的故事，如此连绵不断。

    他有小说家的敏锐、评论家的直接、旧体诗作者的情怀、梨园的嗓音、电台说书人那不慌不忙的口才，他有家藏3万册书(三、四千册线装书)的对岸文人的底蕴风度。他不吝展示感性的一面，临到煽情处，却一笔宕开。他非常孝顺，又非常固执。他在台湾把自己所有的书交给“印刻出版”，只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印刻”的老板是山东人。

    听朋友说，在《聆听父亲》写不下去的几年里，张大春开始大量阅读传统笔记小说。在他的家里有400多部全套的中国传统笔记。他几次三番地在对大学生的演讲中呼吁重视中国的文学传统，特别指出中国笔记小说和说部中相互借鉴、挟泥带沙、跑野马式的叙述笔调；他看出中国的叙事传统中有很了不起的特征，后人在前人留下的东西上，添枝加叶就变成了“我”的东西，这种传递下来的绵延不断的民间智慧，就是中国叙事传统的根本。

    而他又何尝不是一个传递者？

  （实习编辑：马妍）